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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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论文浅析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第五组：奉季娟 林本姣 吴媚 王阳 谭华 蒋杰 邹进 刘杰西,背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 ,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 ,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地上升。近年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2007 年的有关报告就此认为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 ,不足时代即将来临 ;国外研究机构 ,如兰德公司等等 ,也纷纷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减少会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的制约。这

2、种对中国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判断 ,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2008 年 ,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进入 2009 年 ,人们没有看到学者一度预计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迹象 ,涌来的却是民工“返乡潮”。怎样看待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离刘易斯拐点还有多远 ? 这一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值得讨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

3、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按照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 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 , 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变化 ,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 一是农业就业数量和农业劳动力剩余数量的变化 ; 二是农业工资率变化。,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002007 年期间 ,农业就业数量从 3.60 亿降到 3. 14 亿 ,农业就业比重从 50 %下降到 40. 8 % ,下降了将近

4、10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周期性反应 ,我们要把这种反应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势区分开来 ,否则 ,就会把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所寓含的长期趋势与短期现象混为一谈。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加剧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剩余数量减少速度。国家统计局的数量显示 ,20002006 年 ,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从 7849 万人上升到 1. 32 亿人 ,占乡村劳动总量的比例从 16.0 %上升到 27. 5 %。,1990 年代之前日平均工资大约在 15 元左右 ,1990 年代大约保持在 22 元左右 ,从 2005年开始迅速上升 ,2007 年为 31 元 ,比 1990 年代平均水平上涨了 41 %

5、。农业工资两次大幅度上涨与1990 年代初期的民工潮和 2003 年以来的民工荒刚好契合。两者共同之处都是在劳动力需求急剧上升情况下 ,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递 ,拉动了农业工资大幅度上涨。 近年来 ,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同步 ,也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讲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那么 ,这种积极的变化对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发展条件 ,以及资源禀赋变化进行调整 ,去突破中等收入的温饱陷阱制约 ,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实现从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的转变。,从中国农村

6、剩余劳动力看刘易斯拐点,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由于国情的不同 ,相对于国外发展经济学对剩余劳动力、隐蔽失业、不充分就业的研究 ,在中国开展类似研究有一些不同之处值得注意。除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方面的差距之外 ,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 :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异、制度差异(如土地产权、迁徙限制、农民组织程度等) 带来的农民决策环境的不同。,在估算相对于耕地的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农场(农户) 规模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 ,劳动力必须是整数 ,考虑亲友互助、合作对释放劳动力的影响 ;考虑农时季节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 ,考虑农忙农闲、季节性劳动占用与季节性剩余劳动力 ;考虑

7、随着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业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机械化作业、规模化生产等因素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估算农林牧渔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林果业、养殖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在估算农村生产所需劳动力(含非农就业)时 ,需要考虑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在估算本地潜在剩余劳动力(含外出就业)时,需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作为能动的就业者、具有迁徙自由的主动体 ,在决定自己的就业和居住地时的决策考虑因素(城市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外出成本的有形成本/无形成本/ 机会成本 ) ;考虑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的吸引力 ,考虑整个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

8、并与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进行对比;考虑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可能变动对农村所需劳动力的影响;考虑结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 技能结构/ . . . ) ;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是一个静态概念 ,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投入品价格、不同的农业生产制度、不同的劳动力机会成本 ,都会影响“剩余”量。,总量说：最早的民工紧缺现象在 2002 年被报道 ,2003 年仅石狮就缺工达到了 10 万之众 。2004 年开始 ,缺工现象被称作“民工荒 ”,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对此 ,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认为总量上不够了 ,农村年轻的有外出可能的劳动力 ,

9、总量上已经供不应求。,（收入低不够消费 杭州五成外来务工者节后不回头 ,东方早报 ,2002. 2. 2。 谁赶走了石狮十万外来工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3. 5. 21。）,结构说：其中一种是年龄/ 性别结构说 :认为劳动力总量仍有大量剩余 ,但是 25 岁以下劳动力、尤其是 25 岁以下女性劳动力不够了(章铮 , 2005) ;另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理论 ,这种现象我们在输出地、输入地调查时常能观察到。另一种关于结构方面的解释即地区差异说。 按照总量说 ,能够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都外出了 ,那么 ,各地实际外出的劳动力和就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占当地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应该相差不多 ,

10、然而 ,有数据表明 ,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务工经商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重合计在各地相差极大 ,意味着应该有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白南生、陈传波 , 2008) ,即总量说不能成立,近年来工资的迅速上升 ,被当作刘易斯转折点临近的一个证据。但是 ,近年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在同期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边有其它的因素。最低工资大幅提高。 转移劳动力数量不是静态的 ,实际上是动态的 一旦农业生产方式变化 ,能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根据近年民工荒及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 ,还有待商磋。,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我国总体上农民工供给还有

11、大量过剩 ,但是在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 ,民工的结构性短缺仍十分严重。因此 ,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 “, 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 ,制度创新和加快转型是实现突破的关键。,钱文荣 (浙江大学 CARD 中心教授) 谢长青(浙江大学 CARD 中心博士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当前农村还有较大量劳动力剩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农村第一产业需求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农村二、三产业使用劳动力数量的余额 (1)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2) 农村第一产业对劳 动力的需求量。(3)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在校生人数。(4) 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使

12、用的劳动力数量。,SL = RL - AL - RS - RIL (1) 式(1) 中 ,SL 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 ,RL 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 ,AL 表示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RS 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 ,RIL 表示农村二、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 ,根据这一公式 ,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们得到 2005 年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 7465 万人 ,大约相当于现在已就业农民工数的 24 %。,长三角民工荒主要由结构矛盾引起,根据对南京、无锡、常熟、杭州、宁波、奉化、慈溪等 个城市农民工供求情况的调查 ,这 7 个城市 2006 年第二季度对农民工总需求

13、人数为 138. 81 万人 ,总求职人数为 98. 01 万人 ,总需求人数是总供给的 1. 42 倍 ,出现了 40. 79 万人的缺口 ,缺口率达到了29. 39 %。事实上 ,金融危机之前 ,这种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非常普遍。调查数据显示 ,出现“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 ,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1) 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 (2) 地区性结构矛盾 (3) 文化程度结构性矛盾 (4) 技术等级或者职称结构性矛盾。,农民工供求结构性矛盾的深层原因,(1) 城市内部存在的“新二元结构”,提高了农民工进城的迁移成本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成

14、为现实的供给。 (2) 产业结构低端化与农民工的低工资形成恶性循环 (3) 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 ,导致了地区之间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 (4) 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压力 ,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短缺,(1) 我国农民工供给总体上还有较大过剩 ,但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就业难”和“农民工短缺”现象将同时存在。 (2) 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一方面 ,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 ;另一方面 ,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 。,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

15、在什么阶段 ? 这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由于发展的涵义非常广泛 ,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内容(Michael P. To daro , Step hen C. Smit h , 2006) 。我们可以把学者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描述分为五类。,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第一类特征 ,人口转变视角。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往往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特征。 第二类特征 ,收入分配视角。库兹涅茨认为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 ,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变得更加严重 ,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得到改善 ,这就是“倒 U 型”曲线理

16、论。 第三类特征 ,二元经济视角。,第四类特征 ,工业化视角。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 ,可以从人均收入的水平来划分工业化的阶段 ,也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反映工业化的阶段。但是用人均收入标准和产业结构标准评估中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时 ,发现中国存在“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上升相分离”的现象。郭克莎认为 ,如果按照工业化的三阶段划分方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上半期 ;如果按照四阶段划分方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郭克莎 ,2000) 第五类特征 ,城市化视角。国外有学者把各国城市化进程归纳为被拉平的 S 型曲线 ,包括三个阶段 :城市化起步发展阶段 ,城市化水平低于

17、30 % ;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城市化水平介于 30 %70 %之间 ;城市化成熟稳定发展阶段 ,城市化水平大于 70 %。,即使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呢 ? 日本学42 人口研究 33 卷者南亮进的回答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 :第一 ,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 ,而不是工资水平 ,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经济景气造成的 ,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 ,并不能说明转折点的到来 ;第二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恶化 ,基尼系数从 1988 年的 0. 382 上升到2002 年的 0. 445。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反映了劳动

18、剩余的状况持续存在(南亮进 ,2008),从生育转变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新阶段,中国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或者劳动力供给是否进入新阶段 ,不能从工资是否上升的角度去理解 ,而要从生育转变的角度去理解。否则就会把劳动力需求形势的短期变化看成是劳动力供给形势的长期变化 ,把劳动力供给微观条件的长期变化误认为是人口转变造成劳动力供给宏观条件的长期变化。,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 ,总体劳动供给的扩张效应将让位于个体劳动供给的紧缩效应 ,从而使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当经济增长放慢时 ,总体劳动供给的扩张效应将重新居于主导地位 ,工资上升将受到抑制甚至有所下降。前者正是中国在本次经济周期高

19、涨阶段的表现 ,随着 2008 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放慢 ,后者的情况将会出现。所以 ,把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上涨 ,看成是劳动力供给新阶段或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实际上是对生育转变引起的个体劳动供给紧缩效应和经济景气效应的叠加效应所产生的一种误读。,人口存量问题和人口流量问题,中国的存量人口压力与迈入工业化更高阶段的难度 ,决定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造成对劳动力供求趋势误判的重要原因是对人口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困难估计不足。 没有持续的工业化 ,就没有稳定的城市化。 周祝平指出 ,如果完全按照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前的特点“边际生产力为零或可忽略”

20、,从我国农村粮食产量连年递增的情况也看不出拐点已经到来。 只有实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 ,中国才能最终迎来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和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小组评价,实际问题的焦点在于 ,应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与经济发展阶段 ,以及如何看待所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影响。,1978 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为 2. 8 亿 ,已经有大量剩余。2006 年我国 5 亿农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反而达到 3. 4 亿(第二次农业普查) 。同期我国耕地减少逾 2 亿亩 ,化肥、农药、机械已经大量使用 ,城镇 40、50 待岗者估计在 5000 万人左右。 人口众多 ,人口继续增长 ,城市化水平

21、仅占 45 % ,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 ,基尼系数很高 ,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 ,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重大调整的经济体,无论城、乡 ,中年以上劳动力大量被排斥在城市就业之外 一是清楚地表明脱离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很难理解 ,这更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阶段性现象 ,任由市场调节也必然是暂时的。二是说明我国劳动法已应高度关注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最年轻时段的现象 ,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合法工作的权益 ,保障市民在退休年龄内合法劳动的权利 ,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劳动力短缺时点起码目前还难以预计 ,远远晚于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点”是必然的。 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可能较长期是中

22、国老龄化阶段经济最基本的特点。 由一个高度简化的理想模型直接去比对现实 ,不仅可能发生虚假命题 ,甚至可能对实践产生危害。这或者也是学者们讨论能给人们的启示。,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刘易斯理论的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推论，而不是一个充分的判断条件。从理论和经验上看，刘易斯拐点包括三点核心内容：一、失业率大幅下降，社会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趋同，经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三、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失业率,“刘易斯拐点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即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结合人口数

23、据等对中国的失业率进行测算，中国失业率水平保持在7%左右，同日本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2%的失业率水平差距较大。” （上海证券报）,城乡差别,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上世纪高峰时期曾雇佣1.3亿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000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00万，这意味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近1亿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从产业结构看，现在40%的劳动力在农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这意味着40%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不到10%的GDP，可见农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相差有多大。而前面已述，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之一是农村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

24、当。从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看，发达国家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30个左右，而中国只有12个左右，中国小企业少，许多地方都是大型工业企业发展主导，提供就业机会很少。简言之，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还是从每千人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过剩劳动力吸收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分析,第一，我国总人口于2030年达到峰值，总劳动人口2020年达到高峰，而2010年已进入老龄化加速期。对于存在争议的人口红利拐点问题，事实上2010年左右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之后逐年递减，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30年左右关闭

25、。 （蔡昉：2013）,第二，在人口流动数据方面，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城乡人口构成上，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表明年青可转移的农村人口下降，2005年已出现局部劳动力供给拐点，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导致民工荒现象并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但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普遍上升，将会大大增加高技术、知识性工作的劳动供给量，使得工资上涨问题得到稳定。,人口的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分析,“至于刘易斯拐点，其实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不能与人口红利问题相混淆。”（上海证券报）,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