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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作 者：_ 指 导 教 师： 所在学习中心：广东省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所 学 专 业：_ 工商管理 _学 号： _ 年 级：_ 10年春_ _完 成 日 期： 2012年4月20日 联 系 电 话：_ _电 子 邮 箱：_12目 录摘要1关键词1Abstract1Key words1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2二、管理创新的7个层次2第一层：模仿层2第二层：微创新3第三层：错位创新3第四层：越位创新3第五层次：包容创新3第六层次：巨创新3第七层次：塔尖创新4三、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4四、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51、产
2、权原则52、法治原则63、合约原则7五、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8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82、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8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9六、管理创新的契机11参考文献12摘要:这是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跟风模仿的时代。这是一个微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创新的时代。从引进模仿起步，历经微创新、错位创新、越位创新、包容创新、巨创新、塔尖创新等过程，这是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跟风模仿的时代。这是一个微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创新的时代。创新好像活力四射，创新似乎杂乱无章。中国管理到底有没有创新？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新制度经济学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均衡与演进的视
3、角以及新经济社会学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嵌入性”视角观照中国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发现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最终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关键词:企业制度演进 管理创新 过程创新 管理创新的契机 目标创新 中国特色Abstract:This is an era of innovation, but als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era of imitation.This is an era of micro-innovation, is a giant new era.Start from the introductio
4、n to imitate, after micro-innovation, dislocation innovation offside innovation, inclusiveness and innovation, huge innovation, spire innovation process, which is an era of innovation, but als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era of imitation.This is an era of micro-innovation, is a giant new era. The innov
5、ation seems vibrant, innovation seems disorganized. Chinese management innovatio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Arrangements to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internal rules and external rules, balanced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new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insti
6、tutionalism embedded Perspective of Chinas enterprise system ev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s both a process innovation. Is a goal of innovation . Would ultimately form the enterpri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 Enterprise system evolu
7、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manage innovative opportunity target innov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关于“过程创新”，理论界一般没有异议，但缺乏对这一判断所隐含原则的彻底澄清，否则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关于“目标创新”，目前争论还比较多，致使许多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兼顾本国国情的夹缝中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
8、右为难”。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1视角和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的“嵌入性”2视角，我们试图对这样两个问题作出较系统的解释。 一般来说，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3，企业制度要想免受“外部规则”4的异化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展开和成长演进，制度环境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遵循是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较早和较好的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成长型的；由于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使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
9、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二、管理创新的7个层次这是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跟风模仿的时代。这是一个微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创新的时代。从引进模仿起步，历经微创新、错位创新、越位创新、包容创新、巨创新、塔尖创新等过程。第一层：模仿层中国管理创新，始于引进与模仿，始于引进一些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然而，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并不能包治中国企业百病。中国管理创新的基础是中国管理传统文化儒道法墨，所有的管理创新，无论道还是术，都离不开这一创新的“塔基”。第二层：微创新对大多数没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强大资源实力的企业来说，模仿并不是最佳出路，因为模仿依葫芦画瓢，很难模仿到精髓。微创新可能是这类企
10、业的最好出路。微创新，就是集中核心优势，从小处入手，单点突破，狙击单一小蓝海，满足客户最揪心的需求，做大公司可能不屑于做的事情。第三层：错位创新错位创新，又称逆向创新我的打法跟你完全相反，你往东来，我却往西去，你说黑好，我说白靓，正如相反车道的跑车，尽管都在同一条公路上，但永远不可能碰头。第四层：越位创新越位创新的基本思维，就是要以跨公司、跨产业、跨产业链上下游的视角，分析和判断市场变化带来的商机。尤其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战略的创新，其边界往往大于单一公司、单一产业的边界，能越位到不同的行业，以整合的视角，创新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战略性蓝海。第五层次：包容创新企业越界创新发展，最终国内的产业容量，
11、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必须进行全球化扩张。全球化发展，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其文化、发展程度、语言，都很不相同，企业必须跳出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狭隘视野，实行多元文化下的包容创新。当然，包容创新，并不代表没有主线、核心，包容必须是“以我为主，包容并蓄。”第六层次：巨创新巨创新，是指企业所实施的创造活动，对整个产业甚至人类历史，具有革命性意义，具有淘汰旧产业、形成新的规模产业的作用。人类历史上，蒸汽机、汽车、飞机、火车、航天器、互联网，等等，都属于巨创新的范畴，遗憾的是，这些巨创新都没有发生在中国。第七层次：塔尖创新塔尖创新，是为了探索人类未来技术进步、管理进步而做的探索性创新。实验室里成千上万的尖端技
12、术探索，管理思想家们长年扎根企业，试图发现推动人类生产力进步的种种管理因素、制度因素，都属于此类创新的范畴。这种塔尖式前沿研究，不再与短期的经营利润挂起钩来。从技术的层面，一旦探索成功，就很可能转化成为巨创新实践，如美国军方发明互联网，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又如西方理论家们提出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等等。三、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合约的外化，本质上代表了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间就如何配置企业产权（主要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可见，现代企业理论仍主要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把制度看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的博
13、弈产生的“内生变量”。内生性的企业制度也可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规则”。 在哈耶克那里，“内部规则”作为其“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本范畴而与“外部规则”相对应。在给定知识分散化和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哈耶克证明：（1）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制度可视为规则的具体化，因而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2）内部规则是分散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彼此认同的制度，外部规则是与“个人”相对应的“组织”（如政府）通过命令服从关系来贯彻某种特定目的（往往是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内部规则并非总是最好的
14、，外部规则并非总是坏的；（3）与此对应，社会秩序演化存在两条主线：一方面，当事人在遵守内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方面，组织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4）个人和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普遍存在的互动关系，是社会演进的源动力，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相互交织和具体关系格局构成现实的社会秩序；（5）由此，社会秩序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二元观，但由于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因而内部规则和自发秩序比较外部规则和人为秩序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15、。5尽管社会秩序必然是二元的，但正常社会状态下，其内部规则必定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由于内部规则具有自发性质，而外部规则多依托于组织而发挥作用，结果内部规则的形成和演进很容易会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来保证内部规则的演化不会因外部规则的干扰而被异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其演化也是如此。四、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 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意味着：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主要是一个企业基本逻辑自然展开和拓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何其它主体（包括政府）在替代性思维支配下进行主观设计的问题。从企业制度作为产权主体间通过再谈判机
16、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之代表的角度来看，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需要三大基本制度条件。1、产权原则 产权原则是说：各生产要素必须有其人格化的代表，或者，社会财富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分配。 产权原则是整个企业制度赖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1）企业所有权主要强调的是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过程和价值的动态实现，资本所有权则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占有和法律上的确认。因此，企业所有权主要是一个权利交易的概念，资本所有权是这种交易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2）产权原则决定了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寻求其要素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为企业内各人格化要素之间交易的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来源
17、。（3）产权原则也是企业内剩余权利配置方式进而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制度的具体状况取决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实力的对比格局，而其谈判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可见，产权原则不仅是企业制度运行的逻辑前提，也是企业制度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获利的预期才会变成确切可把握的现实，经济人理性才得以确立，产权交易才成为可能，企业制度创新也才获得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张维迎曾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即是对产权原则的一种表述。因此在一
18、定意义上可以说，忽视了企业制度的产权原则前提，就等于忽视了企业制度建设本身。不同产权约束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均衡与演化路径（进而不同的经济绩效）：（1）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遭受外部规则的异化；（2）产权主体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牵引外部规则的变迁；（3）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相互牵制，内部规则可能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2、法治原则产权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逻辑起点，但一个没有良好执行和保护机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比没有这种产权制度本身更糟糕。因此对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品主要是通过以国家“暴力潜能”为后盾的
19、法律来实现的。这就是“法治原则”。如果说产权原则是内部规则自然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法治原则则是确保内部规则演进不被异化的根本保障。法治原则包含两重相辅相成的含义。（1）虽然法律是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架构或平台，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主观设计，相反而只应该是对以产权原则为起点自发衍生出来的内部规则亦即既存社会秩序的发现和确认，否则法律本身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2）虽然法律看来是出自于立法者之手并由国家来掌控，但既然其内容在本质上即是“人之行动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法律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也理所当然只应当具有形式和程序性的意义。这喻示着：一方面，“法律先于
20、立法”（哈耶克），亦即法律是立法者“发现”而不是立法者“发明”的；另一方面，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规（亦即对内部规则的发现和确认）而不是专断的命令。这正是所谓“守法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可见，坚持法治原则，不仅应当将基于产权原则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更应当将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3、合约原则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最直接体现。合约原则是一个古老的价值追求，内含有合意、正义、自由选择、自然秩序等理念。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契约为一种合意”6，合意亦即“一致性同意”，是指签约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合约的签订必须依据
21、各方的意志一致同意而成立，缔约各方必须同时受到合约的约束。无论任何一方接受了特定的企业合约，就意味着它认为这个合约所规定的要素行为和利益，优于其它可能的合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合约条件，企业合约就不能达成。反过来说，以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为前提，将企业合约视为利益相关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存在自由退出机制，则只要企业“存在”，它必然是“一致同意的”，即实现了给定约束条件下交易各方的最优选择，特定的企业合约或产权安排处于纳什均衡状态。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的深层精神实质。当产权界定明晰且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时，产权的平等交易就会取代产权的异化流动方式甚至产权的侵蚀和掠夺而成为产权主体面临约束条
22、件下的必然选择，资本所有权才可能以一种被扬弃了的产权形式（企业所有权），从简单人与物关系的领域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发挥着规制交易关系和促进激励兼容的功能。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选择”、“合意”和“共赢”等普遍主义的理念，应当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的社会精神。 与合约原则相对应的是“身份”原则。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发展遵循了从“身份治理”向“契约治理”过渡的逻辑。一般来说，身份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资本主义”7或“裙带资本主义”，这与合约原则所对应的一般“企业资本主义”相比而言是“反现代”的，与现代企业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必然会遭到淘汰命运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
23、制度演进要趋向于现代的方向，也必须遵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基本趋势。五、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分析表明，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制度模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道路。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同西方国家从18世纪初就逐步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产权制度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缺乏明确界定且稳定的产权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财产从来都是属于当权者的私有之物，而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一
24、般民众独立人格的缺乏。即使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可能会获得土地或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剩余权利，但随着国家初期政策的“无为”、“休养生息”色彩的逐渐淡化，产权关系不断受到权力的侵蚀，产权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资本所有权分布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仅占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分散的民众占有物质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官僚阶层），“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被一再的提出，以大规模社会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产权关系重新安排的过程一次再一次的复制，于是，社会也就一次再一次的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当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可能曾经创新出过原始的制度形式，却终究难以获得可持续的演进。2
25、、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诺思（North）、泰格（Tigar）和利维（Levy）等人的研究8表明，产权结构和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可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框架，这严重不利于作为内部规则的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演进。布迪（Bodde）的研究9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律（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也可以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本位而非
26、个人本位的，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施行严格政治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均田制”、“均贫富”的普遍理想和改朝换代之际常对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实践背后，掩盖的是没有保护装置的产权结构。既然产权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既然国家是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存在，那么社会的技术进步、投资愿望就会受到遏制，“小富即安”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企业组织拓展和企业制度演进的内生驱动力量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政府组织所供给外部规则的影响而被异化。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普遍奠定了基于产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之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和理念。但在中国，如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
27、hauer）等人的研究10所指出的，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强调尊卑上下、带有浓厚“亲亲色彩”的礼治社会秩序和精神。与此适应，中国社会成为分散的个人的集合而与中国独特的官僚政治体系相对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官民二重结构，并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与此适应，一方面，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身份上层的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律保护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理性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史实表明，在历史上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士”和拥有物质资本的“商”，它们都少有将自有资源投向经济方向的激励，而是主要用之于与身份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如科举、红顶子商人对官府庇护的寻求等）。另一
28、方面，在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法律条文。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这暗喻着：（1）身份是决定广义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的关键变量；（2）纵向的身份导向和联系而不是横向的经济（狭义）导向和联系；（3）分配性的努力大于生产性的努力。显然，身份原则事实上主要起到了阻碍组织拓展和制度变迁的消极作用。据上述可以判断，中国古代的历史：（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规则统御整个
29、社会的历史，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对比一直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三大原则的缺失，使内部规则演化失去了必需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的动力源泉，而外部规则则凭借国家“暴力潜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推行、贯彻甚至泛滥。（2）在古代中国，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外部制度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约束，作为内生规则的企业制度创新的“内生过程”无法获得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演进和拓展，并且也经常受到外部规则的干扰和异化。其结果，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企业组织生生灭灭；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复制过程中，很少有新制度增量的产出和积累，原始企业制度低水平循环，现代企业
30、制度无从创新。（3）制度本身从终极意义上讲应当是内生的，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财富效用和溢出效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度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有关利益博弈的因素。分析表明，与“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二重结构11：一方是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且没有完全独立的民众阶层。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在政治市场上发生的公共选择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缺乏一个中间阶层，这种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格局就必然会造成外部规则严重扭曲内部规则的非均衡制度格局。由于非均衡能量长期不断积累且得不到中间阶层的
31、有效中和，结果，遵循同样的逻辑，从一个极端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周而复始，制度复制而不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反复上演，因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六、管理创新的契机由于涉及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组织和管理创新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它肯定要滞后于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是，富有前瞻性的管理思想家和实践者已经在积极地思考和尝试。过去10年来，互联网已经让商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使得环球实时供应链、24/7客户服务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数字营销成为可能；它降低了区域和组织间的 协调成本，让企业方便地通过外包等手段降低了工资成本；在出版、音乐、旅行、零售和保险等领域，一些初创企业通过基于互联网的颠覆性商
32、业模式改写了产业格 局。现在，随着一个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高度互联、永远在线的时代的逐渐展开，商业景观将会得到进一步剧烈而深刻地重塑和改造。在技术和商业乃至个体行为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之后，我们的企业组织本身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过去100多年间，众多管理思想家在组织和管理创新课题上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探索，开发出了很多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对组织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时代的到来，为我们进一步开发组织潜能、打造更为人性化的组织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根据管理大师加里哈默的观点，管理的本质在于放大和聚合人的能力和创造力：一方面通过向工作者提供适当的工具、激励和工作环境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能，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些被释放的能力聚合起来从而实现一己之力难以达成的目标。时代广泛而实时的联接，各种在线交流和协作工具的出现，无论在 放大还是在聚合人的创造力方面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当然，由于涉及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组织和管理创新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它肯定要滞后于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是，富有前瞻性的管理思想家和实践者已经在积极地思考和尝试。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