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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幸福变量引入决策对效用最大化法则下个体经济行为的补充顾明毅 1原文发表于商业与经济管理2009 年 10 月刊，有修订摘 要: 众多研究发现增加财富并不一定能增加幸福，国外幸福经济学提出改变传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法则，以幸福最大化作为人类行为决策的最终目的。本文分析了幸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理论不同的效用最大化曲线，应用幸福经济学前沿理论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决策提出措施和建议，从而推动个体提升幸福水平。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效用最大化；非理性决策；幸福效用一、引言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加能带来效用的增加，也就导向了幸福，经济学多数理论都围绕着帕雷托最优下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来建立模型，以此指导微观经
2、济及公共经济决策。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当多个人开始意识到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有时收入增加甚至影响到了家庭乃至个人健康，降低了幸福1；近年来，我国政府将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 GDP，调整为包含绿色 GDP、人文 GDP 等非经济数据的综合指标，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济和幸福对人的终极目标的作用。二、问题的提出人们为什么从事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多半从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寻找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休谟指出，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Hume, Mora
3、l and Political,1742）。当这一思想被亚当斯密演绎为市场经济中的人生来就是关心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且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论断，就此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石。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中的幸福概念正式被效用（Utility）所取代。按照牛津经济学词典的定义，效用是对物品（Products）和福利（Welfare）的愿望（Desirability）的满足（Satisfaction）。这里的幸福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满足了物质需求，增加了福利，经济体必然实现幸福。而我们发现，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幸福悖论。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财富在多大程度上
4、给人带来幸福，这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长久以来，传统经济学对效用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物质消费领域。人们将“效用”的最初定义 “ 快乐和痛苦加总的心理感受 ” （ Bentham,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渐渐淡忘。有形的消费固然重要，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行为经济学诸如“期望效用”、“寄情效用”等无形的效用，有时比物质消费本身给人带来更大的收稿日期：2009-6-3作者简介：顾明毅（1979 -），男，江苏阜宁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经济管理博士，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体验经济幸福悖论，即为国家变得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
5、随之提高。（Easterlin,1995）1快乐。一旦建立起这样的效用假设：外化于物质财富的幸福偏好（心理感受）与物质财富共同构成了效用，那就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一）传统供需理论忽视了心理效用，而心理效用也是构成终极欲望的重要组成，并且在某些时候（特别是物质效用等价的时候）决定了决策的幸福；二）物质财富并非无阻尼转化成效用，提升人们的快乐感受，由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知偏差，物质财富在效用转化中的效率和有效性有待考察。我们观察经济现象时，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普遍忽视了心理偏好，后者在物质效用最大化的命题之余，掀起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如何认识并指导行为决策，帮助微观经济个体追求幸福，重新评估经济价值，
6、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方法，弱化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具体的实验方法，因而削弱了对人类行为弱点和思想偏差的研究，这也是导致经济效用至上的自由经济理论放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三、幸福经济学理论的引入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尼曼（D.Kahneman）教授，以此表彰他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侧重研究人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从而标志着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列入经济学理论的殿堂2。其突破了经济人完全理性选择和精确计算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心理偏好、价值观、信念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
7、范围和解释能力。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可能渐行渐远。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作为与传统经济学的对应，他把这种理论称为幸福经济学 Hedonomics。奚恺元指出人们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近年来，幸福经济学云集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幸福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幸福经济学认为人
8、是有限理性的。人类行为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同时也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幸福经济学是描述性的。经济理论中实验方法的丰富，以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密斯教授（V. Smith）为代表，推动了实证研究经济行为倾向的手段广泛在经济学前沿的应用。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而这个幸福是广义的概念，因为，幸福 Hedo 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目的3。许多经济学家及心理学家都对幸福专题进行了研究。沃密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瓦尔德（A.Oswald,1996）提出人类的幸福
9、作为一种权利被政府、经济学家乃至公众忽视，而幸福追求不应仅交给自由市场解决。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Easterlin,1974）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关系非常模糊。苏黎士大学弗雷（B.Frey,2002）在瑞士长期研究主观幸福感，发现收入提高只能在较小阈值内增加个人幸福感，但是制度和社会因素强烈影响幸福，因而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主办的国际会议（L.Bruni,2006）“经济学中的幸福悖论”上各国经济学家纷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将幸福和经济学的主题拓展到社会福利、公共品和人际关怀等领域。 Gilboa. I. & Schmeidler, D.(1
10、995), Case-based decision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行为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例如预期理论、行为生命周期、过度投机等。但是幸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然独立于主流经济学，然而其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已经具备局部的挑战性。四、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发现现阶段幸福经济学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能够表明在经济因素之外的变量（特别是一些内生变量）如何影响幸福。一是时间性比较（Temporal comparison），即现在状况与过去状况的比较。其差异方向决定了幸福的变化方向，而差异值对幸福变化大
11、小产生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著名的美国人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做出了解释，当代美国人的休闲时间、家庭氛围和社区关系等比起过去降低了许多，而财富增长不能补偿其他项目的损失，因此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二是社会性比较（Social comparison），即你的财富与别人的财富的比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物质财富不一定能让人幸福，尤其在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后，想更幸福几乎不可能。到那时，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当进行社会性比较的项目包含财富，但不限于财富时，幸福的提高同样是可以预期的4。三是脉冲式变化（Impulsive Variation）。脉冲式快乐能使人感觉到格外幸福。如果一
12、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变化，也会对优越的生活逐渐麻木，不比一般人感到更幸福。也就是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本身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间或发生正向脉冲式的舒适变化，整体幸福水平会显著提高。连续性状况108642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脉冲式变化108642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图 1连续性状况和脉冲式变化四是记忆经验（Remembrance Experience）也是幸福经济学的一个发现。传统经济学的偏好理论认为货币比等价特定物品有更大的效用，理由是货币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幸福经济学认为，对于奖励项目
13、（也是脉冲的一种），难得享受的事物要比等价货币更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尽管人们往往会“理性”选择奖金，但事实上，难得享受的事物给人们带来的快 Oswald, Lane & Myers, (2000) 发现从 1970 年到 1999 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 2.5 倍，而幸福平均值却降低了 10%。3乐体验，会使人们牢记这段经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美好记忆都可以让人们感到更为幸福5。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供给和需求，效用对于需求的产生和界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当我们观察经济现象时，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普遍忽视了心理偏好，幸福经济学正是将心理偏好加入选择决策，来修正效用最大化，从而开辟了理论研究
14、的新视野。五、幸福效用最大化分析及行为决策推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尽管研究具备突破性，但是由于其理论尚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对于指导经济决策的应用措施和建议仍较少，主流经济学对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法则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决策。古典的期望值理论如图 2 所示，没有区分效用和幸福效用的差异，通过假设风险中立，以不确定性下期望值和概率乘积来决策效用最大值，显然收益值和效用值之间呈线性关系。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假设，风险规避使人们将几种可能的收益值与概率的乘积来求期望效用值，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决策时，选择期望效用值较大的项目，如图 3 所示，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效用曲线凹向原点。效用效用0收益0收益图 2效用期
15、望值理论图 3期望效用理论随着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深入，行为经济学的预期理论假设，在“获得”区域，风险规避；在“损失”区域，追求风险。下图 4 表示了该假设下的幸福效用曲线，幸福效用期望值是收益的效用值与该收益发生的心理概率内积之和，代表个人心理对于经济获得带来的幸福效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而对于经济损失带来的幸福效用损失从心理上预期递增。且由于卡尼曼研究发现损失与获得的心理权重不同（Tversky & Kahneman,1992），经济损失区域的效用曲线初始斜率要高于经济获得区域的效用曲线初始斜率。幸福效用幸福效用R经济损失0经济获得经济损失t0r经济获得图 4预期理论下幸福效用曲线图 5幸福经济
16、学发现的幸福效用曲线进一步分析众多幸福经济学者的实证研究（Kasser,2000；Hsee,2003；傅红春,2007）发现，与“理性人”期望相反，经济获得的幸福效用实际值显著低于心理期望，甚至低于传统经济学假定的风险中立下的线性关系，经济损失导致幸福效用实际下降值也显著小于恐惧4中的下降。图 5 展示了幸福经济研究下的幸福效用曲线，经济个体在实际行为表现上与期望理论值不同，在第一象限内总体呈现倒“U”型曲线。首先，0,r区间段的幸福效用是缓慢边际递增的，经济增长达到 r 值后，对幸福效用的提升作用才明显；在r,R的主区间内，幸福效用随经济增长边际递减，而超过 R 值之后，幸福效用会明显下降。
17、数据反映出收入最高群体的幸福效用低于收入次高群体的幸福效用。在经济损失区域t,0，幸福效用损失缓慢地边际递增，损失超过 t 值后，幸福效用随着经济损失扩大而边际递减。图 5 与图 4 比较，实质是揭示了个体“事前”预想的幸福效用与个体“事后”获得的幸福效用之间的差异，这是造成许多决策悖论的根源。基于以上幸福效用的分析，本文进而得出对幸福的行为决策有帮助的推论及相关措施，以供微观经济个体参考来制定合理经济决策。第一，经济收入的增长在越过某阈值之后，则不再对幸福效用产生影响。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达到某确定水平之后，经济收入的增长下的幸福状况不如想象中那么好，甚至可能更糟。从次高收入到最高收入带来的幸福
18、增长，并不能补偿挤出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并且，人能够很快适应奢侈的生活，存在着踏水车现象。即心理上的经济参照点会伴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从而抵消了幸福上升的程度。个体应该正视抱负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参照点的移动，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固定经济参照点，以削弱参照点移动带来的幸福损失。第二，个人幸福来源于“经济人”要素和“社会人”要素（休闲和健康、家庭和朋友、公益行为等）的综合。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调整非经济变量的权重系数，使得在个人总幸福组成中，不会因为单纯追求经济要素引发“挤出效应”，显著降低非经济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最终导致个人总幸福的降低。措施：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个体注重加大对社会性
19、要素投入，必要时侯放弃部分收入增长，以保障稳定的社会性要素投入，获得稳定的幸福。第三，经济收入降低后的幸福状况不如想象中那么差，这被称之为危机期望偏差，是造成不幸福的因素之一。现代人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对应的压力和风险感受也愈加强烈。对于危机期望偏差的校正，应预先准备好降低部分生活水平的预案，消除恐惧并泰然处之。主动认识和自我调整危机期望，是降低风险压力并提高幸福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适当降低经济参照点有助于减少恐惧风险所吞噬的幸福。第四，间隔地触发奖励，获得非同一般的体验，会显著提升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指出，平稳的优越生活，不如平凡生活夹杂脉冲式快乐；多次的小奖励，不如
20、一次的大奖励。需要指出，常见的奖励形式货币，不如等价的特定奖励，比如在梦想的高级餐馆享受大餐，梦想的度假海滩放松等。如果没有外在奖励，那么自我奖励同样有效地创造惊喜。让生活点缀快乐的体验奖励能有效地通往幸福。第五，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幸福因子进行罗列、排序和打分，量化个体幸福。幸福因子的描述基本决定了幸福的组成，包括经济收入以及其他个体认为重要的因素；时间序列引入给出了时间比较的工具；排序后的打分整合了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法则。一致性承诺 欧美学者（Frey,1999;Kasser,2000）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人均收入 10000 美元是提升幸福阈值的临界点，超过阈值的收入增长不再对幸福产生正相
21、关效应。他们在研究中也提出阈值的国别和社会差异，对于我国人均收入的幸福阈值界定尚待研究。 心理学术语，人都有一种试图做到（并显得）与过去的行为相一致的愿望，即曾经口头或书面认可某项行为，会导致该行为的发生概率、有效性和效率比较无承诺情况下显著提升。5有助于认识和发现幸福，而量化有助于修正获得和损失间的期望偏差，也能修正期望和实际效用间的偏差，并建立起一个可供自我监测的幸福指数。我国社会正面临市场经济深层次改革的重要阶段，各种经济思潮都对微观经济个体产生影响。幸福经济学的出现有助于人们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增加幸福，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个体的错误认知6。抢座位游戏的数学逻辑确保了不管他们父母工作多少小时，
22、只有 10%的孩子可以进入最顶尖的学校。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够高的话，他们可能买不起周围有好学校街区内的房子，因此绝对财富增加了，但他们依然可能感到不幸福。反之，当全球经济滑坡，部分行业开始减缓增长速度，过冬的经济个体在幸福经济学指导下仍然有可能提升幸福水平。六、结论与政策建议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为主流经济学增添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工具，对于微观经济决策和国民经济管理都有显著的理论价值，能够为指导政策决策提供实践建议。由于经济人的期望总是高于实际感受，个体在行为决策前显著地表现出对经济获得的渴望和对经济损失的恐惧，远高于其变化对幸福效用的实际影响。因而，收入的变化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收入对幸福
23、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者超越了基本生活需要，就应该认识收入对幸福效用的正相关作用的降低，有必要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认识到自身期望与实际获得的不对等，更能有助于个体决策时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造成的非经济因素的“挤出效应”。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宣传导向上，需要适当调整对财富精英和高收入人群的宣传，过分表彰财富精英会推动个体财富期望效应的放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个体幸福和谐的实际水平。鼓励公众树立平衡的财富观念有助于微观经济个体做出均衡决策，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效用。幸福研究通过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也能推广到宏观经济层面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24、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越过 3000 美元，此时，经济基础之上的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社会公正和民主法制等制度层面因素凸现为公众关注的重要利益，这些因素在微观层面上构成了个人的幸福重要组成，同时也在宏观层面上决定了社会的和谐指标和健康状态，单纯的经济因素已经不能独立支撑该地区社会群体的幸福效用了。因而有必要从根本上建设保障性制度，并将民主体制改革推向更深层次，这才是综合建设和谐社会幸福个体的根本保障。从制度上实现注重效率和注重公平的有机结合，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解决社会阶层差异和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因为当该地区国
25、民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时，幸福与收入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从国家层面上看，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有助于将经济资源合理分配到能够创造更大幸福效用的地区和人群。最终，本文研究了在经济要素之外，如何提高微观经济个体的幸福。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给出了提升幸福的措施：包括对个体经济要素设立参照点，加强社会要素的权重指数，增加脉冲式快乐体验，分时间序列量化个体的幸福因子等方法。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GDP 的当代社会，新经济理论指导的公共决策思想认为，当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要的，以国民幸福为核心，关注社会的“正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从微观层面看，幸福经济学指导个体优化决策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
26、对于打造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也是有价值的。6参考文献：1 加里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5-19.2 尹伯成. 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角度的考察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55-467.3 Hsee, C.K.，Hastie, R. & Chen,J., Hedonomics: Bridging decision research with happiness research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4 路易吉诺布鲁尼、皮尔路易吉波尔塔. 经济学与幸福M. 上海：上海
27、人民出版社，2007:10-20.5 傅红春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6-2596 Lane, Robert E.,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economie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38-47Induct the welfare variables into decision: the hedonomics complement of personal economic behavior to utility maximizationGU M
28、ing-yi1, YIN Bo-cheng2Abstract: Many researches suspect wealth increases welfare. Hedonomics changes the rule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s; it indicates welfare maximization as the destination of human behavior decisions. The paper analysis the invalidation of economics indicators and the supplements of social indicators to welfare, then it applies the front hedonomics theory to afford new ways and suggestions to microeconomic personal behavior, with the welfare increase.Keywords: Hedonomics; Utility maximiz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ference poin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