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研究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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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页 社会化研究论文 特征码 pdWVTKDFFpnGVZRfRVpu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 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 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 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 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 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 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 “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

2、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 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 1997；何兵，20XX；韩波，20XX；张卫平，20XX；范愉，20XX） ； 第 2 页 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 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XX；强世功， 20XX） ；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 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 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 可以作为考察国

3、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XX） 。 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 ，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 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XX；郭 丹青，20XX） ，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 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XX：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 而发展的法律” ，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 。法社会 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 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 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 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 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

4、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 ，但这是否意 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 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XX：7） ， 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 ， 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第 3 页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 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 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 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 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 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

5、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 ，一般都是在 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 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 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 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 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 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 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 “强诉讼、弱调解” 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XX） 。曾被誉为 “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 ；在许多人 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

6、史遗留物” ，人民调解终究会被 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 1994 年开始从事 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 Y 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第 4 页 19941998 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 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 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 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 （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 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 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 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 2000 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 方面，最高人民法院 20XX

7、年 9 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 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 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 变更或解除；而 1991 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 16 条允许当 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 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 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 20XX 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 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 ，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 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 20XX） 。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 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

8、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 核制（2000 年） 、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XX 年） 、人民调解工 作室（20XX 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XX 年） 。上述举措 第 5 页 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 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XX20XX 年，上海市人民调解 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 273074 件，调处成功 262050 件，调 解成功率 95.96；参与调处了 3251 件、80232 人次影响社会 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 629 件 （施妍萍，20XX） ，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

9、地回归传统，而是走 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 长缪晓宝（20XX）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 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 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 经验。 ”“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 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 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 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

10、的调解组织形 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 6 页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 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 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 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 这张昔日“王牌” ，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 ，而是为了规避 “法制的后遗症” ，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 （陈柏峰，20XX） ，还有令法

11、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 。 法制 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 诉、上访乃至“上街” （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 动）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 （冯象， 1997） ，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 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 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 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 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 90 年代所陷 第 7 页 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

12、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 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 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 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 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 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 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 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 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 20XX） 。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 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 进行

13、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 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 化（同上） 。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 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 20XX 年 9 月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 第 8 页 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 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 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 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 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

14、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这大大超出了 1989 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 规定的范畴， 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 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 了“准法律依据” 。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 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 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 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 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 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 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 义。20XX 年 4 月至 20XX 年 3 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 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 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 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 organizational net 第 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