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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生业方式关系研究 西辽河上游位于北纬41-45，东经117-124，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以及辽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属大兴安岭南缘，多山多水：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和医巫闾山自西向东相间分布，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自北向南网布其中。 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在我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是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考古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已建立起西辽河上游地区序列完整且谱系清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5000年前后这一地区存在的主要考古学文化有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与小河沿文化（距今5
2、000-4000年）。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与生业方式的关系问题。 一 5000年前后，约相当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时期。在我国，有关全新世环境的研究历来很受学术界的关注，对全国主要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幅度、周期的长短以及冷暖交替的规律等都有了一定的探索。关于西辽河上游地区区域性环境的复原与研究方面，通过环境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这一区域的环境演变研究已初见成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全面总结和分析了西辽河上游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规律，为我们探讨这一地区植物遗存与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业方式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背景信息。 植物对环境比较敏感，纬度、海拔
3、、地形、气候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植物的生长与分布。目前主要是通过对自然地层和文化层中的孢粉化石以及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的分析，并辅以古土壤的研究，来了解古代西辽河上游地区气候与环境变化。 在西辽河上游地区已经做的孢粉分析的地点有10余个，这些地点主要集中在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以及大凌河流域。 从下表和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距今5000年前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西辽河上游地区应该是森林草原景观向草甸草原景观过渡，气候环境的变化必然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同时，随着气候的变化，能够对人类生业方式产生影响的还有科尔沁沙地的扩张和收缩。西辽河上游地区有广泛的沙地分布，属于科尔沁沙地的南缘。全新
4、世以来，气候十分温暖湿润，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但是受全球气候波动的影响，在全新世期间，科尔沁沙地有过多次的扩大和缩小。夏正楷先生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为科尔沁沙地在全新世大暖期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进退1，对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起到了重要影响。 5000年前后，科尔沁沙地伴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开始由收缩向复活和扩大发展，这势必造成可耕地减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科尔沁沙地变迁与人类生业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 二 红山文化时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阶段，伴随气候环境的好转，地势略低的河谷台塬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加强，土地承载力
5、和供养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人类定居点已不再频繁更迭，生活更为稳定。对于红山文化生业方式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大型起土工具石耜、用作谷物收割的桂叶形或长方形穿孔石刀、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比较常见，从耕种、收割到加工等不同环节都有相应的工具10，当时应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11;另一种观点肯定红山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但同时，认为采集、狩猎、渔猎仍占有一定比例12。 近年来，在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和哈民忙哈遗址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取样与浮选。魏家窝铺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
6、中包括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作物。魏家窝铺遗址距今年代约6500-5500年，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说明红山文化早中期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而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说明当时的农业不发达12。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非常少，总计不到100粒，属于农作物的是粟和黍，其中硬果类和鲜果类的植物遗存在种子总量中比较突出，如蔷薇科的杜梨、欧李和山杏，壳斗科的橡树，榛科的榛子，胡桃科的山核桃等13。兴隆沟第二地点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聚落，浮选结果显示当时农业在兴隆沟第二地点所占比重较低。哈民忙哈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骸包括粟、黍和大麻3种旱作农作物，用于采集的藜、大籽蒿
7、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哈民忙哈遗址年代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并且哈民忙哈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只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补充。除了上述3处经过系统取样与浮选的遗址外，在杜力营子、七家南梁、敖包山、小洼子、大窝铺等5处遗址浮选结果中，也发现黍1粒和藜科藜属藜植物种子1粒。植物考古工作者对既具有针对性的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哈民忙哈3处分别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晚期的典型遗址进行采样浮选，同时还对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杜力营子、七家南梁、敖包山、小洼子、大窝铺等5处遗址进行了取样与浮选，浮选出土植物种子包含粟、黍和大麻3种农作物种子，还有大量的田间杂草和坚果类遗存。
8、上述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包含有耐旱作物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粟和黍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经济中农作物的正宗，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的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遗存应该是承续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的旱作农业传统，但是当时的农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环境过渡带。当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在生态环境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特点。“生态过渡地区同时也是不同地带动植物种类的混杂区，这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广泛的食
9、物资源提供了条件。生态脆弱地区同时也是生物环境的易变区，当地的植被经常发生变化，并导致动物群构成的改变，由此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动植物食物资源的来源，促使人们将其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地扩大。”14同时，通过对这一地区孢粉组合研究结果分析发现15，西辽河上游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属于植被比较繁盛的温干疏林草原环境，气候温暖湿润，河湖众多，广泛分布的暖温带阔叶阔叶林，不仅水产丰富，更是各种飞禽和草原动物适宜的栖身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为远古先民在这里从事渔捞、采集、狩猎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现在还流传着这一地区“棒打狍子瓢舀鱼”的谚语。这一点，从红山文化发达并且多样的石器群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红山文化
10、以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石器群中，与农业有关的工具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等起土工具为主，缺少农田细作的铲类工具，可能反映当时大面积垦荒和耕作广而粗的生产状况。而出土概率众多的细石器及在其他农业区所不见的骨梗石刃器则多与切割皮肉有关。同时，在红山文化诸多遗址中还多见石镞，“石镞的功能主要是狩猎，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牛、羊、猪等家畜骨骼以及野生的鹿、獐、狍子等动物骨骼，这些都说明当时狩猎、畜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16。在魏家窝铺遗址浮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及部分动物骨骼，其中鱼骨的数量很大，这说明渔猎在红山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方
11、式主要以狩猎、渔捞、采集等为主，以粟、黍等农作物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尚处于初始阶段。 小河沿文化时期，聚落资料较少，目前所发掘的大多数是墓葬资料。关于其生业方式，一般认为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17。为了进一步了解小河西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我们对翁牛特旗兰平县村遗址进行了调查取样与浮选，但在2份样品中没有发现任何炭化植物遗存。虽然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但从小河沿文化器物群特征大多来自红山文化的文化主体这一现象来看，农业在小河沿文化的经济中应该是存在的。对于小河沿文化的生业方式，我们只能根据小河沿文化居址和墓葬资料进行分析与归纳。小河沿文化发现的房址不多，目前见到的房址面积较小，一般不足1
12、0m2。小河沿文化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主要有筒形罐、钵、盆、盂、尊、豆、壶、器座、案、勺等。石器的加工方法分为打制、磨制、压削3类，主要有斧、锛、凿、刀、钺、镞、石叶、璧、环、镯、璜、管、珠等。骨器主要有匕、锥、镞、针、针筒、环、束发器等。在上述器物中，骨梗石刃刀是小河沿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类，大南沟墓地共出土13件，皆选用动物肢骨劈裂成两半作柄体，一侧或两侧中部有凹槽，用来嵌粘石叶。石叶多呈长方形，两端的石叶近似三角形，外凸弧刃，石叶通体压削修整，外侧边缘均加工出刃部。赵宾福先生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进行研究，发现这类复合骨梗石刃刀具，为我国农业文化所不见，在很大程度上
13、已成为渔猎生产经济的一种标识18。小河沿文化的骨梗石刃刀，从其锋利程度来看，应该是剥离兽皮、切割兽肉的主要工具。小河沿文化遗址较少，人口密度降低，大概与当时的气候恶化、土地承载力降低有关。孢粉分析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落叶阔叶林开始减少，适应性较强的桦树和喜温干的松树扩大，中温性草原占据低丘陵地，气候可能向温干方向发展。相对干冷的气候条件，对小河沿文化生业方式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小河沿文化时期农业应该是存在的，但生业方式的主体还是采集、渔捞和狩猎业。 三 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红山文化同时期并存发展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 仰韶文
14、化是分布在我国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广大地域内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以鱼化寨遗址为代表。鱼化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皂河西岸。200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可划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早期划分为3段，分属仰韶文化半坡早期、中期、晚期，鱼化寨中期应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应属半坡晚期19，年代在距今6500-6000之间。鱼化寨遗址浮选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12800粒，其中以粟和黍的出土数量最多，二者合计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1%。还发现有少量的炭化稻米。其他出土的植物种子包括有杂草类植物，以及菱角等可食用植物20。同时根
15、据统计，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概率高达81%，说明粟和黍这两种小米是鱼化寨先民的主要食物资源。据此，赵志军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早期的生业形态已经是以农耕生产为主。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近年来，随着海岱地区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对大汶口文化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科学系统的取样与浮选的典型遗址有：北阡遗址、尉迟寺遗址等。北阡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出现了黍、粟、稻3种粮食作物，但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来看，黍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是最主要的农作物。说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旱作农业形成了以黍的种植为主、粟次之的格局，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北方
16、地区仰韶时代晚期以前的许多遗址中21。尉迟寺遗址浮选结果中炭化植物遗存含量比较丰富，其中将近一半属于稻谷、粟和黍3种谷物的遗存，说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处在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生产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农业生产以种植稻谷和粟类作物并重22。 从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研究结果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在生业方式上占据主导，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农作物品种也发生了变化，稻谷种植在海岱地区被重视，而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虽然存在着农业种植，但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即农业生产在生业方式中不占主导，采集、渔猎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业方式。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生业方式中的变化，既受到各个地区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的制约与影响（这一点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比较突出），也受到不同地区农业种植技术、农作物品种交流与互动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大汶口早晚期的农作物品种上见到。总体来看，距今65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已经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