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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误读”是诗歌创新的基源浅谈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误读”理论内容摘要：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误读”理论。布鲁姆认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误读”成为诗歌创新的另一理论。本文主要从“误读”的诞生和条件简要分析了“误读”的特点论文关键词：影响的焦虑,误读,诗中的强者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布鲁姆以一种独特的心理学视角阐发了关于文艺传统与创新的观念。他认为新批评过于关注文本形式的批
2、评方法将使文学批评走向形式主义的死路；认为原型批评将一切文学都简单地归结为文学原型，这种做法是空洞说教和反人文主义行为1。影响的焦虑通过对诗的影响的具体阐述而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这种诗歌理论认为，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分开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2。天赋较高而又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吸取前人所有的经验进行文学创作。但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会因为感觉受到前辈们的影响而感到焦虑，好象受人恩惠一般，创作出的作品也不知带有谁的风格。这样诗的影响使作
3、家们得了焦虑症。布鲁姆是不完全同意“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理论的，他认为前辈作家对于后人的诗歌创作是有消极影响的，即前人所取得的巨大的诗歌成就可能使后人产生巨大的心理焦虑，而成为其创新途中的障碍，后人不得不通过“误读”的方式偏移前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布鲁姆提出了他的新颖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诗歌的历史是后人对前人误读的历史。一 “误读”的诞生随着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天才”、“个性”和独创性的推崇，影响的焦虑应运而生，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影响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成为一种负担和压抑。譬如，约翰逊说：“一个著名作家的后来者面临着同样的困难。”王尔德的抒情诗深受柯勒律治的影响，他深深感到有一种负
4、债之感。他认为一切影响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3。要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具有独特个性，就必须打破旧有的传统观念。布鲁姆不拘一格，创造性地提出了“克里纳门”。“克里纳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这术语借用于卢克莱修的著作。其中“克里纳门”指的是原子的“偏移”，以使宇宙可能起一种变化，一个诗人“偏移”他的前驱，即通过误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方
5、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作运行的方向偏移4。布鲁姆认为诗歌创新就应该以误读为前提，只有不同的多种误读可能性才能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丰富多样的诗歌作品。“克里纳门”就预示着创新，似乎它们是诗歌创作中诞生的双胞胎。由一种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引发出另一事物的多种可能性，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这一理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创作规范。在诗的发展历史中，诗人对诗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以来，这种影响传统上被认为是积极健康的，后辈诗人继承前辈诗人创作诗歌的题材、风格、形式，然后加以创新和发展写出新作品，这就是诗的传统创作的连贯性。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一直
6、以来作家都是这样创作的，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者发现和阐释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并奉其为诗学权威。如意大利文学批评家明图尔诺摹仿诗学和诗艺写成了理论著作诗的艺术，进一步阐发了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文艺的规律性和理性原则，强调文艺标准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古典主义时期，布瓦洛诗的艺术提出理性原则，强调艺术形式的规范化，极力推崇古希腊罗马的作品，要求作家以古典作品作为创作典范。从18世纪90年代起，浪漫主义者张扬天才、独创与个性，与古典主义者崇尚权威、推崇古人和注重摹仿的做法完全对立。也是从这时起，传统的诗歌创作理论被颠覆，批评家们开始重新反思诗歌的独创。然而布鲁姆提出的
7、“误读”理论是对之前也包括浪漫主义所颠覆的颠覆，是具有独创性与突破性的见解。他对传统的理论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后人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因为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焦虑感，致使作家的个性特点在诗中无法展现，也就出不了千古流传的作品。因此，对于前辈作家诗作的“克里纳门”是极其必要的。只有不断地拓展想象空间，才能有新的优秀作品诞生。如果华兹华斯的永生的了悟颂仅仅具有在弗洛伊德身上也能找得到的那种智慧，那我们就不会称它为“千古一颂”了。华兹华斯自己也认识到重复或第二机会乃是求得发展的基本要素。一味追寻前人的足迹是永远都不会懂得路不仅是很多人走出来的，而且也可以是自己开辟出来的，那才是真正属于
8、自己的路。荷马史诗是西方较早也较著名的一部长篇史诗，但在后来的诸多诗作中，几乎没有一部能够突破它，超越它的。后代的作家没有对它产生“质疑”和“误读”，因此没有任何突破口可以震动它在西方文坛上的地位。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波德莱尔就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旧有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文学以客观真实作为描写对象，认为“真实与诗了无干系”；他反对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认为道德说教是“真正诗歌的最大敌人”。波德莱尔断然宣称：“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目的；它不可能有其它的目的。”然而，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又与浪漫主义的“华采之美”迥然有异，它是一种丑恶的美、病态的美、痛苦的美。波德莱尔打破传统的
9、以美为美的观念，而是“从恶中去发掘美”。正因此，他成为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这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打破传统的诗学框架而诞生。它为诗的创新另开辟了一条通途。单独的诗和诗人是不存在的，一个诗人必定与另一个诗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一首诗也必定与另一首诗相关联。同一首诗经过不同诗人的不同“误读”，可以生发出更多不同的诗。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观点。二 “误读”的条件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把诗人分为“诗人中的最强者”和“新人”。布鲁姆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运用于他的诗学框架，在他看来，一部诗的历史就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家庭罗曼史”。迟来的诗人（布鲁姆通常称之为“新人”）是家庭中的俄狄浦斯，他的前驱者就是他的父亲，父亲诗人以其巨大的诗歌成就对新人产生了影响和压抑，新人身上虽然有着父亲的血脉，但却不甘隐居其后，他采取了一种斗争策略，即“把他们对前驱的盲目性转化成应用在他们自己作品中的修正比”5，从而使自己从父亲的阴影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位真正的强者诗人。莎士比亚最主要的前驱是马娄，而马娄是一位比他的继承人莎士比亚渺小得多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