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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9世纪越南阮主时期对华关系研究越南是中国的南邻，古为交趾之地，国名几经嬗变。公元679年，唐朝曾于其地设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交州，故又称安南。迟至1802年其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开国之君阮福映按惯例向清廷遣使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廷议不允，于次年才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始此。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1719世纪初，越南处于南北纷争的分裂时期，双方多次进行战争，但毫无结果，只好划江为界。形成南阮北郑的局面。南方阮主政权在中国或日本史籍中称为“广南国”，“清船常来商于广南，故称我为广南国。”西方文献则称交趾支那。 阮主政权是在南北纷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它萌芽于16世纪中期，形
2、成于17世纪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巩固其势力，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王国。阮主政权在南方的统治存在了两个世纪之久，在越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阮主政权从一个偏安江南、地狭人少、“猴叫鹳鸣”(with coughing monkeys and crowing storks)多是荒草野地的割据政权经过发展奠定了今天越南南方的基础。阮主统治期间对华关系成为其对外政策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越南阮主政权的形成 在越南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后黎朝发展到16世纪时，已日益衰落，呈现出衰亡趋势。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与黎朝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封建统治者
3、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共同作用，加速了黎朝的衰落。 黎朝末期，皇帝及其统治机构腐败无能，却又过着奢侈堕落的生活。大兴土木，滥征赋税，皇帝暴虐无道，沉缅酒色，同时又挥霍无度。在此腐朽的统治下，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吏还任意抢占、兼并土地，使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威胁。1510年。黎朝允许官吏有权把所谓的“隐瞒地”据为已有，这项法令实际上使官吏强占人民的土地合法化了。再加上天灾，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被迫起来推翻黎朝的统治。自1511年起，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陈禺起义，从之者有万人之众，一度占领京都，自称“天应皇帝”。连续十余年的农民起义动摇了黎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黎朝
4、的灭亡。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内讧愈演愈烈。皇室成员为争夺皇位而展开厮杀，权臣为谋得重权而弑君。致使人心背离，叛乱频仍。1526年，权臣莫登庸乘被委以兵权之机弑昭宗而夺其王位。次年莫登庸逼迫黎朝各官草拟诏书禅位莫氏，建立莫朝。但是，“一个宗族掌握政权还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领导国家前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此它既不是也不可能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它只是为了一个封建集团的私利。其所实行的统治也必然是封建统治的老一套，根本不可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由于此，各地封建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打着光复黎朝的幌子，纷纷起兵讨莫。最后阮淦聚集了所有反莫势力，占据清化、义安一带，拥立黎维宁为帝，建立政
5、权，号称“黎朝中兴”。这样国家就一分为二，莫氏占据今天的北部，史称北朝；继阮淦之后的郑检则统治南部，称为南朝。南、北朝的对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592年南朝方战胜北朝，收复升龙，使莫氏余孽龟缩于高平一隅。 就在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在南部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割据势力，这就是越南历史上与北方政权相对立的阮主政权。因为当时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还没有根除分裂割据的内在根源，各个割据势力的胜利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而只是代表某一集团或家族的利益，因而，内战与分裂是势所必然。 在阮淦死后。其兵权旁落到阮淦的女婿郑检手中，郑检在反莫过程中，力图剥夺阮氏权力，企图建立自己的独家专制统治。阮淦的两个儿子，阮
6、汪与阮潢均为战将，曾在讨莫中立下战功。后来阮汪受封为郎郡公，阮潢则受封为端郡公。郑检深恐尾大不掉，遂借故毒死阮汪，这样，郑、阮两个家族之间冲突的爆发已势不可免。阮潢为避免郑氏的加害和暗算，遂求计于术士阮秉谦，此公告之日：“横山一带，万代容身”。阮潢领会其意，遂请其姊、郑检的妻子帮忙，要求出镇南方，而郑检“亦以顺化为恶瘴地，且有莫将屯扎，欲假手于莫，乃请黎帝以其地封之。”于是，黎英宗正治元年(1558)，命阮潢“将本营兵镇守顺化，以防东寇，地方事无大小，军民租赋，一切委之”。开始了越南阮主政权的草创时期。正治十三年(1570)，“命端郡公兼行顺化、广南二处统率总镇将军，率兵象战船镇守方民，阮氏兼
7、有二处之地始此。”开始了阮主对顺广地区的实际统治。“阮潢出镇顺化，既是阮主在此争夺中居于下风的表现，又是其深谋远虑割据顺广之嚆矢。”割据局面开始形成。 阮潢镇守顺广后，大力招揽网罗才智人士，“建造仓廪，积贮粮食，多方为其割据作准备。”其统治期间，“抚循军民，收用豪杰，轻徭薄赋，人心悦服，时称仙主，帝业之兴，实基于此”。至1613年阮潢临终之际其政权已初显轮廊。故其遗命“顺广，北有横山，江之险，南有海云碑山之固，山产金铁，海出鱼盐，实英雄用武之地，若能训民厉兵与郑氏抗衡，足建万世之业”。依靠其“易守难攻的地势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使阮主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其割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释大汕在
8、记载顺广的有利地势时也写道：“盖大越国总是一山曲折，起伏于巨洋中，或向或背，皆依山傍海而为都邑，山峻水险，树木丛翳，多犀象虎狼，各府无径路相同，凡从一港所人尽可通之地为一府，别府则为另一港，自顺化到会安，陆路须经艾岭，山峻暑蓐，度岭艰难。”顺广地形如此险要，又远离中央政权的统治中心，实为割据势力生长的天然温床。难怪黎圣宗目睹当地山河冲要，不禁要对伺臣发出“山河形胜如此，后必有英雄割据”的预言了。阮潢尤以此地“足建万世之业”，给其后代建立割据政权留下了圣命。另外，阮主采取“韬晦策略”，其子阮福源又不负父望，网罗陶维慈、阮有进等文人武将。“日夜谋议，专地抗命”，使南方割据政权势力逐步壮大起来。 面
9、对南方势立的膨胀，北方郑氏不能不坐视不管，1627年郑氏假黎帝之命，令阮氏“今尔宜改前衍，谨守法度。凡顺广两地之税，癸亥年以前者，因歉收可蠲免之；而自甲子年迄今者，须依前例计算，载船缴足；并宜整伤兵马，或亲诣京拜谒，或以子代之，若推搪不至，违抗 朝廷之命，罪不容赦矣!”企图剥夺阮主的自主权力。阮主不甘屈从，双方便兵戎相见。 从1627-1672年的45年间，南北双方大战7次，其中阮主只有一次深入北方，余皆郑主南下征阮，这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结果以谁也消灭不了谁而告终。有的外国学者就提出：“为什么人口多于南方三倍的郑主未能消灭阮主?”对此问题，越南史家陈重金指出：
10、“就兵力、粮晌的实力而论，郑主较阮主为强，但北人作战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而阮主则在本土作战，有坚固的屯垒可守，将士尽心，因而造成双方对峙，不分胜负之势。”固然此为其原因之一，然笔者尚需特别指出，南方阮主虽然人少地狭，但其南下开拓，不断增地增丁，也为其对抗郑主增加了力量；此外，阮主采取正确的韬晦策略，且在作战战术方面主要以防御为主。 郑、阮军事上的交战，各自不能吞并对方，双方不得不划江为界，各自为政。这就开始了越南历史上又一次南北对立的郑、阮纷争时期。就阮主而言，从其草创时期的弱小势力形成了与北方郑氏相对峙的割据政权，北方郑氏实际上默认了它的存在。南北双方的对峙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局面。阮主
11、在对峙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加强自己的统治，不断壮大自己与郑主对抗的实力。 二、越南阮主政权时期的对华关系 阮主政权建立后，为了加速自己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增加与北方郑氏抗衡的资本，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1朝贡和册封 越南对华采取“北亲”政策，朝贡和册封是其实现亲华策略的主要途径。越南封建统治者向中国朝贡的次数频繁，几乎每岁必贡。“岁贡中国，已载诸史。”而且，伴随着朝贡，还有册封。“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
12、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越南在政治上“得赐国之宠”。在经济上“朝廷赐予优厚，复叨异恩”，所以，“使者满意而归”。 由于中国对于越南的重要性，因此越南任何一个独立的政权都想竭尽全力来亲近中国，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得到中国的册封，自己的政权才会得到了国人的承认，自己的政权就名正言顺了。阮主政权自然也不例外。 阮主政权是一个地方的割据政权，但它从来没有放弃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的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想尽一切办法来与北方建立藩属关系。那么，1695年释大汕应阮主邀请去顺化，则
13、对阮主与清朝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是民间的，清朝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民间交往向政府行为的过渡，这种模式从古到今都不乏其例。 大汕来到顺化后，曾利用其有利身份，尽力疏陈大越事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其疏计有四款，涉及外交、边防、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其第一款即“修贡中朝以正名号”，大汕云：“我朝康熙皇上统九州十五省，甲兵之强千百万。而王国境土与广东密迩，诚能遣使通好督抚将军。然后拜表修贡以广东声势相为犄角，使旁国小寇自然畏服，不敢窥伺。诚名正言顺，坐享太平，万全之美举矣。”阮福凋表示很愿意拜表通贡，只怕边界大臣不肯上达，请大汕回国后将阮氏情状陈述于粤中当
14、事，如许贡，即备方物，修表请封。据越南原始史料，1702年(显宗十一年)五月，阮主(阮福?)派遣黄辰等人携带国书和贡品“琦楠五斤四两，生金一斤十三两(原文如此)五钱，象牙两支，重三百五十斤，花藤五十枝。”赴清朝贡并乞封为王。“清帝问其臣，皆日：广南国雄视一方。占城、真腊皆为所并，后必大也。”而安南还有黎氏所在，不要赏封。此次事件，可能是阮主政权与清政府中第一次正式官方交往，也是阮主第一次正式求封。但此事并未成功。于是，阮主(阮福?)乃自称国主，并铸大越国阮主永镇之宝印信，以为传国之宝，一直沿用到世祖时代始废。阮主统治者想获得清朝的许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但其目的并没有达到。 对于朝贡制度，
15、中国封建王朝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列藩”朝贡，一贯采取“薄来厚往优待”的政策，惟“嘉其诚”，不图利。中国换来的是“天朝大国”的威严，对双方来说，都是“政治上互为需要、友好互利的关系。”而朝贡国则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因为中国赐予朝贡国的贵重礼物一般要多于他们所朝贡的物品：在政治上得到了安全的保障：在文化上促进了文明的进步。 2战事摩擦 越南自立国以来，绝大多数时间，通过朝贡和册封，与中国诸王朝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官方关系；与此同时，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友好往来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构成了两国关系的主流。但两国之间。也曾发生过若干次大规模的战争。越南当代著名领导人黄文欢曾指出：“自从吴权抗击南
16、汉起，经过丁、黎、李、陈、阮几个朝代，共一千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二十年”。因此，战争“在整个中越关系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无论怎样看。都只能属于小小的支流”。 相对于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阮主统治时期，中越之间只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作乱的头目，都是清朝沿海一带的居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个人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资助，不管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资上。 1692年(显宗二年)十二月，清朝人阿班与顺城右茶员屋牙挞一起作乱。阿班一向与挞交情深厚，“婆争既擒，皆奔于大同。”阿班改名吴朗。“自言有呼风唤雨之术，刀剑不伤。”阮主派人平定犯乱，但阿班智胜之。又派援兵来增援，都遭
17、到了失败。阿班随即进入潘里继续为患。“该奇阮新礼力不能制。”阿班命令顺城民女在芭蕉上面置毒，让新礼食之，致使新礼聋哑。阿班又用银钱暗地里结交新礼军队内部军官，作为内应。等到开战的时候，新礼被叛兵所杀。阿班又引兵到潘郎的地方，该队朱兼胜因为兵少而“闭垒自守”，不敢出门迎战。这时候，继婆的儿子刚好来到，于是，兼胜下令“缚于门外，示将斩之。”屋牙挞害怕被其所害，劝阿班撤兵。兼胜于是放还了继婆的儿子。次年(1693年)正月，阿班再次围攻潘郎。朱兼胜向平康镇守阮有威告急。阮有威派留守润进兵，阿班被迫退回。二月，进据乌镰垒。最终，“该奇阮胜虎率兵进讨，贼党悉平。” 1766年(睿宗二年)“清国潮州人霍然聚
18、众党伙”，认为古公(一海岛名)地方“险僻”，就作为自己的巢穴。经常出没沿海，劫掠商船。“党羽日众”。随着霍然实力的壮大，“遂有因窥河仙之志。”河仙的巡逻兵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告诉了天赐。天赐秘密地派遣最精锐的士兵，“潜往围捕”。霍然被部下所杀，其余的党徒，皆 奔散而逃。 1769年(睿宗四年)二月，清国潮州人陈太在白马山地区聚当为众，准备偷袭河仙。并且，暗地里勾结郭氏族人，鄞崇、郭宽作为内应。鄞天赐得到这个情况后，立即设下伏兵，擒获了郭崇、郭宽，“追剿其党于香山寺。”“陈太奔投暹罗”。 这些战事虽然给当地的人民和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并不妨碍大局。对双方的关系也没有产生
19、重大的影响。 3文化交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周边国家“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在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进化作用。“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中外关系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政权、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民间交往也是中外关系很重要的内容。从中越关系史看，也是如此。 (1)清人献计铸钱。1725年(显宗三十四年)四月。“清康熙钱民间通用”。在越南阮主政权统治范围内，使用清朝铜钱的很多，用量也很大。当时，有很多人把铜钱销毁铸成新的铜器。这样，旧钱消耗的越来越多，给流通造成了困难，只好下令增
20、铸铜钱。而1746年(世宗八年)，肃宗在位时，下令铸铜钱，“所费甚广。”民间又有很多人毁钱铸为器用。铜钱缺口更大。这时，有清人黄某(缺名)，献计说，“请买西洋白铅铸钱以广其用。”阮主接纳了这个建议，开始铸钱。从而解决了阮主政权统治时期货币流通的问题，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2)石濂和尚在越南。“石濂和尚号大汕，清浙西人。博雅恢奇篆隶丹青之属无有不会，而尤长于诗。明季清人人帝中国，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亲，剃发做了和尚，云游祖国的名川大山。英宗皇帝(阮福溱)“尝令谢元韶如东求高僧，闻濂饱禅学，乃往请。濂喜，遂与元韶航海南来，既至，居之天姥寺。显宗皇帝(阮福凋)朝，尝召见，与谈禅教。”同时
21、建议阮主朝贡中国，深受皇帝的宠爱。大汕在越南居留其间，弘扬佛法，也传布了一些儒教学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使者。在越南南方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明命年间，张好合奉派如东，登游其寺，住持僧犹能言石老故事。” 大汕越南之行“为十七世纪的中越关系史增加了一段小小的插曲”。陈荆和也认为大汕越南之行“不失为中越关系史上有趣的插曲，堪为中越人士缅怀”。这些论述，都对石濂和尚的作用持肯定的态度。大汕在越南的活动，对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越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应给予肯定。 三、越南阮主政权对华关系的评价 1719世纪，阮主政权对于中国，是采取措施、想尽方法竭力进行亲近，
22、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越南著名外交家刘文利曾说过：“在我国(越南)整个的历史中，总的来看，我国(越南)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对中国。”日本学者山本达郎也说：“对于越南来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见，北方的中国对于越南的重要性。 郑、阮对立的形成，是16世纪以来越南封建割据状态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阮主专地之始，即“有以土地传子孙之志”，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政权。阮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强自己的实力，屡屡有意请封于北方的中国，愿称臣纳贡，态度甚为诚恳、积极。因为“受封及受封为安南国王之事，不仅在越南朝廷中视为中越关系的常制，而且。在民间也得到广泛的认识。
23、”正如黄纪贤所说：“(安南政权不受中国册封)不独无以服国人之心，且杂杜邻土之衅。”于是，阮主政权与中国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 自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以来。始终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竭力与中国亲近。直到近代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不断掠夺，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才最终结束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古代中外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要求周边国家对中国以臣事君或以小事大，是封建依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但是。这种关系和近现代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性质，不容混淆。总的来看，这种“朝贡式”的宗藩关系对越南是有利的。正如明代户部侍郎唐胄所说：“夫夷狄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润其国。”这话是很中肯的。可见，在阮主政权时期。对于越南来说，在北方竭力发展和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不断亲近中国，向中国靠拢就成为其对外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处理好对华关系成为其政权发展的关键。 纵观1719世纪阮主政权时期对华关系，阮主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用尽了各种方法，但收效并不显著。这与当时越南国土上“南阮北郑”复杂的政治关系密切相连。尽管如此，阮主发展对华关系的活动，还是证明了其政权的存在，使北方的中央王朝承认了阮主政权存在的事实，这对于阮主政权来说，应该是最大的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