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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中国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有机的统一体，健全和完善法制是发扬民主的基础，同时民主的发展又促进法制的完备。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理论，是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变革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公共生活秩序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邓小平/民主/法制/转型及完备 【 正 文 】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统一，努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用完善的机制，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社会主
2、义法制建设理论，以及党的十五大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的正式提出，是我党治国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人治”范式，以及建国后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全面专政”与“无法无天”政治状态的彻底否定；标志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公共生活秩序的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出发，把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实现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
3、标。他一再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邓小平摒弃了过去那种把法制当作一种实现政治意图工具的浅薄观点，把法制建设问题提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赋予了法制建设作为中国政治发展根本取向之一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体现人民意志的社
4、会主义法制，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法制离开了民主，就可能蜕变为“刑民之具”。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健康稳定发展也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中运行才有可能，民主离开了法制，就会演变成无政府主义。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1法制建设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一是民主政治只有实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效地保障其权威性与稳定性，才能保证国家政治生活依照法定的民主程序进行，保证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的治理方式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二是民主政治制度只有在法律的引导、规范和制约下，才能得到
5、有效的运作，才能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与有序化，避免以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种不负责任的恣意妄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1三是只有广泛运用法律手段对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作出明晰的界定，以法律作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形成稳定的规范秩序时，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
6、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要实现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自主的商品交换，就必须用法律制度对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和平等地位加以严格的保障。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大多借助于市场主体之间自主达成的契约进行。契约是市场关系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契约方式、契约过程及其结果的确认和保护，就不可能有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不同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是实现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要实现公平竞争，就必须用法律制度对竞争的规则加以界定，用法律来保护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现代市场经济是同适当的
7、政府调节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合理、有效的政府调节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重要保证。但是，只有当政府调节的领域、方式、规则及界线得到法律制度的严格界定时，政府的调节才不会妨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现代市场经济是国际化的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是促进市场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市场的接轨必然要求行为规范的接轨，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国际通行的法律体系，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律经济，它根本特点即是经济行为与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以法律作为规范和调整经济行为的基本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与方式的法制化过程。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关系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社
8、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状态，直接制约着市场体系的发育与成熟水平。 最后，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法治精神体现的是一切社会成员平等的地位，是社会行为准则的普适性与规范性，以及对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而“人治”反映的则是“刑不上大夫”的等级秩序，是社会规范的特殊主义取向，以及对普通民众权利与地位的漠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
9、，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这是对旧的文化传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将推动整个社会文明朝着法治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飞跃。因此，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努力营造法治文明，本身即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正是邓小平强调“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深刻寓意所在。法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和重要保障。法律是带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寓意的行为规范，它不仅直接强制性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遵循法律形
10、成良好的懂法、守法的行为习惯，逐步将外在的强制规范，内化为自律的行为准则、价值信念以及道德良知，正是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机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使得大量传统的道德观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社会迫切需要塑造形成新的与社会实际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因而法律规范不仅可以及时填补传统道德失范留下的社会规范的空白，而且还将为新的道德观念生成提供现实的基础。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是通过其刚性约束机制实现的，这使得法律规范在道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以致人们感到难以适从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调整具有思想道德教育难以比拟的普遍有效性。因而在迈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渗
11、透到法律规范中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只有取得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获得法律秩序的保障，才能真正取得广泛的社会成效。在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社会环境中，希望社会成员普遍本着一心向善的精神，严以律己，表现出崇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毕竟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具有深远的全
12、局性意义。 二、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途径 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没有相应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政治制度构架的支撑，再完备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不仅意味着有完备的法律，使国家的治理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传统的“人治”以及政策治国、运动治国，它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运作方式、规则、范围的重要变革，后者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转型的重要内容。 1.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就是说，法律对任何人都有普遍的适用性，谁也不能例外。“法律面前人
13、人平等”或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由来已久。但严格地讲，这在古代实际上只能是人们的一种政治理想的投射和憧憬，而不具有现实性。现代意义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被确立为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根本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文明形式，毫无疑问，应当以彻底贯彻这一原则，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政治”、“金钱法律”的丑恶现象，来体现自身的进步性。 要贯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
14、则，最主要的政治实践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有效的法律制度杜绝超越于法律之外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现象。应当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人治”传统，以及过去政策治国、运动治国传统的长期影响，使得特权思想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违法行政，利用政治地位或社会关系逃避法律规范约束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屡见不鲜。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健全法制，强化执法监督，用法律制度体系从根本消除这种同法治原则格格不入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曾经指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
15、、纪律处分。”1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有干部制度、司法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既从制度上限制特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又从制度上切实保障一切特权现象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二是切实保障普通公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行的手段一样。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法律不是统治者奴役、压制民众的工具，而是民众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生活空间免遭国家权力及其他外部势力侵犯的武器，这是现代法治精神区别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制”的根本所在。漠视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肆意挤压民众的自由生活空间，总是同特权现象相伴随的，甚至可说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从根
16、本上限制和消除特权现象，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反过来，只有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空间得到了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特权现象才会丧失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2.坚持依法治国，确保国家各级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需要组织路线的保证。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应该看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
17、主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有鉴于此，邓小平把新时期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加以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刻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加强执政党干部管理和监督的思想，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
18、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执政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使我们党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加强对执政
19、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
20、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
21、、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
22、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
23、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以权
24、谋私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
25、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 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
26、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
27、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65页。）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
28、消除腐败，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
29、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正
30、确地指出过，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以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认真总结和汲取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毛泽东在领导制度方面的教训，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因此，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31、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三，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应该说领导班子的自身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成员之
32、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9页。）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和一把手，他们的威信应该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听了正确的批评
33、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第四，要加强经常性的思想教育。邓小平认为，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不能离开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他
34、反复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必须高度重视，长抓不懈。 第五，要实行监督责任制。只有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才能保证管理和监督取得实效。邓小平指出：“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防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9798页。）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要切实负起管理和监督
35、的责任，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抓好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管理监督。另外，对干部要进行严格、全面、经常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有奖有罚，鼓励廉洁奉公，真正干事业的人；对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人，要严肃追究责任。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世纪之交，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东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的重要观点和方针政策，并紧紧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次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既适时地指导着各区域经
36、济协调发展，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将之推向新的境界。 一、“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 首先，深刻阐述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实质及其辩证关系。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两者包含着部分先富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因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要在一个时期实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不现实的，必然会有的先富起来，有的后富”（
37、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基于这种分析，江泽民指出邓小平这个战略设想的实质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东部地区先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两个大局”思想还贯穿着合理差距与缩小差距的辩证统一。由于东西部自然环境的差别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部分先富政策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地区间经济
38、发展的差距，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因此，这种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东部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
39、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最终会影响到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此，江泽民又指出：“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这也是“两个大局”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采取“有效措施”，并不是回到过去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坚持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在发展中逐步缩小东西差距。同时，由于“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解决地区差距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江泽民强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
40、问题”，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其次，首次使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范畴，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在强调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同时，也注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正如江泽民所说：“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进行过深刻的考虑。”他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就是要求“在发展战略布局上，必须有全盘的构想”（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
41、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西部关系的理论阐发和理论新概括，反映了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了，并使之更具理论化，这就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第二个大局”内涵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着重思考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进行了构思，提出到一定的时候东部地区应“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具体设想。但由于当时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放在“第一个大局”及实践的局限，他对“第二个大局”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在90年代中国
42、现代化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和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党中央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开始从总体上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从“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的转变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地区差距及开发西部的指导方针和决策。 第一，将缩小地区差距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第二，将扶贫开发作为本世纪的攻坚任务。 1996年9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认为，贫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消除贫困也要从多方面入手。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会议具体部署了如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脱贫的措施。1999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东部发达地区要继续帮扶
43、西部贫困地区，以改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东西扶贫协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随着世纪末全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目标，东部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我国综合国力已显著提高，国家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西部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积累了一些加快发展的经验。党中央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从1999年起多次强调加快西部开发的步伐。认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
44、发展”（注：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概念，强调：“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指明了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开发重点、实施步骤、宏伟目标及重大意义。同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作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并指出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上述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决策，使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
45、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则标志着我们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已从“第一个大局”转向“第二个大局”，更为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并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第二个大局”之后，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应如何协调东西部的发展，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党中央在世纪之交全新的开拓中，努力探寻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也提出了一整套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从宏观方面来说，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通盘筹划促进东西部联动和协
46、调发展。 江泽民深刻领会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含义，把三者融为一体，作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首要重大关系，反复强调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和布局进行全国一体化的统筹谋划，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八九十年代基础和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先发展和发展得快一些，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从根本上促进全国的改革和发展。而现在“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
47、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显然，西部大开发正是党中央基于促进新形势下东西部联动和协调发展，保持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思考。 1.西部大开发将推动内需，开拓市场，促进东西部改革开放的大联动。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当前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相当一部分具有初级技能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
48、需要在价值规律导向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消费需求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最有可能成为吸引东部地区可流动资金、技术、人才和商品的重要“客户”和区域选择。一旦西部地区进入有序开发阶段，则对于促进我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具有巨大的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作用，并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开拓市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促进西部的大开发大开放，推动东西部的大联动大发展。 2.西部大开发将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又地处边陲，如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并任其蔓延，必将演变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大开发，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注：1999年10月朱基考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讲话，199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因此，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并强调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