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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位村民的红手印开启中国改革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2008年9月30日上午,一到安徽,胡锦涛就驱车前往小岗村考察。 看到村外田野里喜人的丰收景象,胡锦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让车停下来,沿着田埂地坝走进水稻田和黑豆地,仔细察看饱满的稻穗和即将成熟的豆荚。胡锦涛兴致勃勃地同正在田间
2、劳作的几位村民聊起农事,问亩产、问销售价格、问农技推广和粮食直补政策落实情况。 为纪念当年的“大包干”,小岗村专门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胡锦涛来到纪念馆参观。18位村民摁下红手印、实行“大包干”的字据影印件,反映小岗村改革发展新面貌的图片和图表,展现小岗村发展蓝图的沙盘模型等吸引了胡锦涛的目光。他一边认真观看,一边听取介绍,对小岗村村民的探索精神和发展成绩表示赞许 一、鲜红的手印按在全国首份包干合同上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
3、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了小孩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1960年,3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时年,安徽宿县一
4、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为了不让他饿死,公社干部允许老农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老一病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收获的粮食不仅能满足自己和家人,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此提出了著名的
5、“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
6、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现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
7、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二、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响亮的回答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
8、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光路
9、,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
10、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似乎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
11、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
12、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
13、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崩
14、溃,代之而起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四、苏州之行为“市场经济”定调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亲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
15、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3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度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月前,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
16、,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
17、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
18、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
19、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
2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蒂,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
21、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辩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农村
22、,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了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市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
23、多得,为城市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榜样,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树立了城市改革的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3至5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成就所鼓舞。 五、勾画“三步走”发展蓝图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4、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
25、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个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
26、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渴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
27、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则。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翻,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划。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 30多年
28、前,中国改革大业从农村发轫。30多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发展越过了长期短缺阶段,呈现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桩桩件件,都甜到了农民的心坎上。 今天,在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之变幻。 (责任编辑: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