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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樹仁學院粵港經濟關係互為影響的實證分析李樹甘(香港樹仁學院經濟學系)林志輝(香港樹仁學院工商管理學系)2005年1月經濟學系 Working Paper SeriesEconomics DepartmentHong Kong Shue Yan College 粵港經濟關係互為影響的實證分析李樹甘博士(香港樹仁學院經濟學系)林志輝博士香港樹仁學院工商管理學系一引言粵港經濟關係是個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便一直被工商界和學術界所重視的研究課題；而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就有不同角度的研究。在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前，香港和廣東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但因為地理和文化的因素接近，廣東成了香港資金投放的
2、主要目的地。而血緣和地緣的接近，更使到香港的廠商可以繞過制度所形成的貿易和投資的阻礙，進入廣東市場，致使香港主導著兩地急促發展起來的密切經濟關係。可是，在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影響著粵港兩地經濟發展的因素起了很大的變化。就廣東而言，中國的快將加入WTO，使其市場將全面對外開放，這定必加快廣東的市場經濟發展及新經濟體系的建立。就香港而言，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下，現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瓶頸關頭，新經濟發展困難重重。因此，粵港經濟關係的相互影響性是否有所改變，就成了個極具研究價值的課題。二粵港經濟關係的發展香港每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都是源於它與其腹地（廣東和南中國）之間關係的改變。在1950年，韓戰和
3、冷戰在東亞爆發，香港失去了它的腹地和作為轉口港的地位。香港轉向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求存，而美國則成為香港工業製成品的首要市場。香港遂成了大美國經濟圈的一部份，而非中國經濟的一部份（宋恩榮 1998）。到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因為香港工人的工資急速上升，而香港的廠家在多年生產經濟中累積了不少人力成本，如果香港的廠商不能搬遷到人力資源充足和工資低水平的地方，其倚賴勞動密集生產的製成品便會越來越昂貴，出口就會出現困難。但是，香港大部份的製造商都是小型企業，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克服地理和文化的障礙。但中國改革開放正好為香港帶來巨大的機遇，而廣東有地緣和血緣的優勢，正好給予香港廠家黃金機會，將其工廠搬回
4、廣東省內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廣東頗為落後，但基於與香港的聯繫，廣東由一個相對落後的省份急速發展成為中國在改革時期的主要經濟發展地區。由1987至2001年，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系，每年平均約有10%的增長。但在同一時期，廣東每年平均約有13%的增長，比全國平均高3%。以各省本地生產總值來計算，廣東由1987年位居全國第七位，至如今高踞全國各省生產總值排名第一位；廣東2001年的生產總值是10647.71億元人民幣，佔全國生產總值的11.1%。廣東能夠脫穎而出，香港的參與和貢獻，功不可沒。香港一直是廣東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廣東吸收外來投資的主要來源地。改革開放以來至2002年底，廣
5、東共引進港資企業七萬多家，實際利用港資859億美元，全省利用外資近七成來自香港；2003年廣東外貿進出口2211.1億美元其中有1600多億美元貿易額是與香港進口或經過香港轉口的，佔了廣東外貿的七成以上（梁百忍2003）。以上不爭的事實證明香港一貫以來都非常緊密的影響著廣東的經濟發展。香港除了在資金、市場資訊和管理技術實質地幫助廣東經濟發展之外，香港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以至制度示範作用，早已深入廣東民心，潛移默化地改變當地現代化的思維和風貌。香港在廣東的投資也改變了兩地的經濟。一方面，香港的資金、世界市場資訊和現代管理方法，迅速地催化了廣東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當中香港效應明顯地產生了重要的示範
6、作用。廣東的起飛快於其他中國地區，毗鄰香港是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香港廠商在廣東直接和間接僱用了接近1,000萬工人，同時香港製造業的勞動力則由1984年的905,000人下降至1997年底的288,887人。通過將勞動力密集的工序遷移至廣東，香港便能把資源集中在較技術密集的工序上，如產品設計、採購、生產管理、品質控制和市場推廣。香港的製造業便能達到非常快速的勞動生產力增長。廣東加工出口的發展亦增加了其對香港的服務業，包括轉口貿易、航運、保險、商業服務和金融服務的需求。香港製造業和香港經濟越來越以服務業導向，簡單來說，香港成為工業化的廣東的經濟首都。而香港經濟的快速增長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
7、明始，其後十多年幾乎沒有停頓過，前店後廠的安排也為香港創造了可觀的財富，直至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才終止。粵港兩地共同構築的前店後廠的加工貿易合作格局，曾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隨著香港製造業大規模各國遷移的完成，中國加入WTO後內地市場的全面開放，這種前店後廠格局逐漸失去其原有的優勢，特別是時至今日，在廣東設廠的港資製造業企業，部分仍然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低水平生產模式。對於這部分企業而言，生產出來的產品附加值較低，企業在爭取訂單上缺少議價能力，不能適應瞬間萬變的現代經濟環境。另一方面，香港在回歸之後，即遇到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並持續不景氣。反之，廣東的經濟和珠三角的城市群
8、卻發展迅速，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廣東依然扮演著帶頭驅動的角色。還有上海迅速的崛起，使香港除了新加坡和台灣外，增添了強勁的經濟競爭對手。在這種種情況下，香港是否已漸漸失去過往粵港兩地經濟合作關係的主導地位呢？從表一揭示，大珠三角與長三角相比，前者的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和實際利用外資，遠遠超越長三角，原因是香港的經濟實力有力地增強了珠三角的經濟數值，使大珠三角處於較有利的位置，這亦突出了香港在兩個三角洲比較競爭中的關鍵作用。沒有香港的參與，珠三角是比不過長三角的。相反，若香港與珠三角能進一步結合並理順發展，大珠三角有條件成為中國最強大和發達的地區。按這個構思，香港未來的發展已超越本身的利益，
9、與廣東甚至更廣闊的泛珠三角地區形成休戚與共、命運緊扣的關係。過往，粵港兩地關係都是由民間帶動的。回歸前，兩地政府因礙於政治環境並沒有積極的規劃或參與。即使是香港回歸的頭五年，兩地政府對相互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亦有不同的看法和反應。直至2003年初，香港政府才明確地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與珠三角合作發展的重要性，而且於同年內推出一連串的新政策，包括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推動兩地政府和民間進一步的交往和融合。（楊汝萬 2004）表一：珠三角與長三角之比較 （2002）上海浙江江蘇長三角 (上海、浙江及江蘇)珠三角香港澳門大珠三角 (珠三角及港澳)面積(千平方里)6.34101.8102.86
10、211421.10.027343.1273人口(萬人)1341.774535.987380.9713258.722364.88678.6144.163087.65國內生產總值(十億港元)511.1278736.7221004.72252.55890.07571247.38152.71332190.17出口(十億港元)638.0634229.462300.1441167.669878.34241562.12114.343592454.807實際利用外賣(十億港元)39.23436.62184.435160.29117.16382622.326.437862765.902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上
11、海市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局、浙江省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註：所用數字均以2002年現價水平量度。香港出口用 離岸價。實際利用外資，香港、澳門用 外來直接投資。CEPA的設想是造就泛珠三角成為一巨大的單一市場，將香港與廣東的經濟融合成為一體。而香港是主動的、樂意的促成這個設想。但這個設想的假設是香港的經濟地位領先於廣東，能夠為廣東帶來互補的作用。另一個假設是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憑藉它的國際化，能幫助廣東的經濟發展與國際接軌。從廣東的角度看，香港與廣東進行經濟整合的最大戰略意義是可以通過促進生產要素在兩地自由流動，把香港經濟發展納入中國的經濟體系內，使香港能繼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扮
12、演國際金融及商貿服務中心的角色。中國的經濟體內擁有香港這樣一個自由、開放及規範、並享有很高國際地位與信譽的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這一方面將可以大大加強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分工與合作的優勢，加快人民幣發展成為主要國際性貨幣的進程；另一方面，亦可以大大消除現時香港與內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如上海、廣東、深圳等之間已一定程度存在或可能出現的惡性競爭，促進中國主要中心城市之間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及協調發展，減少重復投入，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三研究目的在略述過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粵港經濟關係發展後，看到香港在廣東的直接投資，並與廣東的進出口貿易，在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前，一直積極地影響著廣東經濟的發展。在九七香港回
13、歸中國後，香港在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瓶頸關頭的時候，表面上，它在粵港經濟關係上，依然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在廣東經濟急促發展的情況下，香港是否仍然在粵港兩地的經濟關係上處於領導性的地位呢？本文嘗試作實證研究，以Granger Causality Test 因果關係檢定，測試粵港兩地經濟關係的互為影響的地位，特別在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前後，有否改變。四研究方法：因果關係檢定- Granger領先檢驗要研究粵港兩地的經濟關係，可用Granger領先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它是用來解釋變數間(X與Y)是否有領先( Granger cause)、落後(does
14、not Granger cause)、互相領先，或兩者無任何關係。 Granger領先檢驗只能檢驗是否領先領先只表示時間上的因果(先後)關係，不能檢驗完全的因果關係，詳情可參閱Gujarati (2003) 和Granger (1969) 但首先要檢定變數是否為定態(stationary)。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可測定變數是否達到定態。若變數檢定為定態，則可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 VAR)，但這只檢定變數的長期關係。若變數為不定態，具有單根(unit root)，便會出現虛假(spurious)關係。若變數間不存在共整合
15、(co-integration)的關係，則須將各變數進行差分(differencing)，直到各變數的某一階段差分為定態。再以Granger 方法，利用VAR模型分析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但差分會將長期趨勢消除，所以，VAR只可檢定短期因果關係。若變數之間有共整合的現象存在，即是有長期均衡關係，那麼，兩方一定有因果關係； 參考Koop (2000) 即變數X會領先變數Y(亦即X為因，Y為果)，或Y領先X，或互為領先。但共整合只能表示有長期關係，不能顯示短期關係。若加入誤差修正模型機制(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 ECM)，可以同時包含短期動態和長期訊息。所以本文將Gr
16、anger因果關係的分析方法應用在ECM模型。這樣，因果關係的檢定就會包含了短期和長期的內容。 應用部份可參考 Chan and Lee (1997) 和Chan and Lee (1996)ECM的模型如下：= + T + 1Yt-1 +.+ pXt-p + 1Yt-1 +.+ qYt-q+ et-1 + Ut (1) 當中et-1 = Yt-1 - Xt-1當中和為長期參數，可由Johansen(1988，1991)，Johansen and Juselius (1990)所發展出的共整合分析找出。T為確定趨勢(deterministic trend)，而et則為長期訊息向量的殘差(res
17、idual)，Ut為隨機誤差項(stochastic error term)。則表示將變量差分。要檢定X是否領先Y，可假設檢定為：H0 = 1 = 2 = q = = 0，(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即X落後Y)若在顯著水平(significance level)下，拒絕虛無假設(H0)，則表示變數X會領先變數Y。相反，X不會領先(落後)Y。五實證1.資料來源與處理實證資料選取時間為1990年第一季至2004年第一季，共53時間數列，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與處理如下表所示：表二：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一覽表變 數 選 取資 料 來 源名 稱定 義HK香港產出。以實質GDP指
18、數(1990年第一季為100表示)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GD廣東省產出。由於資料所限，沒有季度GDP。以實質工業總產值代替。將月度資料轉成為季度，再轉為指數。China Monthly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 Centre.註：所有數值皆為自然對數。2.單根檢定在共整合檢定前，應對各變數先進行單根檢定。本文在單根檢定方面，採用ADF檢定來檢驗各變數是否為定態與確定其整合級次。基於有效檢定力及精簡模型的原則，本文以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準則，分別選取
19、其最小者最適落後期數 要選取落後期數，因為如果期數太少，可能導致殘差項產生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而非白噪音(white noise)；期數太多則會喪失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檢定結果詳列於表三，說明如下：表三：ADF單根檢定表檢定型式檢定假設有常數項但無確定趨勢檢定假設有常數項和確定趨勢變數名稱原始值一階差分值原始值一階差分值GD-1.8992-6.9518*-2.0472-7.8728*HK-1.5849-3.9083*-2.3286-3.9956*註：表示在1%下為顯著；代表在5%下為顯著。由表三的ADF單根檢定看，各變數原始值不論在有或無確
20、定趨勢項下，均無法一致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設(H0)。而經一階差分後，所有變數在1% 的顯著水準下，均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說。因此，可以認定模型中所使用的變數均為的時間數列。3.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在上一小節的單根檢定中，已確定了各變數均為序列，具有相同的整合級次；接下來將延續此一結果，繼續進行以下的共整合分析。採用Johansen的多變量共整合分析法，由於最初是由VAR模型推導而來，因而在分析之前，先要對VAR模型選取一最適落後期數。本文所採用的選擇標準是AIC準則，分別取其最小者為最適落後期數。在確定了最適落後期數之後，接下來採用軌跡(trace)檢定統計量，來決
21、定變數間是否存在共整合關係，由表四共整合向量數目統計表可以看出，在1%顯著水準下，共整合向量數目為一，代表變數間存在共整合長期關係；即是廣東、香港的產出有長期的穩定關係：HKt = 4.272 + 0.1GDt由此計算長期訊息向量的殘差，et-1 = HKt-1 - 4.272 - 0.1GDt-1表四：共整合向量數目檢定表特性根5 PercentCritical Value1 PercentCritical Value虛無假設0.282020.730615.4120.04*0.06523.50513.766.65註1：表示為軌跡(trace)統計量。註2：()表示在5%(1%)顯著水準下拒絕
22、虛無假設。4.ECM Granger 領先檢驗結果由於前一節共整合檢定結果，本實證模型中變數間存在共整合關係，故須以誤差修正(ECM)模型透過Granger領先檢驗來分析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就是藉由對變數落後項係數做聯合檢定，以決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同樣基於有效檢定力及精簡模型的原則，由AIC準則最小值所決定迴歸式的最適落後期數為四期，求得之迴歸方程式如下：= 0.0053 + 0.00003T +0.1298+ 0.2436+ 0.0960+ 0.3860- 0.0388- 0.0526 - 0.0051- 0.0050- 0.3840 (2a)=0.17F-statistic=2.04= 0
23、.1382 - 0.0009T - 0.6079- 0.5449 - 0.3678- 0.1003+ 0.5216- 0.0539 + 0.6642+ 0.5870- 0.2007 (2b)=0.26 F-statistic=2.76藉由對變數落後項係數做聯合檢定，以決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若該解釋變數之所有落後項之檢定為不拒絕(do not reject)係數均為零的虛無假設，表示該解釋變數，非被解釋變數之因(不是領先)；反之若顯著時，則稱該解釋變數為被解釋變數之因(是領先)；若彼此都顯著時，表示存在互為因果關係。聯合檢定結果詳見表五。表五：Granger因果關係結果統計表果因HKGDHKHK
24、HKHK，et-1/1.07GD、GDGD、GD，et-13.12*/註：表中之值為F值，()為P-value；()表示在10%(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H0)由表五可以發現在5%的顯著水準下，廣東經濟會對香港經濟有領先(Granger cause)係。由於(2a)式中GD、GD、GD、GD的係數為負數，因此，基於歷史資料上的測定，短期而言，廣東的經濟愈增長，越有可能減弱香港的經濟。這可能與李樹甘和楊偉文(2000)發現廣東經濟對應香港經濟，有替代而不是互補的經濟關係有關。另一方面，香港經濟並不顯著影響廣東經濟。5.結構變動(Structural Change)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
25、不但面對新的管治，而且與內地關係更緊密。但不幸地香港當時正面臨地產泡沫爆破6 Chan，Lee 和Woo (2000)用Stock Orthogonality Test檢驗香港在回歸前明顯有地產泡沫。，受到外圍經濟影響，並經歷科網的熱潮和爆破，因而要面對頗長期的經濟衰退和通縮壓力。故此，在面對鄰近地區經濟的急促發展，香港的優勢正慢慢淡化。相反，直至2003年，廣東的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18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13,450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為13.4%；出口貿易總額已達到2,839億美元。其生產總值、稅收、實際利用外資和進出口貿易，分別約佔全國的1/9、1/7、1/4和1/3，成為中國經濟發
26、展的火車頭和鄰近地區的主要經貿對手。不難相信香港與廣東的經關係有結構性的轉變。因此，本文首先用Chow 檢驗(Chow test)檢定有否結構變動。由於HK（香港產出）與GD（廣東產出）兩個ECM模型的Chow檢驗值，分別為2.00及2.48，即以分別在10%和5%顯著水準下有結構性轉變。所以，將估算時間分為兩段，即以香港回歸前(1997年第二季或之前)及回歸後(1997年第三季或以後)，再檢定其因果關係有否改變。結果顯示在表六。表六：回歸前後的Granger 領先檢驗表6a：90：197：2果因HKGDHKHKHKHK，et-1/2.54*GD、GDGD、GD，et-12.25/註：表中之值
27、為F值，()為P-value；()表示在10%(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H0)表6b：97：32004：1果因HKGDHKHKHKHK，et-1/0.51GD、GDGD、GD，et-13.91*/註：表中之值為F值，()為P-value；()表示在10%(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H0)檢驗結果顯示，雖然在整個時段上，廣東經濟能影響香港經濟；但在九七香港回歸前，是沒有顯著的領先關係。但在九七香港回歸後，這情況明顯改變了，廣東經濟對於香港經濟，有十分顯著的領先關係。另一方面，雖然在整個時段和九七香港回歸後，香港經濟不能對廣東經濟有著領先關係，但在九七香港回歸前，卻有著領先關係。總括
28、來說，粵港經濟的領先地位在九七香港回歸前後是對掉的。六結論和建議過去，香港與廣東的經濟往來，一直停留在企業和民間的層面，而且是在有關稅障礙、邊境障礙、絕大部分生產要素不能雙向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局面直至2003年6月底，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簽署CEPA協議後才打破。在CEPA的框架下，內地將分階段取消對香港產品徵收關稅，對香港提前開放18個服務行業，並且對內地人員訪港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CEPA是個開放的框架，自協議簽署後，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已展開及完成第一輪談判，並於2003年9月29日達成增加電訊業開放，明確香港公司及香港產品定義等多項內容。CEPA要達到的長遠目標是促進內地
29、市場全面對香港開放；使與內地之間的生產要素可以最終實現完全自由流動。CEPA安排雖然具有雙嬴的效果，但並非以講究平等或對等作為構建基礎，是中央政府根據香港的經濟長遠發展需要，在一國框架下，度身訂造的產物。謝國樑2003雖然，最終的理想是要將泛珠三角打造成為一個單一的龐大市場，更希望將香港和廣東融合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實體。但CEPA是中央政府在竭力挽救香港在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瓶頸關頭的時候，就香港特區政府的單向提出，一廂情願地以行政手段推動粵港經濟共融的方案。CEPA既非以講究平等或對等作為粵港的合作基礎，亦非粵港雙方因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協作方案。在中國各省內和各省間的
30、經濟山頭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段樵2004 又在廣東經濟急促成長，並在粵港經濟關係上處於領先的地位下。香港可以怎樣保證廣東以及泛珠三角的城市，心甘情願的開放自己的市場讓香港的廠商、產品自由進入，以維持香港的經濟可以持續發達呢？中央政府可以幫助香港經濟復甦的手段，可以用的都用過了。如今在中央政府為香港所營造的有利經濟條件下，要看香港特區政府怎樣利用CEPA的安排，突破經濟結構轉型的困局。香港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有很多競爭優勢是眾所周知的：香港是世界主要的金融、商業服務、信息和物流中心之一。香港是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和服務流可以自由進出。香港有完善並與國際接軌的法
31、律制度，具發達的國際網絡聯繫。香港匯聚各國、各種優秀的專業人才，英語的水平和使用普及。擁有這些優勢，在面對當前的困局與機遇，香港經濟該如何定位呢？香港特區政府的第二、三份施政報告中，將香港經濟發展定位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中國主要的城市。報告中指出：香港將來不但可以成為中國的主要城市之一，更可以成為亞洲的首要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重要地位。香港這個雙重的經濟定位，它的好處是既滿足政治的現實，又滿足經濟上的需要。但問題是孰先孰後。似乎香港面對長期的經濟衰退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雙重打擊下，最容易走的路是借助廣東經濟的成長，分享鄰近地區快速增長的成果。故此，香港要定位成為中國的主
32、要城市之一，在CEPA的優勢下，定必帶來更緊密、頻繁、自由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和服務流的互通。香港在九七回歸前，將製造業搬遷到廣東，造成了香港第二產業的空洞化。因而，在更便利CEPA環境下，香港大量的專業人才北移尋找更理想的商機時，會否造成香港第三產業的空洞化呢？若是如此，香港可以憑甚麼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呢？即是說：若將香港的經濟發展為另一個中國城市，香港就再沒有特權或特殊地位了。因此，香港不能完全抽離於中國任何經濟或其他的不穩定情況。而且，要面對中國其他城市同樣面對的問題，特別是香港的經濟要服從政治的需要和考慮。在這個定位中，當香港經濟注意力向內轉移，香港就會漸漸失去了它的國際氣息
33、。當廣東、上海或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越了香港，香港的國際城市的地位就會完全失去。若香港隨著CEPA的推動，漸漸融合進泛珠三角的體系中，特別在廣東經濟地位領先於香港經濟的情況下，透過經濟整合的過程，香港將在五十年不變期滿前後，成為廣東經濟的一部份，而再不是一個國際城市了。香港為中國外匯貸款和投資的來源的優勢也會完全失去。作為中國其中的一個城市，香港再不具任何重要性了。從中國的角度看，香港主要價值是它長期形成的國際性地位；中國仍很需要香港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提供服務。因此，香港只有不斷加強其國際金融及商貿服務中心的地位及作用，才有更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粵港兩地進行經濟整合才更有基礎及經濟價
34、值。推動粵港兩地經濟整合並不表示香港未來的發展焦點只放在廣東身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其主要市場腹地是整個中國內地省市。中國內地其它省市的經濟發展很需要香港在融資、對外貿易及其它商業領域提供增值服務，因此，香港除了要加強與廣東的經濟關係外，還要積極拓展華東、華北及西部地區市場，使香港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最重要的金融及商貿服務中心。有了中國內地省市成為香港經濟的腹地，香港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將發揮更重要的樞紐作用，為亞太區乃至更廣大地區服務，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故此，香港首要定位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保持其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這個定位的實現，是體現香港原有的競爭優勢：法治、競爭環境公平
35、開放、廉潔、司法獨立、個人自由受到保障、充份的經濟自主。在這個地位下，香港一方面和內地省市可以保持著緊密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可以抽離於中國任何經濟或其他的不穩定情況。在經濟上，香港可以維持獨立的財政結構和貨幣體系、自由市場及其價格機制，以及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貿易。這樣，香港便可維持其國際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的地位；製造業、金融業、貿易、物流、商業服務和旅遊會帶起香港經濟，使香港經濟繼續保持活力。在推動兩地進行經濟整合時，香港應更加注重其國際化都市的建設與發展，維護及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近幾年社會普遍反映港人英語水平下降問題，這是一個應引起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的趨勢。香港應把英語教育放在加強基礎教育
36、的重要位置，這是鞏固及加強其國際都市地位的必要條件。在這個定位下，香港面對的競爭也不會很多，因為中國的城市一時還未可以取代香港，其他亞洲城市則沒有條件擔當香港的角色。參考文獻Bruse Gilley (2001), “Provincial Disintegr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Nov 22, 2001, Vol. 164, Iss. 46; pg.44.Chan H. L. and Lee S.K. (1996), “Forecasting the Demand for Energy in China,” Th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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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ge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expected readership will include colleagues within Hong Kong Shue Yan College, as well as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All opinions, information and/or statements made in the papers are exclusively those of the authors. Hong Kong Shue Yan College a
46、nd its officers, employees and agents are not responsible, in whatsoever manner and capacity, for any loss and/or damage suffered by any reader or readers of these papers.Please address any comments and further inquiries to:Dr. Shu-kam LeeWorking Paper CoordinatorDepartment of EconomicsHong Kong Shue Yan College10 Wai Tsui CrescentBraemar Hill RoadNorth Point Hong Kong Fax: 28068044Tel: 25707110Email: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