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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产业研究理论的实践应用与最新发展一、产业组织理论发展概述产业组织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特定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政策建议为目标的一门微观应用经济学。 产业研究理论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西方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活动的加强，国际间产业经济活动准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由此引起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系列新变化。 从产业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共出现过三个主要
2、的学派，即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交易费用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chmalensee，1988；Williamson，1989；夏大慰，1999；植草益，2000)。 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见于哈佛大学的梅森（E. Mason）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 Bain）的相关研究中。1959年，贝恩所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正式形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
3、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分析，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哈佛学派建立的SCP分析范式，为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使该理论得以沿着一条大体规范的途径发展。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SCP
4、分析范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势力趋于下降，经济中出现了“滞胀”现象，不少研究者和分析家将招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斯蒂格勒（J. Stigler）为代表的一些芝加哥大学学者对哈佛学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认为垄断竞争理论中关于下降的需求曲线的分析在理论上不准确，因为如果说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相近的替代品”或有差别的产品的话，就意味着各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是不一致的，它们的需求曲线
5、的倾斜度也必将因替代程度的不同而不一致，但张伯伦却假设竞争企业的单位成本相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第二，认为张伯伦引人“有差别的产品”这一概念，混淆了“产业”与“市场”的划分界线，使“产业”的范围变得无法定义；第三，认为垄断竞争理论将企业规模的扩大与垄断势力的提高视为等同是不对的，因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有可能是由技术因素或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第四，认为哈佛学派提出的SCP范式过于简单武断，事实上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决非是一种简单的、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多重关系。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认识，芝加哥学派
6、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透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例如，对于企业规模扩大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以“规模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 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平均成本也随之不断降低，因此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一致，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由此他们推断，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而会因为平均成本的降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Stephen，1988；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1998，中译本）。对于企业规模与竞争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则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 the
7、ory）来加以说明。该理论认为，只要潜在竞争者在进入和退出市场时是完全无障碍的，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不论是仅有一家企业还是有许多活跃的厂商，就总是面临来自潜在进人者的竞争压力，而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原有企业的定价和产量选择将总是被迫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下”（Baumol，1988），并不象哈佛学派所言。大厂商可以任意确定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可竞争市场理论”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在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提出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来作为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企业的标准，也不应该毫无区别地对大企业实行强硬
8、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根据企业绩效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芝加哥学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张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同时期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对后来的新产业组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巨型跨国企业集团已成为现代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各西方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也日益向保护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方面倾斜。这就从实践上对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说明产业在市场活动中的内在规律之外，产业组织理论还必须有助于说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和意图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发生了若干深刻的变化。 这主体体现
9、于产业组织理论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以非合作博弈均衡为新分析方法的引入及将企业内部的组织与治理问题纳入到研究范围。在政府政策问题研究的系统化方面，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也呈上升态势。 二、我国产业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我国产业理论研究就学术研究内容而言划分主要包括建国后前30年在“再生产理论”范畴内的相关研究、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和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科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与产业组织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相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较少。我国产业组织的理论研究
10、是8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步发展的。 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使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有关产业组织的研究较少，比较靠近的研究领域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问题的研究。 70年代末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消费类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建设中执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政策。在此期间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
11、产业结构（按当时的提法，被归于经济结构中）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沿续以往的学术传统，继续进行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的讨论；另一条主线是研究中国现实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问题。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这个时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其中与产业结构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我
12、国产业结构研究重点从理论演绎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研究框架仍以传统理论和方法为主，即仍然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这些框架内进行讨论。但经济理论界也深切感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继续主要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不能全面表达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因而开始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进行反思。 进入八十年代末期与九十年代初期，我国产业研究开始出现研究范式的转变。在这个时期，我国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已经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并翻译出版了一些
13、经典文献，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观点有：（1）强调从目前的发展水平判断，中国处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增长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以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因此，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机械工业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意义。（2）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考虑，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既要强调产业结构的平衡，即消除“短线”和“长线”，也要考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按这些学者的解释，高度化一方面指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也指各
14、个产业内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比重的增加。（3）农村发展问题要放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如果仅仅从产值份额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而从就业份额看，农业劳动力比例畸高，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就要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向多元结构转换，在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要超前发展，只有占人口比重80%的农村人口通过上述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工业化才算完成。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有关产业结构的论文和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理论专著，尝试用比较符合西方学术规
15、范的方法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于80年代末期编制了我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为学术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个时期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就是利用这个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例如杨蕙馨、张圣平利用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利用产业连锁度和产业推动与带动系数，计算出我国各个产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李长明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认为综合考虑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产业关联度较大的行业有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刘世锦、江小涓依据国外文献提供的收入水平与“标准结构”的
16、关系，提出我国与其它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同等阶段相比，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等主要指标都有显著的偏离，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偏离的主要原因和以后变化的方向。 从当前国内产业研究的现状来看，主要表现为产业研究更为规范化，实证研究成为产业研究的主流方向。但在研究应用来看，还明显缺乏系统性与指导性。 进入九十年代末期，产业研究呈现于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异向方向状势。一方面大批高校科研院所在具体产业实证分析与重大课题研究中不断完善产业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各政府机构、专业产业研究公司也不断尝方式总结新的产业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前者代表人物包括马建堂、殷醒民在集中度实证研究、方宇在规模经济实证研究、马建
17、堂、江小娟在产业进退壁垒研究、刘小渝、江小娟等在产业结构研究方面的成果，后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天则研究所、新华信、百研资讯等官方民间研究机构。 经过10多年的“引进、吸收、仿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已广泛地被我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和使用，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状况。那种针对我国情况、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还较少见到。 三、产业研究理论的新近发展从当前国际产业研究进展来看，产业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1.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成为当今西方产业
18、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针对近年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连续发生的金融诈骗和财务丑闻事件，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欺诈行为的产生，美国现行的制约体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些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应当如何改革现行的治理体制等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学者和分析家提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监督机制作用的降低和诚信的缺失，而这一切又都与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相联系。首先，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导致公司管理人员实行欺诈。由于金融市场缺乏效率，公司的股票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在这一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持有股票的公司管理人员就有了做假账的行为动机（
19、德鲁克，2000，中译本）。例如，安然公司的欺诈事实，就是因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会计欺诈手段夸大公司的报表利润，哄抬股价，然后抢在公司巨额损失最终暴露之前将手中的股票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的行为结果(黄明，2003)。其次，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使社会中介环节的社会监督机制失效。例如，为安然公司做审计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公司，它除了为安然提供审计业务外，更多的业务收入还来自为安然提供其它的业务咨询收费。正因为如此，众多会计、审计人员在自身利益驱使下，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与安然公司一道作弊，蒙骗公众和政府。 从有关欺诈行为例证的众多研究来看，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明显偏向于对行为不确定性和不
20、完全信息问题方面。与此相适应，有关财务公开制度、公司股权问题和金融诚信问题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今后美国产业组织政策会向更严格、更具体和更细致方向发展，这与新产业组织理论一贯持有的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似乎是相冲突的。 2.政府官员行为问题也是近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近年来，一些产业组织学者为了深入考察政府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对政府官员的行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赫尔曼（Jones Hellman）和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在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2002）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衡量政府整体腐败情况的方法，对22个转轨国家的政府俘
21、获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政府官员的扶持，以便获取高利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被俘获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俘获行为不仅会扭曲竞争环境，耗费企业家的才能，还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阻碍竞争，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解决政府俘获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善政府的治理结构和加强法制建设。 3.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项新课题。国外一些产业组织研究者对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广泛，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着实质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企业内部的
22、信息共享曾被认为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进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企业之间也能够方便、快捷地互换、共享数字化信息。这样一来，原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效率就相对降低了，而一种更有效的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随即产生。所谓产业结构的“模块化”主要是指在一些可以通过共享某些资源，如网络系统、信息和技术的行业内，企业间可以共享某些技术和信息。因此，行业内部就自然分解为一些固定的模块，分别集中力量设计、制造特定的产品，然后再在行业间开展合作，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约资本，提高行业竞争力。例如，在当今的汽车制造业中，各种重要零配件的设计和生产正在趋于通用化和标准化，一些工艺技术也趋于共享化，这些新的行业发展趋势意味着社会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有可能大大降低。这一新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预示着未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取向也将随之发生调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