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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90年代卞之琳诗歌研究文献综述引言 对于卞之琳诗歌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升温,9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从研究角度来看,有针对某个诗集或诗作进行的深入具体的研究;有从格律、音韵、诗体、意象、语言策略、创作技巧、诗歌理论等角度进行的不同方向的研究;也有对卞之琳的综合研究和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等。从研究的意义来看,80-90年代的大量研究文献中,不乏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袁可嘉、杜运燮、巫宁主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蓝棣之的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 李怡的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和陈丙莹的卞之琳评传。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卞之琳诗作研究指明了方向。
2、一、角度的研究文献综述 (一)针对某个诗集或诗作进行的深入具体的研究 屠岸(1980)对雕虫纪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卞早期诗作中的凭吊、忧思、彷徨、苦闷、激愤、开朗,以至喜悦都被一层沉思的面纱裹住了。感情凝练到了冷隽的地步,也很注意炼字。不仅如此,卞之琳对形式也很讲究,在格律上进行了汉语语音内在规律的探索。 黄维梁(1992)、王圣思(1994)、宋吉述(1995)、日本秋吉久纪夫(何少贤译)(1992)、费勇(1987)从不同角度赏析了卞之琳的几首诗,文章精巧,语言颇具特色,读来很有趣味。 (二)从格律音韵、语言特色、艺术特色、诗歌理论等角度进行的不同方向的研究 陈本益(1996)从顿的
3、构成,行和节的构成,两种基调等三个方面对卞之琳的“顿法”论做了评述,文章全面深入,最后提出了“两种基调”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较客观。 杜荣根(1987)总结出卞之琳早期诗歌在形式上“模仿有余而独创不足”,1934年开始转而从听觉上探索诗歌的格律奥妙。他合理地改造了古典诗词中顿的安排,采用二字顿结尾使诗歌更适应现代汉语的朗读并富有节奏感。他要求诗歌每一行顿数相同而字数可以有异。 王毅(1996)从社会现实对新诗的要求、新诗艺术律动和接受外来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新诗戏剧化的产生。具体到卞之琳,王认为卞之琳的诗作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白,甚至小说化。唐(1990)指出在“汉园三诗人”
4、中卞诗最口语化。 周景雷(1999)讨论了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艺术特色,总结出了大量使用回环手法、大量化用中国古典诗句两个主要特征。 张北鸿(1994)总结出卞之琳早期诗歌的深层意蕴:“契合着浓厚的古代佛道教文化意识与西方的世纪末情调”。包括冷漠逍遥的玩世意识、寻根、归真的相对意识和追求、失望的色空意识。 汪星明(1996)认为卞诗是冷静、距离、理趣的。“卞之琳总是小心地拉开诗和读者的距离”,并非以情动人而是通过启迪人来实现其美学价值,让读者隔着一段距离审视诗中传达出来的情绪。与此同时,他的诗还追求一种理趣美:把人生哲理用一种单纯、简练的意象表达出来。 孙玉石(1989)认为“荒原意识”引起卞
5、之琳创作趣味和抒情方法的发展变异,并最终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达到了诗歌意识现代化所追求的新的艺术的平衡。 (三)从所受中西文学影响角度进行研究 王泽龙(1996)从感性和理性的融合和“非个人化”的艺术两个角度探讨了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王认为卞氏的诗学原则是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而形成的,尤其是艾略特的“智性美”内涵,而诗风明显受到了瓦雷里诗学与诗风的影响,但在智性与感性的交融中又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语言艺术上突出表现为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嵌合。而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非个性化”艺术对卞诗的影响主要有主体变位和戏剧性对白。这篇文章对卞诗的智性化特征分析的较为透彻,但在探求原因时显得有些
6、片面。 王佐良(1983)认为卞之琳是一个融贯东西的诗人,他用西欧式的现代手法、格律形式表达了中国现实的情感。 (四)从与其他诗人对比的角度进行研究 罗田(1985)对比了郭沫若的日暮的婚筵和卞之琳的黄昏在诗歌艺术处理上的不同,在表达情感和诗的美感效果上都显示出各自的特色,而抒情韵律、情感节奏的时间进度与诗歌情感的穿透亦不相同,因而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凝注”和“淡出”。 许霆(1997)从戏剧化角度对比了闻一多和卞之琳的两首诗,并从结构,意蕴、语言策略等角度全方面分析了卞的独白体新诗酸梅汤。 成寅(1991)从语言策略、意蕴、意向选取等角度探讨了“汉园三诗人”的异同点,但未提出更新颖的论点
7、。 二、卞之琳诗歌综合性研究 袁可嘉(1990)评价说卞之琳的诗歌语言有的淡雅有的清丽含蓄,政治类抒情诗作语言平实易懂,幽默机智,有的诗歌还引用了方言;卞将凭借客观事物来表达主观情思的戏剧化剧手法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容的要求,追求形式的多样化,卞探索格律理论,尝试各种体式,取得了重大成绩;作为 “承上启下”的诗人,卞的诗作受了多方面的影响。综上,袁从新诗口语化、新诗戏剧化、新诗格律化和新诗(特别是政治抒情诗)现代化四个方面讨论了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文章具有总结性质。 蓝棣之(1989)首先对30、40、70年代卞之琳诗歌研究进行了简单的述评,认为当时虽然充分讨论了三个热点问题,但对
8、“诗人主体的透视,稍嫌薄弱”。她主要是从卞诗的意象、文本与结构意义,深层意蕴几个层面上,也从这几层面的互相联系中,对卞诗作了解释。她驳斥了认为卞诗“是小打小闹的小玩意儿”这种观点,并认为卞诗的潜在趋向是“表现他生命体验中那些最深沉的感受,使之结晶与升华,”具有很深的意蕴,甚至是“诗人未曾察觉到的”。在对卞的创作分了三个阶段后,蓝认为,“生之迷惘与感慨命运是卞之琳早期诗作的深层念蕴”,蓝也提及了卞早期诗歌中那些“寄情小人物”的诗歌与法国诗人波德莱的本质不同。她指出,从1935年初开始,卞的某些诗歌发生改变,他的诗歌中把时空关系和宇宙意识融入到了对祖国的关切中,他的诗作开始探讨“历史与人”的关系,
9、带有祖国式微的哀愁和人世沧桑感。卞的“情诗”也早已超过了“通常规范”,具有更深刻的意蕴,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软弱性。最后,蓝通过把卞之琳和戴望舒、闻一多、徐志摩、冯至等进行对比,深入探究了卞诗的创作目的。蓝棣之的这篇文章在卞之琳诗歌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她的研究全面而深入,基本涵盖了卞诗研究的各个方面,见解独特,分析力透纸背,之后的很多研究者都是从这篇论文中汲取养分,从文中选取角度探讨,而这更说明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指导性。 李怡(1994)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探讨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特征、历史形态,文本结构和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等问题。她既把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
10、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七位诗人当作个体的诗歌文化现象来剖析,又把他们的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相联系,既从新诗本体上探讨他们诗歌的艺术特色,也从学者对他们诗作的阐释上把握,研究成果颇有新意。她认为卞之琳冷静、矜持、超脱的个性气质;受到冷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启发更在精神结构的深层上趋向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平静”;这些气质特征使他的诗歌走向了带有明显民族特色的“主知”,与戴、何的主情派明显区别开来,诗作“以理性的趣味取胜”,在艺术形式上也融合了中西诗歌文化的精髓。李怡(1997)又进一步从中西文化契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卞之琳诗歌的文化特征。 袁可嘉、杜运燮、巫宁主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收录了海内外20多位知名学
11、者的评论和记述性文章,他们从各自感兴趣的方面对卞之琳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分析,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大量丰富又有启示性的意见。书中重新评价了卞之琳诗歌在20世纪新诗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突出的贡献。 陈丙莹(1998)的卞之琳评传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评传结合的方式,结合卞之琳的生平,概括了其诗歌创作、翻译、学术研究的各项成就,对名作的介绍充分,赏析角度独特,虽博采众长却有独到的见解,又能以历史的眼光对卞之琳的诗歌加以审视,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其诗歌的西方渊源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 蒋勤国(1991)、李复兴(1985)等也对卞之琳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三、小结 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对卞之琳诗歌艺术的研究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很多研究者的研究囿于某一种理论,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有的研究完全可以更细致更深人的展开却留于表面。将卞之琳的翻译作品和理论与诗歌作品理论结合的研究几近空白;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诗人,学者的研究角度却局限于前辈诗人对卞的影响而未触及卞对后辈诗人的作用;对个体诗作的研究多局限于几篇著名的诗篇而放弃了更多更广泛的研究。综上,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成果为近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疏漏之处也为后辈学者研究卞之琳诗歌找到了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