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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 史 系毕 业 论 文论文题目:探析区域人文环境对农耕文化影响 -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姓 名： 曹 雄学 号：2006151223班 级：06级人文教育（2）班指导教师： 王 飞2009年12月探析区域人文环境对农耕文化影响-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曹雄（陇东学院 历史系人文教育专业 中国甘肃 庆阳 745000）【摘要】庆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远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时周先祖就率领其部族迁徙到戎狄杂居的庆阳，“教民稼穑，树艺百谷”，开创了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的先河。从此庆阳一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虽然庆阳的农业生产境遇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反复，但农业火种
2、未熄，绵延数千年，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其功德永炳史册。农耕文化经过周祖几代人在庆阳的积累、发展，又随周人西出岐山走向了全国。周祖农耕文化不但遗惠于庆阳人民，而且依次对黄河流域、全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通过人文地理中的地缘关系、民族关系、历代农业人口与政策、农业科学技术四个方面人文环境予以详细论述，探讨其对庆阳农耕文化的发展、丰富及传承的重大影响，希望对恢复庆阳“陇东粮仓”的美誉，构建文化大市和“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进献一些微薄之力。【关键词】区域 人文环境 农耕文化 影响 分析1.1研究目的庆阳古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周先祖率众在此建功立业，历经从不窋到鞠陶、公刘三代，“
3、教民稼穑”发展农业生产，使庆阳成为我国古代的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对于农耕文化更深层次的探索，这对庆阳在新时期建设环境友好、区域生态和谐的美好局面，对当前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必将对庆阳今后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1研究范围2.1.1 时间范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是人类经历漫长的实践而形成的，而它的形成与区域的历史变迁、生产力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所以它的历史就显得比较的漫长，从原始社会农业的出现一直延续到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2.1.2 空间范围庆阳市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处陇东黄土高原，
4、习称“陇东”。东依子午岭，西邻六盘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8852082m之间,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东部为子午岭丘陵山地林区；中南部为董志高原地区，有董志、早胜、宫河、屯子等12块较大的塬区。界于东经106020、至108045、与北纬35015、至37010、之间。东西横跨208km，南北纵贯207km。由于在不同朝代对本区的划分范围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动，所以与今天的行政区划范围有一定差异，本文的研究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为主，适当将兼顾不同朝代对本区的行政区划。庆阳市现辖7县1区，即庆城、华池、宁县、镇原、合水、正宁、环县7县和西峰1区。总面积27119km2,总人口256万，有汉、蒙、
5、回、藏、满等20多个民族。北面同宁夏的吴忠、盐池、陕西省定边、吴旗接界，东与陕西省志丹、富县、黄陵为邻，西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连壤，南和本省平凉接壤。自古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周围地区在语言、民俗、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很大差异，所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3.1地缘关系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方国林立。相传周人先祖是弃。夏时，弃曾担任的农官“后稷”，并由后代世袭。弃死后，其子不窋继任“后稷”之职，但不久，“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1）”，于是不窋就带领其部族迁徙到戎狄杂居的庆阳。唐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宏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域也”。从此，周人在庆
6、阳 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后公刘迁豳，并修建了城池“公刘邑谓之”。“周道之兴，自此始（2）”。即周人在公刘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穆王安五戎于太原。义渠戎立方国筑城以自守。秦置郡县以扩疆土。汉代郡县建制趋于稳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乱，建制多变。隋唐时期比较稳定。自宋始经金元明至清末逐渐形成了府州县建制的格局。民国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基本稳定不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区内设北地郡(治义渠)，管辖范围包括今庆阳地区和宁夏西部、内蒙古西部、陕西西北部和甘肃白银、平凉部分地区。汉代沿袭秦制，仍置北地郡，隶属朔方刺史部。郡址迁至今庆阳县马岭镇。范围包括今庆阳地区全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北部、
7、平凉东部地区。北起今宁夏石嘴山，南至陕西长武，东起陕西富县，西至平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出现纷乱，与中原汉族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虽然出现过统一，但由于时间比较的短暂，因此行政区划较为复杂多变。隋朝建立后在庆阳地区建有北地、弘化二郡和安定、平凉二郡部分属县.北起今吴旗县界，南到陕西永寿县，东沿桥山，西至镇原县西界。唐朝时期地域与隋相比有所缩小，北从吴旗县起，南到彬(那)县界，东至桥山，西到环县、镇原西部。北宋时期区内有庆、宁、环、原4州，北起环县、吴旗县界，南到正宁县同陕西彬县相接，东起子午岭，西至固原东部。金代时区内有庆阳府和宁、环、原3州，同属庆原路。范围同宋代大体相仿。原州
8、西有镇戎州，辖镇原县开边等地。元朝建立后区内有庆阳府、宁州、环州、镇原州，均隶属陕西行省巩昌都帅府。范围包括陕北定边、吴旗、盐池县全部和庆阳地区，北接吴忠县境，南连彬县、径川界，东起延安、洛水，西到固原界。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区内有庆阳府和平凉府属镇原县。范围包括庆阳地区全部。北至环县甜水堡，南到正宁永和乡，西至镇原长城原，东到合水太白镇。清朝本区的范围包括庆阳、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华池6县全部和环县东部、吴旗县南部地区。北至环县甜水堡与宁夏接界，南到宁县政平同彬县分壤，东至子午岭，西到镇原县孟家原秦长城脚下。民国初年，庆阳地区属陇东道，6县区划基本未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建置一分
9、为二。东北部地区建立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解放区革命政权;西南地区为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7月全区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庆阳地区先后经过庆阳专区(1949.7-1955.10)、平凉专区属县(1955.11一1961)和庆阳地区(1962-2002)三个阶段建置。区域范围北至环县甜水堡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接界，南到宁县政平乡径河岸同陕西省彬县、长武县为邻，西至羊圈山脉接宁夏固原地区彭阳县界，东到子午岭与陕西黄陵、富县接壤。2002年6月，庆阳地区撤地设市，西峰随之撤市设区，庆阳县更名为庆城县，辖7县1区，即庆城、华池、宁县、镇原、合水、正宁、环县7县和西峰1区，总
10、面积27119km2。庆阳在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中，几乎都是处于边地的军事要塞，与少数民族是近在咫尺。在此要塞以南，农耕民族生活稳定，经济相对而言比较发达，文化比较先进，而此以北的北方游牧民族则过着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草枯水乏之际经常南下劫掠。因而庆阳这种独特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它总是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的最前沿，使得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在此地区经过不断的冲突与磨合中实现融合。同时，以征服者姿态入主中原农耕区的游牧人，在优越的农耕文化的气氛中，往往“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使异域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成为中原先进农耕文化的必要补充。4.1民族关系对农耕文
11、化的影响4.1.1农牧分野的历史“在距今约5000-4000年之间，在环绕黄土高原东起大兴安岭东南麓，北以阴山山脉以北，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东南，沿青藏高原东部直抵云南西北部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气候发生了由暖湿向晾干的转变。受此影响，一方面导致这一地带传统的的农业人口纷纷向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内聚，另一方面，导致这一广阔地带的产业结构发生由原来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类型向后起以游牧涉猎为主的经济类型的转变，从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长城地带以南的农耕区域和长城以北、以西的游牧区域的分野”。（3）3.1.1黄土高原地区农牧区分界线关于历史上中国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据历史文献记载
12、大体上实在华北一带，是长城沿线。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东汉蔡邕语曰：“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寒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在西北地区，约在渭水上游的天水一带。见图（3.1.1）而庆阳地区恰恰处于上述这一区域之内。3.1.2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农耕与游牧这两种不同的的经济类型一旦形成，并互相区别，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史记武帝本纪中保留的关于皇帝“北逐荤粥”的古史传说，虽然未必可信，但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发生，当属事实。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戎族就是其中的一个。相传，禹封舜的少子西戎，为
13、西戎之始。历史上根据西戎生活的年代、地域的不同，其名称随之而变。“其族随世易，名因地殊号”。（4）如生活在庆阳（今庆城）的叫郁郅戎、镇原的叫大原戎、彭原的叫彭戎、宁县的叫义渠戎等。夏朝以来戎就居住在陇东地区。商时，戎叫鬼方，“商之中叶鬼方西来居灵、原、庆诸州也。”（5）鬼方迁居陇东后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商王朝的主要边患。商王武丁时，商曾取得反击鬼方的胜利，史载“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6）西周时，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日益激烈，据，小盂鼎铭文，康王二十五年，鬼方与周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结果周人大败鬼方，俘虏1200余人，其中包括四名酋长，所得车马牛羊数量巨大。穆王以后，猃狁成为西
14、周北边的严重威胁，所谓“糜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7）。至西周末年，由于西北犬戎势力的壮大，最终导致了西周王室的倾覆和政权的东迁。在春秋战国时期，戎族控制着广袤的西北地区。其中义戎渠就活动在陇东地区，“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春秋及战国时期为义戎渠国之地，周先不窋、公刘居之。”（8）义戎渠在此，“筑城数十”并修建了都城（在今宁县焦村乡西沟村），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其统治陇东时期，使陇东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当时铜器的使用已相当的普遍。在庆阳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铜器的出土，而且数量较多。中原地区的铁器也传到了庆阳，不过没有广泛的使用。当时庆阳地区的畜牧业也相当的发达
15、，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其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至畜用谷量牛马”。战国末年，北地郡地处关中的北陲屏障，是北方少数民族通往关中的跳板。当时，居住在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不断的进攻北方诸侯国的边境。秦昭王灭义戎渠国之后，为了防止匈奴南下，一方面修筑长城，以拒匈奴；一方面增加军队防御匈奴。秦统一后，继续加强对匈奴的防范。这样，北地郡的地位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秦始皇亲自巡幸北地，史载：“始皇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过回中焉。”（9）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就“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10）经过这次北伐，秦取得了
16、反击匈奴的胜利，遂占领“河南地”。（11）这里的“河南地”的地理范围相当的广泛，即今黄河以南的地区，而北地郡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属“河南地”。自此以后，匈奴数年间再无南犯中原。同时匈奴东部的东胡和西部的月氏也强大起来，亦使匈奴没有扩张的机会。及至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匈奴单于昌顿趁“诸秦所徙谪边者皆复去”之机“西击月氏，南并横烦，白羊河南王，侵燕及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12）由此而知，“匈奴控制了战国秦长城以北地区”。（13）此时，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建立强大的军队，开始对汉发动大规模的进犯。地处西汉西北边陲的北地郡首当其冲。而西汉初年国力尚未恢复，无力大规模
17、的反击匈奴，为了安定边地，只好采取了“和亲”的政策。武帝时国力强盛，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公孙敖率数万骑从北地郡出发，挺进两千里，大败匈奴于祁连山下，“斩首虏三万余级”。（14）公元前119年，再败匈奴与大漠，使其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平原及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15）而位于汉西北边陲的北地、安定才得以安定。东汉初年，南匈奴单于比所领导的八部与汉统治区域相比邻，长期与汉人杂居相处，所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其他各部为深。所以有些逐渐放弃了畜牧生活而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后汉书.羌胡传记载：“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著名匈奴是专家林干在其匈奴史一书中指出：
18、“这个属国指的是安定属国，山指的是青山（在今环县西）。这说明原来居住在安定属国内附匈奴人，现有数千人在青山一带从事农田和畜牧。其中有一部分已由牧民转变为农民或兼营农业的牧民。”足见这些南移的匈奴人深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倾向于与汉族和好，建安六年（30年），屯聚在环县青山的匈奴人，在豪帅肥头小卿的率领下，有一万多人归附于北地太守冯异。后汉书冯异传中所载：“青山胡帅数万降异”，就指此事。除匈奴外，还有羌族。另外，东汉末年也有部分鲜卑人迁入本区居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的特点是周边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呈现出纷乱、复杂、多变的历史景观。同样地处农牧分区的庆阳地区经常遭到
19、内迁各少数民族的侵扰。由于战乱，边民大量流失，土地荒芜，北地、安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隋时雄踞北方大漠的突厥日益强大，由于不满隋改变北周贿赂、和亲的政策，时常大规模的侵扰隋北边郡县。开皇三年（583年）六月，突厥大肆攻略边境，宁州总管河涧道王杨弘“以行军元帅出灵州道征突厥，大破之”。（16）四年（584年）八月，随派遣尚书左仆射出兵宁州，在隋的沉重打击下，突厥分裂。至此，隋取得反击突厥的胜利。唐时，陇东地区仍是少数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先后侵扰或居住在陇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突厥、党项、吐蕃等族，他们为进驻中原，和李唐王朝进行了一番殊死的拼搏，但始终未能如愿。贞观元年（627年）七月突厥遭雪灾，再加上
20、内乱不断，无力在南犯中原。三年（629年）唐灭突厥后，将一部分内服的突厥人安置在今天庆阳地区北部的环县、华池一带。此时吐蕃已，衰落，党项却日臻强大，因而其与唐的关系就越来越微妙了。北宋时，庆阳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庆州有野鸡族、三门族、蕃族、胡家门族、康奴、灭藏等部族。同时环、庆也是和西北党项羌的接地。党项为打通宁夏通往关中的通道，就把环、庆作为它争夺的主要对象。双方在此进行着激烈的厮杀。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北宋为了加强环、庆的军事防务，宋仁宗调范仲淹为庆州知州兼任环庆路都部司事。七月，又被委任为环庆路军事统帅。他在庆阳任职期间安抚和团结个少数民族重视对善于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官员的提
21、拔，这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为巩固环庆军事安全，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初年，蒙古族分裂为鞑靼和瓦剌。鞑靼经常南下侵扰，成为明朝的主要边患。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南侵至庆阳府界，“时边将御敌，互有杀伤，惟宁夏、庆阳被敌杀掠甚众”。（17）此后，明政府加强对陕北、庆阳、固原的防务，修筑边墙，这对加强庆阳府的军事防御起到了积极作用。明万历以后，随着鞑靼的衰弱，对庆阳的侵犯也减少。总之，庆阳自古以来就处在农耕与游牧这两种形态各异的经济类型之中，由此引发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冲突。其一方面表现为最直接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民族的迁徙、杂居、内聚、互市等方式为中
22、介，实现了民族交流与融合，通过这种农牧文化、军事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影响，从而促进了庆阳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使庆阳人在自身的潜意识里形成了“耕”与“战“、“农”与“牧”的双重性格。形成了庆阳今天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参杂，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区域文化景观。5.1历代农业人口与政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的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因为在他们看来农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稳定，为此他们都精心的制定了一系列的稳定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制度和措施，推动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根据考古资料证实，远在2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
23、息。7000多年前就有了早期的农耕。据史记记载，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此与中医鼻祖岐伯论医，有黄帝内经行世，“岐黄故里”由此得名。庆阳有史记载的农耕史，始于距今3700年前。夏朝孔甲时期，周人首领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史记周本纪)，率领先周部族迁人庆阳，垦荒务农，历经三代过着较为稳定的农耕生活，国语周语中说:“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叙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勤格，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吞前人。”不窋及其后裔在庆阳一带务耕作，行地宜，教民稼穑，使“行者有其资，居者有蓄积”。当周人到北豳后，开始大量养猪。豳自从山从豕，即山中有野猪。公刘更大力提倡家家养猪
24、，后来养猪就成了家的象征。家字从豕，即指在窑穴中养猪。公刘中有“指豕于牢”之说。诗经七月有“言私其毅，献研于公”的诗句。承周先祖遗风，区内谷、麦、粟、寂、桑、麻、果等作物早就广为种植。从多处出土的周代文物中，有石、木、铜制农具器皿，说明当时生产工具己改进发展，农业生产已形成规模。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北地居民“好稼穑，务本业，有先王遗风”。先周移民和重农政策在庆阳传播和发展了农耕文明，影响了庆阳的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了庆阳重视养殖家禽家畜的生产生活方式。战国时期，秦国商鞍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秦朝统一后延续了重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人口的政策，鼓励人口增殖，并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25、年)开始先后几次大规模地将中原人口迁徙北地，调整了人口布局，经过数十年发展，人口由10多万人增加到约48万人，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西汉初期统治者大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士兵复员，免除若干年摇役;战争期间逃亡的人回家，恢复原有的田宅;把因饥饿卖身为奴的人释放为平民;减轻田租。东汉时期曾九次下达释奴和禁止残害奴牌的命令，减轻赋税，把田租从十税一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为了适应恢复农业生产和反击匈奴战争的需要，采取了鼓励和扶持发展畜牧业的政策。建立国家牧场，大力发展官府畜牧业。它使西汉前期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大好局面，史记、汉书中屡屡出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
26、为天下饶”的赞语。其畜牧业发达、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但随后，西汉又重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倡“农为本”。这种转变，使西汉以养马业为主的畜牧业开始逐渐重新被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替代，使形成庆阳农业为主，辅以畜牧业的经济生产方式。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将中原百余万人口迁徙北地、关西、朔方，还迁士兵百十万众，除军屯营田外，又推行民屯，官府给移民、流民牛、犁、籽种，鼓励农作。主要种植谷子、大麦、荞麦、萝卜等。史记食货志日:“北地、上郡，农业牧业为天下饶”。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民族融合的时期，同时也是战火连绵的年代，各
27、统治者重视保护农桑，并对北地、安定两郡新附区人民推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农业人口不断增长，区内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隋王朝建立后，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民安居乐业，同时采取了一些加强人口管理和发展人口的政策，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并提倡早婚，鼓励户口增殖。当时，“北幽之地，农牧并重”，种植业与牧业交替发展。唐王朝也采取了增殖人口，提高生产力措施，把户口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加强了乡、里、村基层户口管理，大量招徕人口。唐高祖武德五年，李世民率兵战败突厥，俘获男女数十万。在庆、原、环、宁4州18县扩大农垦，豢养战马。官府为鼓励流民屯边，决定五年免其赋，使区内农耕地大幅度扩展。北宋时，扩大
28、农垦，鼓励农业生产。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耕战自守，减轻摇役，增殖人口，安置流民，招徕人口”，（18）使人口和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元代，又从山西大量移民屯垦，农耕区域不断扩大。元统治后期，庆阳战火连绵，加之地震、水旱灾害，庆阳人口锐减，由原来的四万多户减至一千五百多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为了恢复经济。明朝初年实行移民屯边政策，区内农业发达。明太祖采取鼓励垦荒，减免赋役;实行屯田，推广植棉等措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当局在山西洪洞县城北广济寺大槐树处设局驻员，办理移民迁移登记，先后多次进行大规模迁徙活动，庆阳地区各县均为迁入县。这样既减轻了朝廷向边地运粮的困难，又加强了
29、边地要塞的军事防务。清初，战乱频繁，经过长期的战乱，陇东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区内人口逃散，大片土地荒芜。环县一带成为“边城硗确地，丧乱尽荒芜。渐见哀鸿集，旋警凖节呼”。（19）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政府鼓励垦荒;康熙五年(1669年)，下令停止圈地，招民垦荒，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免科缓征;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乾隆六年(1741年)令保甲法取代按丁编审法，加强了人口管理;光绪年间，官府广泛实施“招垦”，庆阳地区得以重新开发。历代帝王采取的农业发展与人口管理政策，以及多次的移民戍边活动，逐步解决了庆阳因战乱或灾害而造成的劳动力紧缺、土地荒芜、百业不振的局面，使残破的农业经济得到尽快恢复和发展，
30、从而为保护庆阳一带的经济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边地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推行的农业政策，形成了庆阳以农耕为主，兼以畜牧的经济格局，也影响着庆阳农耕文化的性格。6.1农业科学技术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以“农”为天下之根本，重农思想异常突出，对农业重要性的评述是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永恒的话题。所以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农业科学技术始终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农业科学技术理论也是最丰富的。6.1.1农业思想理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早在尚书、国语等先秦著作中，便有重农思想的萌芽。大禹治水，西门豹治邺，李冰修都江堰都是农本思想的光辉范例。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的是法家李怪、商
31、鞍等人，在商君书中已有“本”业与“末”业的明确划分。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认为发展农业是成就霸业的基础，“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管子认为:“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凛实而知礼节”，如此，“民心可得，天下可得也”(管子治国篇)。商鞍在商君书中提出:“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32、国之所以兴也，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商君书画策篇);“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商君书守兵篇)。商鞍的农本思想服务于以“农一富一强一王”为轴心的政治功利构想。商鞍认为农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农民是兵力的重要保证，所以农在王天下构想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商鞍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农业决定论是时代的产物，又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著名思想家、安定临径(今镇原)人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写到:“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有民也，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这里的一“民”一“谷”，正好是朴素的“民
33、本思想”与“农本思想”内容的集中体现。北魏时期农学家贾思解所著齐民要术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其中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畜禽饲养、食物加工等等许多方面，还吸取了儒家民本、农本思想，是一部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农学经典。齐民要术提倡的“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不违农时”，“黎民不饥不寒”，“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等思想，正是对儒学民本、农本思想的落实，把儒家与农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以及后世的农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0）”，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和赖以生存的基本
34、条件，也关系到王朝的稳定，国计民生的安危，重视农业，解决农业发展中诸如保护劳动力、土地，改进生产工具，合理灌溉，改良品种，消除自然灾荒、疾疫等问题，便成为历代王朝统治的重要内容。人民生存与强国两者都是国家战略，两者不可偏废。可以说重民、富民、稳国、强国而王天下是中国农本思想的核心，也是历代统治者管理国家、发展社会的手段。对于具有战备作用的庆阳来说，社会的稳定是农业发展的前提，也是财富积累、稳国、强国的手段，更是王天下的前提。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强化了农耕文化稳定和谐的价值取向，促进了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农耕经济土壤滋生了重农思想，重农思想推动了农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庆阳农耕文化的繁荣。6.1.2农业
35、技术革新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利用木棍、石英岩砾石打制的粗糙石器等原始工具进行原始农业种植生产。在庆阳镇原县太平乡南原村姜家湾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文化遗址，出土的石核、石片、砍祈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就是庆阳境内先民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得到发展，出现石滚石磨等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现陶器制造和纺织技术。易经载:神农氏“祈木为招，揉木为来”。宁县春荣乡徐家村董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镰化石，说明那时先民己用骨镰收获作物。庆阳合水牛头山遗址是“常家山下层”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典型遗址，出土石斧、陶刀、石刀,罐等汲水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证明当时庆阳地区定居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夏、商、周
36、时期，中国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农具开始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庆阳地区农业技术有了初步发展，出现铜器铸造技术，生产工具由石斧、鹿角、木未等改进为金属来松土播种，后来逐渐发展为犁，宁县焦村、环县曲子等古墓出土铜斧、铜铸，证明当时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并用。同时，织帛染色、制裘酿酒、修理农具、维修住宅、水利工程等技术也开始出现，提灌工具有了创新。“公刘作库斗，伊尹作桔榨，史佚作辘护”之说，表明周代居民己用廊斗提灌。庆阳地区流传的周老王斩龙脉的传说，即是对古代水事活动的反映。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炼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铁农具和畜力的使用，推动了
37、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庆阳地区此时也出现了铁器铸造和焊接技术，其后，铸造、锻造和焊接三大技术沿用后世。秦、汉至南北朝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耕、耙、耪配套技术形成;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并运用。西汉出现炼钢技术，农具铁犁己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并开始由牛牵引;发明并开始使用原始播种工具“点葫芦”; 农作物脱粒使用“连枷”; 战国时发明的石转磨在汉代得到推广，使小麦可以加工成面粉，改善了小麦的食用方法，从而促进了小麦栽培的发展。庆阳当时铁器己被广泛用于军事和农业，已经进入了相当发达的犁耕农业经济阶段。1982年，在西峰区董志乡野林汉墓出土了铁釜、铁刀各一件，同时出土的一尊铜鼎
38、，其鼎盖上及口沿上各有阴刻铭文一组。盖铭二竖行，作“彭阳重三斤四两容三升”;口沿铭文四竖行，作“彭阳重七斤容一斗三升”（21）。此外，在西峰市三里沟圈及巴家咀也出土了铁剪、铁斧、铁犁桦、铁剑等生产工具，合水县师家庄、环县王原、合道的汉代遗址出土的大小各异的“V”型铁犁大烨，说明当时己用犁破土划沟。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犁趋向定型，发展为分别用于平地和山涧作业的直辕犁、长辕犁和蔚犁;出现木、铁制人字耙、方形耙和柳树枝编成的耪。耪与现代农村广泛使用的条耪相似，基本功能是平整、碎土、保墒。隋、唐、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棉花在中国逐渐推广，出现众多农书，土地利用方式增多。南北方农业同
39、时获得大发展。庆阳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唐代庆州、宁州、原州使用的“曲辕犁”，由馋、壁(铁制)、底、压馋、策额、箭辕、梢、评、建、架11部分组成，以端为准，可调整深宽，开沟壑达，土粒均匀;耙已普遍使用;使用“盘播”(即将盛盘中种子，用手撒扬);出现推镰收割;水车使用更为普及;脱粒工具“石碌礴”也发明应用。金代出现大型铸造技术，现存的宁州普照寺贞元铜钟和庆城县慈云寺女真文铁钟，都体现了较高的金属冶炼和大型浇铸水平，表明当时生产工具的制造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建造了更多的水利工程。据载，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定平县令卢庸“指示民众整修旧堰，引径水灌溉农田”。
40、明朝至清前中期，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化发展。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庆阳采掘和冶炼技术提高，优质铁犁桦增加，区内普遍使用;桔棒、辘护、水车被同时沿用;以耪代耙，生产效率提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仅宁州一地，就年产小麦4.53万石，糜子3.62万石，荞麦1500余石。明代正宁县城罗川开小南门以御水患，筑修四郎河护坝以保城身，开小河沟渠引水灌田;光绪时，庆阳教子川有水渠长2里许，灌田约5亩。庆城西倪家园子有水渠2里许，灌田12亩。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川客民在蔡家庙寺沟川修水渠十余里，引种水稻40亩。光绪二十七(19
41、01年)，镇原县农民在城关路家坡、御史河湾开渠浇田御旱。这些水利工程有效地解决了庆阳春旱、夏初旱问题，并开拓了农作物种植品种，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合水太白葫芦河川台地已有水稻种植，后不断扩大。民国时期，庆阳境内沿川台地上散布有数十处撑杆，提水灌溉菜园，遇旱则修葺废渠进行灌溉。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解放区广泛组织民众积极开展水利建设。1942年春，抗大七分校官兵在子午岭大凤川修渠引水，植稻120亩，喜获成功;合水太白、城关;庆阳城关、三十里铺;环县曲子等地，也积极修渠引水，浇灌农田。建国后，农户多沿用传统畜力“木楼”和人工“盘播”:耙糖工具种类增加，有铁耙、菜耙、木丁耙和畜力柳条、枣条糖等。川、原
42、和部分山区大都使用枣条耪，少数坡度较大山涧地亦用木棒串连代耪复土和碎土。随着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庆阳农业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至20世纪末，庆阳共建成大小水库37座;建成塘坝9座，川台地自流灌区82个，各类提灌站974处，灌溉面积发展到39.71万亩。自1953年以来全区共引进和育成的新品种有1000多个，主要农作物都不断更换品种，每次都使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全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化肥农药的使用为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不断提高。目前全区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又以冬小麦为主，冬小麦占全区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并盛产玉米、高粱、糜子、谷
43、子、马铃薯、油料、烟叶、药材等。历代对重农思想深化和传承、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和发展在促进庆阳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着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等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推动着庆阳农耕文明在发展、变异和传承中不断繁荣昌盛。7.1总结本文通过地缘关系、民族关系、历代农业人口与政策、农业科学技术四个方面人文环境对庆阳农耕文化的影响分别予以详细论述，探讨了这些人文环境对庆阳农耕文化今后的发展、丰富及传承的重大影响。希望对新时期庆阳特色民俗文化大市建设和传统农耕民俗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能发挥出自己作为一个庆阳人的微薄力量。谨此献给首届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参考文献】(
44、1)(2)史记周本纪. M(3)童恩正.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J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4)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 M(5)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四章 . J(6)后汉书西羌传卷87. M(7)诗经小雅采薇. M()史记正义引自括地志. M() (10)资治通鉴秦记. M (1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 J(12)史记匈奴列传卷110 . M(13)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18页(14)汉书武帝纪卷6 . M(15)资治通鉴汉纪卷19 . M(16)北史隋宗室诸王卷59 M(17)甘宁青史正编卷14. M(18)宋史地理志 通典 金史地理志J(19)新编环县志人物. M(20)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刘得祯，李红雄.庆阳文物. 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