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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对大学的诠释歧异甚多。其原因有多种解释，较为零散，多见于思想史的一般性论述或对大学中某一问题的梳理，主要从“能否恰当表达文本思想或儒家思想”的角度来判断。本文则关注诠释者思想倾向的比较，由此说明对大学的诠释呈现歧异的原因，并揭示这些诠释及其歧异本身的意义。 自孟荀以后，儒学内部的思想发展大体有“仁学”与“礼学”两大方向。本文将以思想史的这一基本事实为基点，通过比较历代儒家对大学的几处经典诠释，分析诠释者是突出“仁学”还是“礼学”的精神，以考察其思想倾向的差异。从诠释学的观点看，诠释者所持的思想倾向可归于“前见解”，诠释的效果则受到“并不是由事物本身
2、而来的前见解的干扰”。不同的“前见解”将导致诠释者采取不同的诠释立场，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必须指出，这里只是借用而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这些诠释学的术语，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和明晰。简单地说，本文的“诠释立场”是指诠释者贯穿其文本诠释之中的思想倾向，解释方法则指他们表达其理解的叙述方式。 一 在汉代，大学是礼记的一篇，未受特别关注。对大学的经典诠释首推汉代经学大家郑玄的礼记正义。他将大学解释为“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即，大学的主旨当是通过学问考究而服务于政事；将“止于至善”之“止”解释为“犹自处也”；将“致知格物”解释为“知，为知善恶凶吉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
3、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郑玄：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这些诠释都很平易，无意做理论的深入探究：一方面，他直接就其字面含义或政治之事来解说，围绕理论上说明政事的意旨而展开；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把大学视为礼记中的一篇来注释，并不认为在诠释方法上有必要对大学作有别于其他各篇的对待。总之，这里大学被视为“礼制”的解说部分，因而他主要采取“礼”的立场，不寻求“礼”外之意。其解释方法是就“事”明“礼意”，其目的是说“礼”。 从“礼”的立场来解释大学思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可以唐代孔颖达对大学的几处注释为例来说明。他将“明德”注释为“己之光明之德”，“明明德”则指“身有明德而更章显
4、之”；对“止于至善”的注释是“在止处于至善之行”；对“致知”的注释是“言若精诚其意，先须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须学习，然后乃能有所知晓成败，故云先致其知也”(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大学)。对“格物”则未专门作注。从这些注释看，他显然侧重从伦理规范或外在行为方面来理解大学思想，无意在此谈论与“心”、“性”、“天”等概念相关的形而上问题。 在宋代理学那里，大学的文本地位及其诠释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主要以朱子对大学文本的处理为例做简要说明。首先，理学家们将大学文本提升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对大学文本的校订和诠释受到了理学家的特别重视。二程认为大学原本“意有不属处”，即文意不够连贯，因而将其篇章结构重新
5、编排。同时，他们将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孟子、中庸、论语合称“四书”，认为它们是体现儒家思想的最基本的经典。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对大学作了进一步的校订。他将大学文本分为“经”与“传”，从形式上确认了大学文本的独立性，并作“致知格物补传”，对大学注释的修改则终其一生未停过。表面看来，这些工作的起点是因为原本“意有不属处”，但这一判断本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的“立意”或“筹划”，即力图使大学本身具有独立完整的意义。原本以前一直作为礼记的一篇来看待，被视为附属于礼仪制度的解说，也就无所谓意义是否连贯的问题。其次，关注大学的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理学家们对大学文本具有不同于汉唐经学家的期待，他们力图通过
6、诠释来梳理儒家的“大学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明言诠释大学的意旨是阐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可见朱子要突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及大学表达的精神性成分，而不是它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礼仪的理论意义。再次，从具体诠释看，朱子在诠释立场上有了根本转变。以前的诠释基本是以大学的“礼意”来说明“礼制”。朱子则着重说明如何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如何用道德理想去规约政治治理。这一立场可以说是偏重于“仁”，并以此来提升“礼”的精神。最后，朱子在诠释方法上与汉唐诠释者迥异。他对“明德”的解释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
7、，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对“至善”的解释是“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致知格物”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大学章句)。大学未明言人性善。这里则从人性善讲起，将恶的表现归于人的气质偏蔽，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去蔽、去恶，以实现本然之善。这就突出了道德的理想性，而又要求它必须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动力。总之，朱子是从“心”、“性”、“天”等儒家哲学的概念讲下来，由此来规定政治理念。其解释方法可概括
8、为在道德哲学的高度“以仁释礼”。 明代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又有所调整，可见他对于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首先，他不反对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但反对朱子对文本的重新编排。他认为朱子编排的“大学新本”使“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王阳明：大学古本序)，即重新编排离析了大学的原意。其次，对文本的注释有异议，较为根本的有三处l引：其一，将“亲民”改为“新民”不妥。“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偏了”(王阳明：传习录上)。其二，对“至善”的解释。“至善者性也。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日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王阳明：传习录上)。“故至善也者，心之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王阳明：大学古本序)。其三，对“致知格物”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