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docx

1、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摘要】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在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在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上半年后，在延续以往对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还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达到反摩擦的目的，并时刻警惕日、伪、顽勾结的三面进攻。这一阶段，由于国共双方在前线和后方抗日的差异性，因而配合盟军也成为中共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这一阶段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相关联。抗战后期，由于广东军政1.吉吾和国民党中央缺乏对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加之粤汉铁路南段的打通和国民党军队实力的下滑，中共及时调适战

2、略部署，实现了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共离合下中共战略调适的多重面相。【关键词】国共关系；东江抗日武装；盟军登陆；战略部署东江地区在华南抗战史叙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重要区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主力部队的领导者曾生分析日军的部署时指出：“以广东范围而言，则进攻粤北是主要方向，而以进攻东江打通广九铁路为重要配合。”19431945年，中共在东江地区的战略部署受国共关系离合的影响。1943年110月中旬，即广九铁路全线沦陷期间，中共工作重心由过分依赖日顽矛盾转向积极出击；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反对摩擦，大量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并向盟军提供情报和援助，配合对日反攻。但

3、由于后期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中共将战略部署调整为争取自卫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罔顾抗日立场的行径破灭。学界关于中共领导东江敌后抗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筹建与发展和东江地区在华南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有研究涉及东江抗日武装发展过程中对“重统战”和“轻游击”特质的调适，成果颇丰。但时间外延上较少着墨广九全线沦陷后这一时间段。关于新一轮摩擦发起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工作重心的变化过程、广九全线控制权的争夺、国共关系的离合对东江政局的影响以及中共战略部署的调适则研究不多，尚存若干未涉及的问题。如19431945年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是如何在日、伪、顽的夹缝中生存的？何以

4、东江纵队成了盟军登陆的接洽方？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广东省内军政力量的实际控制力如何？多方博弈视野下的东江敌后战场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尝试以1943年广九铁路全线沦陷的特殊时期为分界点,厘清中共对于东江政局的把控与抉择，并探讨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下中共战略部署的调适，反映出东江地区乃至广东抗战中国共离合的复杂历史面相，凸显中共敌后抗战的生存之道。一新一轮摩擦下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工作重心的转变1943年3月底，国民党第六十五军驻惠州第一八七师（简称“一八七师”）由惠州集中调防粤北，改调国民党军第十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旅（简称“独九旅”）、保八团到东江地区，别动队第一大队崔荣基部亦抵达东江，惠淡

5、守备区指挥官由叶敏予接任，国民党顽军发起了新一轮摩擦。1943年310月广九铁路全线沦陷为第一阶段，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由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广九铁路全线沦陷至1945年7月为第二阶段，由于日伪军正面攻势加强，工作重心又转变为大规模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和建设正规化部队。（一）第一阶段（1943.11943.10）：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由于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在1942年反共逆流中遭受较大损失，军事活动空间受到限制，还受到粮荒和旱灾的影响，队内弥漫着悲观的情绪，遂在新一轮摩擦下选择了主动出击，摒弃之前过分倚靠日顽矛盾的作法。1943年4月，东江抗日武装在新一轮摩擦下取得了对顽军两战全胜，”由于

6、打了一个胜仗，把前时的一切颓靡不振、被动、偷懒的风气一扫而光，由防御转为出击，军威大振”。加之干部整风的积极作用，因而对顽军采取了主动出击。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发起了新一轮摩擦，林平在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汇报时表示：“此次反共高潮酝酿的特点，是反共方式的更阴险毒辣，在合法的法令与灵活的政治烟幕掩盖下进行反共。其次在它的慎重行事。”紧接着周恩来指示林平:“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要针锋相对地同其斗争。”由于新一轮摩擦中政治分化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威胁，以主动出击代替消极防御成了东江抗日武装生存发展的首要选择。早在194

7、2年8月国共双方谈判期间，东江游击队曾依托自身所处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夹缝的环境，利用顽军不会轻易接近日占区的心理，在其中建立起新的主力大队一一珠江队。运用日占区的环境是避免遭受顽军“围剿”的有效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过分乐观的心熊，导致过分依赖日顽矛盾从而造成消极防御的姿态。此后，为彻底“清剿”东江游击队，国民党顽军不惜与日、伪军发生冲突，接近日占区，加之日伪军“扫荡”的同步进行，东江游击队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并遭受损失。中共对此也意识到过分利用日顽矛盾会走向消极躲避的局面，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九龙乌蛟腾村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军的“

8、围剿”要坚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和主动出击的方针，指出：“我们是处在敌顽两面夹击的情况之中，我们不能存在丝毫依靠敌顽矛盾的错误观点而招损失。”“对执迷不悟依然袭击我之顽军，应予以消灭之打击，在军事上不能陷于被动。”因而在整个第一阶段，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分依靠日顽矛盾的消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二）第二阶段（1943.111945.7）：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日军打通广九铁路全线，并重点进攻东江抗日武装，对铁路沿线展开了残酷的军事“扫荡”。而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是“见敌一枪不发，远见远避”。如徐东来等杂牌军不得不向路东靠近，虽然减轻了路西的反顽斗争，但路东的摩擦也进一步加剧了。东江抗日

9、武装的工作重心转向大量发展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这离不开反“扫荡”和反“围剿”斗争胜利所带来的信心、中共对反攻力量的积蓄以及国统区范围收缩等因素。从广九铁路全线沦陷以来，东江抗日武装即以日伪军为出击对象，粉碎了其对东莞大岭山的“万人大扫荡”和阳台山根据地的“十路围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队伍；而国民党顽军虽退守路东及惠阳未沦陷地区，但仍旧加紧“围剿”。以罗懋勋为首的顽军，曾举行了四次“大进攻”，兵力每次达到空前的2500余人，但都被东江游击队击退。在反“扫荡”和反“围剿”斗争接连胜利、公开中共的领导以及东江纵队成立的情况下，东江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不断扩大，每区均有一个或两个大队。由于敌兵力

10、单薄且分散，故打击伪军与打击联防队的成绩显著。1944年10月，东江纵队在总结半年的斗争中说明：“这半年中比以前时期人员增多了三倍，武器增多了二倍（即1943年底为一，1944年6月人数为三，武器为二）。”除了部队的扩充，东江抗日民主政权在与反共逆流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加之路西沦陷后，国统区收缩，东江抗日武装的活动区域逐步扩大，一路延伸至东江北岸。“我们在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到处成立，现已有东、宝行政督导处一所，区政府四个（包括四十二乡）。”部队的不断扩大和政权的相继建立,均反映了这一阶段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既是对第一阶段主动出击敌军的延续，也是东江游击队逐步走向正规化建军和建制的反映。

11、此外，东江抗日武装这一阶段对于民众的争取也是大量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一部分，1944年元旦至1945年，东江纵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和生产运动，并建立民众武装，在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二反摩擦视野下以日伪为打击对象和调整统战策略伪军对于基本地区的统治能力大小取决于日军是否调援和驻守，战斗力较之于中共抗日武装和国民党军队而言偏弱，加之自身权责范围受制于日军，因而具备一定程度的妥协性。1943年以前，伪军对于广九铁路沿线呈“守势”状态，与日军此时的华南政策（相持阶段后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相一致，体现为“坐山观虎斗而乘机收渔人之利”。而东江政局的演化主要表现在国共双方的摩擦斗争上。1

12、943年初，东江政局发生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军调遣独九旅和保八团到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另一方面，日军开始积极行动，在东莞增调伪三十师驻防宝安，提高伪组织的职权，积极修筑广九铁路之南面桥，并派遣大量奸细特务到东江及其后方活动，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到来。在面对国民党军“围剿”和日伪军“扫荡”的双重夹击下，中共此时采取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加紧部队的整顿训练，充实队伍的战斗力，积极打击敌伪。中共对此表示:“我们还要积极找取机会打击敌伪胜利，任何一个对敌伪打击的胜利，都是反对内战的最好武器。”1943年底，港九大队在总结一年军事工作的报告时指出，对日伪顽作战的总次数为22次，其中对日伪多达14

13、次。日伪军在“扫荡”完指定区域后，日军会撤出并交由伪军驻防据点，且各个据点较为分散、人数不多（1020人之间）。这反映了东江抗日武装作战策略上的调整，针对各方政治势力的最弱部分进行打击。此外，广九全线沦陷以后，国民党军撤出路西，东江抗日武装的活动空间扩大，其主要的对手也转变为日、伪军。同时，顽军的“围剿”并未间断，“内战愈打愈凶，烧屋、杀人、奸淫、掠夺，连敌伪惯用的清乡、自新、三光政策都采用无疑”。甚至与日伪相勾结“扫荡”东江抗日武装，中共始终处于日、伪、顽三方的夹缝当中。在以日伪军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时，部分反对摩擦和决心抗日的国民党官兵则成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1943年4月，东江抗日武

14、装表示新调来的军队多在东江地区活动过，较为熟悉,且都是当地人员，具备统战的价值。中共此时对于统战策略已有所调整，摒弃了以往的幻想，大力展开统战活动，指示对新任长官、新到的部队及原有的官员，应即利用一切关系和他们联络，同时还要对新到长官（排级以上）调查清楚，尤其是他们对我队、对抗日以及内战的态度，以便于展开统战工作。“对顽固分子灵活运用有理、有节、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为此，林平专门分析了东江地区统一战线问题的实施，“正确的自卫斗争是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结合的而不是分离的。我们被迫而进行自卫斗争，同样我们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对顽固分子又“打”又“拉”，团结广泛的抗战和民主力量

15、才能促成反摩擦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统战工作中过左的倾向虽在1943年初期即被注意到，但其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后期。时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杨康华对于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不注意争取中间力量，将中间力量投入顽固派的怀抱中去，且将其当作顽固分子；不信任党外公正人士，将顽固分子当作汉奸；只顾“打”，而不顾“拉”，并表示“这个过左的倾向虽还不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危险，但它是带有普遍性的，必须引起我全干部的注意，及时加以克服”。在反摩擦斗争中，自卫斗争与统一战线是必然紧密联系的，只有在后者对前者适应的情况下，才不至于陷入过左和右倾的偏向。从1943年起，由于日伪军加紧了对东江

16、地区的攻势，加之顽军新一轮摩擦的发起，东江抗日武装遂积极出击广九铁路沿线的日伪军，粉碎其军事“扫荡”，捣毁了伪军的大量据点。顽军虽呈防御姿态，但其重心在于“围剿”中共游击队，甚至勾结日伪军共同“围剿”。在抗日立场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在打击日伪的同时，国民党开明人士也意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成为东江抗日武装的统战对象，但由于统战策略中过左和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这一阶段的统战工作更侧重于纠偏，整体决策在于调适自卫斗争与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三、时刻警惕日、伪、顽频繁勾结的三面进攻1943年以前，日伪军侧重于对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实行政治诱降，而非军事进攻，因而以路西为

17、核心的东江地区尚处于国统区的范围。在“围剿”中共方面，趋向单方面进攻，较少涉及敌顽勾结。1943年以后，日伪军在广九铁路沿线积极行动，东江抗日武装面临日、伪、顽的三面进攻，中共对此作出决定：”对敌顽双方对我的进攻，不能有丝毫的麻木疏忽，太平苟且，应随时随地作战斗准备。”这一阶段，各种军事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加之新一轮摩擦的发起，为日、伪、顽勾结并联合“扫荡”中共游击队创造了条件。1943年2月，林平在东江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国民党顽军新一轮摩擦会与敌伪相勾结，“会用武装救国骗人当伪军，并由此通过敌伪加强在敌后对我进攻，甚至公开向敌伪联合，向我进攻”。为防范日、伪、顽的三面进攻，中共此时的策略主要是

18、长期打算，力求隐蔽精干，准备在最严重环境下仍能坚持独立斗争,同时防范敌顽勾结。东江地区处于沿海一带，面积狭小，敌后空间亦不大（西面是日伪军、北面是国民党顽军，东面和后方均为大海），加之干部对三面夹击、残酷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在敌顽勾结的“扫荡”下损失惨重。3月，日军加紧了对东江抗日武装的“扫荡”，收买土匪和地方杂牌军，顽军与日伪军亦从中勾结配合进攻，林平总结道：“宝安我情报人员被敌围捕九人（内中队以上干部三人），失短枪数支。惠阳一小队武装被敌包围，死伤及被俘十九人（内小队长一、中队干部一），失步枪八、轻机一。”这一阶段，敌伪顽除了勾结“扫荡”，还对东江抗日武装进行物资上的封锁，在东江地区

19、粮食极度恐慌的状况下,东江抗日武装税收欠缺，无法维持生活，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7月，东江地区的粮荒日益严峻，各地发生农民暴动，而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对此采取镇压，勾结伪军乘机向东江抗日武装发起“围剿”。7月30日，宝安大队袭击了公明好吴东权部，挺进队独二支黄文光部对抗日武装发起伏袭。据清溪前伪乡长张晋供称：“本年2月9日，敌队长川口送酒二支，并有密信一封托令转交黄文光。”这足以佐证敌顽之间的勾结。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日伪军开始重视东江抗日武装,“敌、伪、顽层层勾结、配合进攻的事实，比以前更为显著了”。日伪军在东宝进行“万人大扫荡”后，“继续又在全广东五个伪军师当中，抽集三个师（伪四十五师、四十三

20、师、三十师）进行清乡蚕食，并且勾结国民党的内战军队，在沿东江河及大亚湾一带地区，对我进行夹击”。企图压缩东江抗日武装的军事活动空间，而宝安大队在识破其意图后，对观澜和乌石岩的伪四十三师进行了打击，使其撤出。1944年2月2日，徐东来守备第十大队陆如钧部，配合龟龄岛伪军约400人，突袭护航大队刘培部，造成了相当损失。4日，顽军两营及三个大队，配合伪军向大亚湾、侣山等地进攻，而抗日游击队于7日晚迤行突袭，死伤顽军中队长以下40余人，粉碎了伪、顽的联合“围剿”。较为大规模的当属5月2日，惠（州）、淡（水）守备区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懋勋，率领独九旅六十七团、独二十旅一个营守备队、徐东来、李乃名、陆如钧、

21、宝安县警队等顽军2000余人大举进攻惠宝沿海，公开勾结敌伪，从海上配合进攻。而中共游击队通过海上游击战法的灵活运用，将其从海上击退。9月，稔平沿海及东江河敌人利用龟令敌军（专在大亚湾沿海替敌人抢夺物资）及敌李潮队勾结当地国民党驻军陆如钧，盐警罗懋勋、徐东来，抢运鸨、盐及军用物资，而东江纵队直入敌军巢穴（暗街），生擒了伪大队长及驻当地全部敌军，另外进击李潮，封锁了资敌大门，极大地打击了敌顽勾结的恶劣行径。上述战斗均证明了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不但不抗战，反而破坏抗战的事实。国民党当局坐拥军队四五千人，用之于前线的却不到1000人，其余多数用于“围剿”中共游击队，当“敌人进攻广九路，不发一弹，狼狈撤退

22、且毫无民族气节，勾结敌伪,祸国殃民”。1945年初期，广东全面沦陷的危机日趋严重，国共军事力量对比逐步“失衡”，中共对此表示：“反共顽固分子，将更加紧其反共人民的罪行，甚至可能公开勾结敌人进行内战。”在国民党顽军彷徨无路的状况下，仍需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敌顽之间虽在“围剿”东江抗日武装上取得了一致，但日军对于东江地区国共两党的摩擦更侧重于利用，其立场主要是站在对华侵略上，“只要是中国军队，无论姓国姓共，都是他们伺机打击的对象。一方面其出动兵力与国民党军一起夹击游击队,另一方面又趁机袭击国民党军”。而东江抗日武装对于敌顽勾结的揭露和打击，表现出了其坚决抗战的政治立场，是对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的反

23、击。1943年以后，东江抗日武装虽将工作重心转为主动出击，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利用敌顽矛盾，而是以适当的方式代替过分利用。1944年4月3日，余汉谋电蒋介石称曾生部与敌伪进行谈判，并深入到敌区中，对于“围剿”产生了阻碍。9月30日，李汉魂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谈及：“溯自湘战起后，本省动员工作渐收积极效能，惟以经济阻滞，百业萧条，中共包藏祸心，乘机窃发，特以东区名属毗连敌伪与赣闽接壤地区惟尤甚。”同时还表示东江抗日武装在日占区和国统区接壤处内不断发展壮大，难以进行“围剿”。可见，适当利用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有助于东江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同时也是积极打击敌顽勾结的策略方式之一。19431945年，日、伪、

24、顽之间的勾结较之于先前更为频繁。这是因为日伪军的介入使东江政局发生变动，国民党军退守路东，而日伪军在协同“扫荡”的过程中又与国民党顽军的“围剿”相勾结，双方在消灭东江抗日武装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中共主要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并时刻警惕敌顽的勾结“清剿”，在以日伪为打击对象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威望。此外，为了能够在日、伪、顽的夹缝中生存壮大，东江抗日武装也适当利用敌顽矛盾，依托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和国民党军不敢轻易深入日占区的弱点发展壮大，为最终对日反攻积蓄力量。四、国共关系视域下部署盟军接洽与配合事宜中共东江抗日武装与盟军之间的渊源颇为深远。从成员构成上看，东江抗日武装存在着大量爱国华侨、海

25、员工人以及港澳青年。以曾生部为例，曾生具备海外生活和海员工作的经历，且与港澳同胞与华人华侨之间密切联系。曾生部初期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的名义活动，“东团”在成立时即受到各海外救乡会的支持，且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也批准了其成立。在吉隆坡队的73名队员中，即有52名参与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1939年海外华侨通过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的援助款项，一次即高达20万元。曾生与国际友人和华人华侨之间的联系是国民党军对其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到后期与盟军登陆接洽的时候，李汉魂曾表示：“曾生外受英军服务团之庇护，内以骆凤翔为缓冲”，难以对其进行“围剿”。1941年港九沦陷以后，东江抗日武装即派

26、遣武工队入港，开辟港九敌后游击战，并对国际友人展开了营救和援助，与国民党军的消极防御形成鲜明的对比。1942年2月，战地医院的赖特上校(Co1.one1.T.Ride)和两个外国人从日军逃脱后，便由东江纵队护送到中国内地去。3月4日，英国士兵霍支斯(P.Hodgy)和格尔拉夏(A.Ga1.1.aher)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并加入其工作。同月24日，香港警司汤先生和波利斯特奥德夫人(Mrs.Green,priestwood)从赤柱俘虏营逃离，并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前往中国内地。4月14日，香港义勇军波生吉特(D.J.Bosenget)、比尔斯中尉(1.t.G.1.G.pearceR.A.)

27、怀特中尉(1.t.1.S.WhiteR.A.)和祁德尊中尉(1.t.G.D.C1.agneR.A.)4名英国军官联名写信感谢东江纵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共计营救国际友人89名。这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盟国友人，推动了香港敌后斗争的开展，盟军最终选择了坚决抗日的东江纵队与之接洽。1943年下半年后，日军将华南作为中国大陆的战略基地，试图进行“绝望的努力”，并加紧了对广九铁路沿线的攻势，以便与盟军实行最后的决战。而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利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醉心于日寇降价求“和”的引诱，企图维持其法西斯专制的“一党专政”，由反共以达到对敌投降。中共此时已在部署与盟军接洽的计划，由于东江

28、抗日武装在对日、伪、顽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因而国内国际威信极大提高，“党中央已正式提出我队在广九路沿线坚决抗日，并正式向英国提出我队营救国际友人用去款项甚多，请其在赈款中拨取帮助，并以之作为我党国际宣传的资料”。1943年12月2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指明：“我们又竭诚向国际人士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中共对于盟军作战和登陆之事积极配合，而国民党军“不思军人有守士之责，一遇敌人，即狼狈奔逃，坐令敌人企图顺利实现，广阔之重要地区重沦敌手，既增我反攻困难，且影响盟国作战。东江纵队为配合盟军，积极对盟国人士进行援助，1944年

29、6月11日，前进报刊载美军飞行员给予东江纵队的感谢信，其中写明：“从来不曾知道过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勇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盟军选择将东江纵队作为接洽对象而忽略了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这还与国民党方面在前线的消极避战有关。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刊发东江纵队与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其中指明英、美两国目前尚不能以大量的军火与其他供应品援助国民党中央军，仅有的办法为与目前不仅在华北而在华中华南敌后工作关系，以物资上、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援助加其活动,东江敌后战场的东江纵队正是其选择。而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盟军表示日军发动猛攻力图围堵住汉口与广州间的最后一个缺口，以及美

30、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前进，使得中国东南部作战的游击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人民能被动员进行积极抵抗及援助登陆友军的速度。盟军充分肯定了东江纵队在接洽中的重要地位，表示：“立刻承认这些游击队的存在与潜力，包括派遣联络官，以技术上的援助与军火，对于我们将来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了。”东江纵队对于盟军登陆并沿着华南海岸作战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国民党方面对于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接洽多有阻挠，1944年9月30日，李汉魂致电蒋介石，称由于东江纵队在华南沿海一带的发展，因而在与盟军接洽的过程中，须“牢固我东南半壁”。10月18日，蒋介石电余汉谋：“如不再积极负责肃清，则势成燎原，尤其是沿海与广

31、九路一带，将来与盟军配合作战，更不能不有所规。”1945年4月18日，李汉魂又电蒋介石称曾生部“全团于盟军在我沿海登陆及进攻省港时，抢先接应，捷足先登，以争取国际地位，如果狡谋得逞，为祸更不堪言”。然而，由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加之国民党中央政府缺乏对广东省内军政力量的控制力，因而其阻挠于事无补。在盟军计划登陆的时刻，东江纵队主动提供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1944年K）月，曾生与美航队欧博士接洽，该博士的目的在于联络、建立电台以及收集情报，并称“美航队派情报员在沿海工作人员很多，盟军在该处登陆可能性较大”。东江纵队遂提供了相关情报。1945年3月7日，林平向中共中央请示盟军登陆事宜，其中

32、着重强调了英、美两国对待国共两党之态度，这是由于盟军方面也存在与戴笠接洽的可能性。3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林平，作出了盟军“不会很快”登陆的结论，这首先是由于日军正加紧对东江地区的“扫荡”，以便在盟军登陆节点进行打击；其次，英美利益的划分存在矛盾，且英国不能首先于香港登陆；再次，广东能配合盟军作战的部队不多；最后，国共摩擦的愈演愈烈。结果也与中共中央的预想相差不大，在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情况下，盟军登陆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可以想见的是，倘若最终登陆，东江地区必然是盟军反攻日军的区域。五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与中共战略部署的再调适中共对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受广东国共军

33、事力量对比“失衡”的影响。造成“失衡”的原因有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国民党中央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分歧以及广东省内军政力量相蟠所形成的便利中共发展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各方政治势力“围剿”下的策略调适、民众动员以及对反攻力量的积蓄，使自身在夹缝中发展壮大，其战略也由坚持自卫斗争转变为争取自卫斗争的胜利。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促使国民党军无法顾及对东江纵队的“围剿”。在1944年4月日军谋求粤汉铁路打通以前，独九旅虽以东江纵队为主要敌人，但在正面战场上也有所受限。这一阶段，独九旅对于中共更多在于污名化（称曾、王二部携巨款于惠东宝地区吸纳、“收买”民众）和情报收集的层面，较少触及正面冲突。在对东

34、江纵队的“围剿”上，也表现出“兵力不敷使用”的窘境。独九旅主要以政治烟幕掩护下的“反共”为主，在“围剿”之际多以散播谣言的方式迷惑中共，惯用分区“扫荡”，且不太敢深入敌后。之所以采取分区“扫荡”的方式，也与其军事力量的匮乏相关。独九旅的各级指挥官均对摩擦抱有疑虑，如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叶敏予，“不大信任干部，对内战无信心”。这一阶段，在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下，国民党军的兵力受到分化，在兵力不敷使用且不敢深入的情况下，内部又矛盾频发，加之中共的发展壮大所造成的彼消我长，军事“失衡”逐步发展。1944年中旬，日军正在积极准备进攻粤北和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广九铁路沿线的军事调动亦极为紧张，广东国民党军事力

35、量遂逐步集结于粤北，东江军政当局对于保卫东江毫无信心，更倾向于制造摩擦，东江纵队则发起了东江、北江的敌后游击战。在面临危机的状况下，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仍旧意欲发起摩擦,幻想通过盟军对日反攻而保存现有力量。中共对此表示：“我广东当局与东江当局，必须当机立断，立即停止内战。敌人进犯东江、进犯粤北，企图打通粤汉路已是必然之势，而且就在眼前。”而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的想法在于迁移省府至路西，并称：“东江惠潮嘉三属，沿海多被敌占领，民情复杂，中共活动最甚之，区尚粤汉铁路被敌打通则该区与省府隔离，而本省国军将来又多向铁路以东西移动，是则该区空虚，至可为应除。”同时还表示中共“图于敌人占领韶关后，即在东江暴动

36、刻正加紧东江方面工作”。国民党中央也表示高度重视，并致电余汉谋北江“保留防守韶关之部队以外，应可抽出一个军向东江和广九路进剿“。由于国民藁中央、广东军政当局不顾抗日立场而致力于摩擦，广东迅速变为敌后半沦陷区且不断扩大（东江、北江相继沦陷），正面战场节节溃败，国民党军遭受严重损失。“国军”一败于平汉路，二败于粤汉路，三败于湘桂路，丧失失地，无可计算。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逐步“失衡”，国民党军对于消灭华南抗日武装更是有心无力。国民党方面除了在东江、北江正面战场节节溃败所造成的兵力亏损以外，其内部也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广东地方实力派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需要，时常与国民党中央彼此推诿，余汉谋在日军侵粤

37、初期为形成嫡系势力，遂弃守广州，对于日军，至今一年多尚不发枪”，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抗击。在1942年“围剿”东江游击队时,又对蒋介石谎报军情,促使后者多次催促“清剿”。中共方面也对于余汉谋保存地盘的想法心知肚明，在韶府即将沦陷的时刻，”余汉谋是地方实力派，反对国民党中央把广东中央化的做法，而与国民党中央有相当程度的矛盾，特别是目前敌人威胁了他的地盘和生存”。央地之间的矛盾，为中共的积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东省内军政力量的1.酷更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441945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双方围绕地方武装和人事任用展开了争夺，其剧烈程度甚至

38、引发了蒋介石的调和。1945年4月18日，李汉魂致电蒋介石道：”为彻底肃清起见，去年曾会同省党部，拟具清剿计划，呈报七战区长官部，拟集中党政军力量，刻期实施，至今未奉批复，而负责剿办之人员及部队以纪律不良，滥收规费，不持肃清难期，且适为反动之借口。”最后无奈表示东江游击队益加嚣张，剿办亦多观望，前途演变倍切祈忧。同月26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表示：“务盼兄力持大度，笃念旧谊，尊重党政，团结内部，与伯豪切实合作，而以扫除省内异党达成抗战胜利为唯一对象。”可以窥知，蒋介石对于广东军政蛆酷的调和，更多在于防范中共方面的发展。5月17日，蒋介石再电李汉魂，指令其以“围剿”中共为唯一对象，政治与军事若不能

39、配合，中共则因而坐大。在这场广东军政力量的蛆蟠中，中共东江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民党方面兵力不足相反的是，东江抗日武装始终为对日反攻积蓄力量。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即转变为扩军和建政，并在扩军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中共积累起了反攻的基础，“国民党的力量大大的削弱，而且在敌人进攻与人民打击下继续削弱下去，我们的力量是一天天地迅速生长与发展”，因而中共在国共军事力量“失衡”的状况下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的主张，并作出了以争取自卫斗争的胜利代替先前的坚持自卫斗争的战略部署。六、余论19431945年，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在延续1942年

40、反共逆流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摩擦。由于日伪军对广九铁路沿线的积极活动，使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摒弃了以往过分倚靠敌顽矛盾的消极防御方针，积极转变为主动出击。这一阶段，由于日伪军攻势的转变，敌顽之间的勾结更为显著，东江抗日武装为反对摩擦,采取了以日伪为打击对象的战略部署，并对统战策略进行调适,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为实现对日反攻积蓄力量。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国际法西斯阵线的崩溃促使东江政局变动，日军为准备对盟军的最终决战，对广九铁路沿线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而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置若罔闻，坚决制造摩擦，采取破坏抗战团结的方式，企图在盟军对日反攻中坐收渔利。由于国共两党在东江前线和后方抗战的表现迥

41、异，加之东江纵队对盟国友人所提供的援助，因而盟军在登陆事宜上选择了与东江纵队进行接洽。到粤北战事后，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广东军政力量的1.酷异常尖锐，在国民党中央介入无果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乘机发展壮大。在种种因素的叠加下，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出现“失衡”，中共遂对战略部署进行再调适，实现了由坚持自卫斗争到争取斗争胜利的转变。UnitedandscparationbetweentheKMTandtheCPCandtheStrategicDep1.oymentoftheCPCintheDongjiangRegionAbstract：Inear1

42、y1.943theKMTsStubbornarmyIaunchedanewroundoffrIctionintheDongJiangregion,andtheCPCsstrugg1.estrategychangedfromdefensetoactiveattack,andwassettodeveIopandconstructa1.argenumberofanti-JapaneSedemocraticregimeafterthefa1.1.oftheGuangzhou-Jiujiang1.ine.Afterthefirstha1.fof1944,Onthebasisofcontinuingth

43、eexperienceofstrugg1.ingagainststubborness,theCPCa1.SotooktheJapaneseandtheIrpuppetastargettoachievethepurposeofopposingfriction,andwasa1.waysvigiIantagainstthethree-SIdedattackbytheJapanese,thepuppetandthestubborness.Atthisstage,duetothedifferencesbetweentheKMTandtheCPCinthefrontandtherear,Cooperat

44、ionwiththea1.1.iesa1.sobecamepartoftheCPCsstrategicdep1.oyment.TheCPCsStrategiCdep1.oymentintheDongJiangareawasre1.atedtothe“imba1.ance”Ofthemi1.itaryforcesbetweentheKMTandtheCPCatthisstage.IntheIaterperIodoftheAnti-JapaneseWar,duetothemiIitaryandpo1.itIca1.discordinGuangdongandthe1.ackofcontro1.byt

45、heKuomintangCentra1.Committeeoverthe1.oca1.forcesinGuangdong,Coup1.edwiththeopeningofthesouthernsectionoftheGuangdong-HanRai1.wayandthedec1.ineofthestrengthoftheKMTsarmy,theCPCtime1.yadjusteditsstrategiCdep1.oymentandachievedamiracIeofdeve1.opmentandgrowth,demonstratingthemu1.tIp1.easpectSoftheCPCsStrategicadjustmentunderthecombInationoftheKMTandtheCPC.Keywords：reIatIonsbetweentheKMTandtheCPC；Dongjianganti-Japanesearmedforces；thea1.1.ies1.anded；Strategicdep1.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