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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子中的“德”及其现代价值“德”观念的起源当与先民的采集狩猎生活相关，其起始含义是近“自然天命”之意，合行 走、观望之行为；其后引入内省的“心”，不断延伸拓展，产生“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观念，把“德”融入“帝”、“天”体系中，强化了对人事的关注1。诸子各派从神德、天命、天德、地德、仁、义、礼、爱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德”，有的重观念意识、伦理道 德，有的重礼仪秩序、社会规范，有的偏天子之德，有的重民德，纷纷拓展。管子之“ 德”，立足天德、帝德、上德及其社会制度等“形而上”层面，贯穿到社会生产及百姓 生活等“形而下”层面，形成联结上下的统一体系，具有“经世致用”、普遍教化的功能， 对于中国社会文化
2、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德”通“道”，通天地自然秩序 管子借“道”阐发“德”，认为“德”通“道”，切合天地自然秩序。“道”和“德”一起构成“形而上”观念的核心。管子中明确提出“道生德”，道是什么？诸子百家各取所需，频繁使用“道”，产生天道、地道、君道、人道以及仁道、礼道、阴阳之道、兵道、霸道，甚至于畜道、舟车之道、衣裳之道等等，不一而足。老子将“道”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道”高于天，上于帝。“道”是天 地自然、社会事物的法则、秩序节律及机制。凡天下事都有道。万有唯道所生、所成、所主，道在万有之中。2 管子以“道”为最高范畴阐发事理，指出“道生天地”，“道”为“万物之要”，认为万事万物的生、成
3、、化、变等等都源于“道”，“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及“序其成”就是“道”。万事万物重要的是得“道”，得道者自然顺达，否则就不稳定不平安。在此基础上，管子提出“德”由“道”所生，“德”包含在“道”之中，“德”与“天地”、“万物”、“万有”、“一”等概念同属一个层面，与自然社会秩序生态机制相通连。 不仅如此，管子在论“道”的同时，把“德”、“道”打通、并列，甚至连用，视“道”、“德”同为“形而上”的最高范畴，其性质虽异，但却互为依存，不可分离。管子•心术说：“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
4、物谓之德”，道和德在起始和终极上都是无穷尽的。“道”是“始乎无端”、“道不可量”，“德”乃“卒乎无穷”、“德不可数”，“道”、“德”“两者备施”就会“动静有功”。只有不断地蓄养“道”、“德”，民众才能和合，才能够团结和好、协调谐和。正如管子•幼官言： “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 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这里明确指出，“道”、“德”的蓄养是民众和合协调的前提， 民众和合，社会?托场? “德”出于“心”，在于“心”，管子在论“道”中也用到“心”。管子•枢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认为“道”对天而言在于日
5、，对人来说在于“心”，以“心”进一步把“道”和“德”打通，使“道”、“德”融为一体。管子•轻重 进言之：“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虽然这里形成的“生”序及因果链条未必符合逻辑，但“心”的作用地位却得到了重要体现，即心思正直，规矩方正，历经四时，万物生存。 既然“道”生“德”，“道”、“德”通连，“德”意味着自然社会秩序，那么“德”是如 何体现的呢？管子抓住了“天以时使”、“时者得天”这个关键进行了回答。“时”是一种自然的延续，它蕴涵着天地自然及其社会事物的节律、契机、机制，是各种因素、各种条件及其资源的集合点，
6、“时”是一切事物生、成、化、变的一个绝好标志。“德”意味着切 合天地自然社会秩序的最好表征应当是时间节律，这即是“时德”概念的由来。管子•四时所谓：“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时”与“道、德”及其天地自然秩序等范畴概念相融合，正如管 子•版法解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与日月，佐于四时。”由此拓展，“时”具有普遍 性意义。管子•四时甚至认为“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把了解把握四时视为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基础和原则。对圣王而言
7、，“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对百姓来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在物质生产中，“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故应 “以时禁发”；在事物实际操作中，“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因此，“四时事备，而民 功百倍矣”，用兵则“时至而举兵”，如此等等，从圣人到百姓，从社会生产到群众生活甚至用兵都要“务时”。“务时”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节律，也就是管子•五行所说：“人与天调，然后 天地之美生。”“时”、“德”、“道”的融合，天、地、人、物系统得到统一，亦即管 子 •枢言所说：“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德”在于人，
8、如何顺天、因地、用力全都在于人的观念和行动，“德”在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天人合一）中具有统领性意义。 此外，管子阐释“德”还有其独到之处，就是把水性、玉石等自然物与“德”联系起来。管子•水地中提出水是万物及其生命的本原3，即“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并指出人、玉为水所生，水集于玉而出九德，玉之“九德”为仁、知、义、行、洁、勇、精、容、辞，以玉石“九德”比拟人“德”，并把“水”拓展至圣人之德，延伸为治国安邦之理，如“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管子•水地)。足见其深刻独到 。
9、自然万物因水而生，因水而成，人生于水，理当应之，圣人则更是如此。 二、“德”行天下，国治民安 国家民族长治久安，需要政治安定、人民生活稳定，这主要依靠“德行”的普遍实施。管子中的“德”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被延伸拓展至“治国安民”、“经世致用”中。上帝之“德”、天“德”与制度之“德”及其社会人际关系之“德”交融并存 4。 首先是圣王之“德”。管子认为德行主要在于上德、主德，主张“德”始自君王，教化百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管子•君臣)。因此，国家的治理 首先就在于主德、上德，德的涵养、实施及其推行主要也是依赖君王。管子•君臣言：“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10、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那么，要使得“民比之神明之德”，统治者本身如何立德、正德就是关键，也只有君王本身以身教、无私、少欲、中正、谦和、治心等立德，方可“德”布天下，国治民安。君王“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管子•形势解)。对民众要采取“爱之、生之、养之、成之”（管子•正）及“爱之，利 之，益之，安之”(管子•枢言) 的态度和政策，要以爱心、真诚感化百姓，使天下共鸣，“爱民”、“举人”无私，天下信服，可得民心，得百姓拥护爱戴，即“莅民如父母， 则民亲爱?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管子•形势解）。同时，君主得民可以 建
11、立威信，成就事业。如“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管子•形势解)。显然，“善与民为一体”就能得民心，得民心可得天下，得天下方可治天下。归根 结底，管?•牧民中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其次，“德”是治理国家及成就一切事业的前提，正如管子•四时所言：“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德”沿着君王臣相百官百姓传达，君王有“德”，臣、官 、百姓应“德”而动，各司其职，事业成，天下治。管子•君臣说：“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治国安邦最后的落脚点是广
12、大民众百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在以农业为主 的古代社会，农业能使人民富裕，农业富足则民富，国库充实，国家就能得到治理。管 子•治国说：“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发展农业生产和增产粮食就是君主治国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本”、“德本”思想的真正体现。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必治，治事必须先治人，治人必先“德”治。管子•五辅指出治人就需要有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五辅”即五经，五经布，天下就可大治。“五辅”指德、义、礼、法、权等五方面的具体措
13、施和规定，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整体。德列“五辅”之首，德不可不为，不可不兴，德兴是治国安民的重要任务，只有兴德，才可行义、谨礼、务力、度权，德在“五辅”中具有基础和核心地位。具体而言，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涉及广大民众具体的日常生 产、生活，只有使得百姓的基本生产顺利实施，基本生活有保障，衣暖食饱，安居乐业 ，老百姓才可听从国家安排，则“政可善为”。管子•牧民在谈论维系国家统治及国 家存亡的根本问题时指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 灭。”“四维”为礼、义、廉、耻，毫无疑问，“四维”的基础和核心
14、是“德”，要求天下 百姓“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管?•权修），这是“厉民之道”，是“治之本”。 为此，道德由上而下贯穿整个国家社会，君、臣、百姓安分守己，各就其位，各守其职，即“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管子•版法解)，从而建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国家社会事务中发挥统领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管子阐发法理，强调法治，也是坚守道、德、法理思想的统一，认为“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管子•版 法解)，并且坚持“道生法”、“先德后刑”，强调法建立在道、
15、德、礼的基础上，即管子•枢言所言“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德治心，法治行，法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天道和道德要求，国家社会治理要德、刑相辅，内、外兼治，法以德为基础、为本，因 “德”而起，为“德”而终。 三、“德”之现代价值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是教育的结果，“德”是教育的灵魂。现代社会，个人、团体、 民族国家出于功利性、现实性的要求，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为维护自身不顾及其余（包括 自然环境），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愈演愈烈，由此带来资源、生态环境、伦理道德 、种族甚至恐怖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这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背离了自然理性 ，远离了自然
16、秩序、正义和道德，无视自然的启示5。我们只有以“德”主导、 统领全人类的“教化”，才能实现人类的安宁、和谐和有序。 人类的最终选择也必须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为最高理性架构，遵循自然秩序 ，在仁德、均衡、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国家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科学与人文、技术与生活等一切方面的谐和发展6。 管子之“德”通“道”，通连天地自然秩序，“德”是存在于天体运行、生物进化、生存繁衍等自然秩序中的一种自然约束力、生态约束力、群体约束力。“德”之源泉从天而来，从自然秩序、生态机制中来。人类社会道德起始于自然人的各种关系（环境、血缘、地缘等），由此凝结成一定的社会关
17、系和规范，从而泛化为社会道德的“仁”和“善”，但它却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在整个历史情境中起作用，无疑是一种来自于自然、复归于自然的自然道德或者是自然天地道德的延伸或拓展，所有“天理”、“公德”、“仁义”等等无不 源于此。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把美德、仁善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主要终极目标。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秩序中的天职是取得人品；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主张人应该效仿自然，教育要服从遵循自然的秩序7，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从伦理学出发提出他的道德观，福禄培尔的“永恒的统一”以及第斯多惠的“自然所指示的道路”等都包含了自然“德”的因素8。如此等等，对自然的“德”的理解、参鉴及其效仿应当是人类社会“德”的基
18、础和底线。因此，管子中“道”、“德”通连的思想从根本上指引了人类德行的方向。 毋庸置疑，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在于品德的修炼。现代社会及其 教育的最大困惑是人类自身的塑造和发展，这其中的要害问题就是“德”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受到经济、物质观念的影响，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不断异化，德育显得乏力和脆弱，由此导致“德”的教育实践要么模式化、僵化和教条化，要么不疼不痒、不着边际，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本身，造成受教育者的逃避、反叛及无奈，使得德育趋于低效、无序、无能 。为此，我们必须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人类理性，审视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 教育的价值，反思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19、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寻求整合和融合，珍视自然的启示和人类的和谐，以自然秩序及人类社会普遍的“仁德”为统领、为核心，本着自然秩序、仁爱原则，建立实施“德”的教育体系，它没有时空界限，没有人群界限，没有文化界限，是自然人、社会人、国际人的教育。当且仅当这种德育大行于世，普遍进入人心之时，人类才在真正意 义上步入文明。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德”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底层观念之一。管子强调主德、上德，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切社会事物都以“上”和“大人物”为标杆、为旗帜，“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是“上德”，即政党、政府组织 及其所谓的“父母官”，再到各部门
20、各单位的“长官”及各行各业的标兵、“英雄”，从大人物、领导、带头人、能人开始，就需要具有社会普遍认同的“德”，这些人的做法对于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引导和示范功能，即所谓“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管子•幼官）。普遍“德”的施行对于广大民众具有特别的“和合”意义，国家社会组织“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等等就需要“上德”及其社会普遍的“德”的基本支撑，否则，仅仅依靠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完善，很多社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此外，我们对于文化需要持有扬弃观和时代观，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不断发展文化。中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
21、文化背景，抑或是“德”的延伸，人际关系“德”的泛化，营造了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其影响不可低估，在一定意义上“关系”超越了“德”，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随着国际化的演进，我们必须健全创新体制，认真审视“德”、“法”、“关系”问题，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协调，使得中国文化大放异彩。 具体而言，“德”理念的大力倡导及其普遍实施，配合相关制度的完善，对于我国“三农” 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弱势群体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突出问题的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无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际社会中，人类共同 的“德”观念的形成及其施行，对于解决国际争端、国际政治、军事、商业、科技、文化竞 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亦具有积极意义。众所周知，当今世界问题很多，战争、种族、贫困、 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立足自身 发展的基础上，必须珍视自然，珍视人类共有的地球，珍视人类共同体，以普遍的、人类共 同的“德”统领一切活动，加强国际间的对话、沟通、协调和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发展 的国际社会。（作者：胡火金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苏州 21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