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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 摘要“内圣外王”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灵魂。“内圣”可比拟一个民族之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质；“外王”可谓表现于外之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之景象。内圣化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 一“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概论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掌握贯穿于传统哲学各个思想学派，各个发展阶段之活的灵魂。中国传统哲学本质内核可谓人伦哲学或道德哲学，而“内圣外王”哲学理念可谓核中之核，是中国传统
2、哲学精神实质之所在。纵观中国古代哲学，无论积极人世者还是消极人世家，从动机论者到功利主义者，从孔夫子到王夫之，不论是主流学派的儒家还是其它的非儒家学派都闪烁着“内圣外王”思想的幽灵。虽然后来清朝晚期的学者如曾国藩、梁启超等对“内圣外王”进行过学理解读，普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士人的人生理想追求“内圣外王”，“内圣”对应“修身”的境界，“外王”意指“经世”的行为即对建功立业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古代“内圣外王”思想的挖掘可以从新的视角提炼和解读。若从更广泛意义理解，“内圣”既包括个人之修身，也指统治者推行仁政，提倡仁义道德，用礼乐德治的教化手段促进民众的内圣化。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指导之下，历代
3、圣贤和统治者都在运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宣扬内圣的思想，树立内圣的典范，以求内圣的普遍实现，从而促进社会道德的全面进步，建造理想的道德秩序。在现代语境的理解中，“内圣”是一种主观所尚，而其客观结果就是“外王”。在这里，“王”不仅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而且突出表现为这种追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现实贡献。内圣不仅是个人的修为，也包括社会道德的进步，社会内圣程度越高即人们建设、维护、繁荣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积极性、创造性越高，社会越稳定，外王不仅是个人的经世行为，而且可以扩展到个人的成功状态及国家民族或社会组织对太平强盛理想的追求和实现。若真正人人都自愿以身率先为当时社会尽忠尽职，舍身忘我效劳，不计私利
4、之时，那才真正是无为而治的盛世之观。王道霸业之先决条件、平台基础在于社会之安定团结。治国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首先是求内部稳定安全，在稳定基础上求发展、繁荣、国富民强，最终使该国实力蒸蒸日上，可鼎立于强林诸侯之中，对其竞争对手则“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延伸世界，可至世界太平盛世。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发展历程 “内圣外王思想”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活的灵魂，该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经西汉至明末清初发展，其间，不管是从儒家中的气学、理学和心学来看，还是从儒家与道家及法家甚至墨家等来看皆可谓体现这一活的灵魂思想“内圣外王”哲学理念。 中国思想文化，特别“内圣外王”思想为核心之伦理思想文化
5、的源头，必然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和诸子。早在西周的尚书，诗经，周易等思想资料中便已萌发了“内圣外王”思想之种子，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发扬尧之大德，可及家及国而天下。在周易中也记载了当时起“外王”作用之“内圣”观如“谦享，君子有终”，“节以制度，不伤时，不害民”，“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谦虚”、“节制”皆被视为君王之内圣品质，所有这些都为先秦时期内圣外王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儒家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对尚书中“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与深化。 “内圣外王”思想在儒学中形成，其标志是论语、中庸、孟子、大学四书的产生。在论语中有记载孑L子对他一
6、生之描述的语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中包括道德哲学或人生境界实现，个人人生境界只是关于个人道德和学问提高。但对于如何成圣，超凡人圣至关重要，孔子不仅提到“内修圣人”思想，进而论及“圣者可王”即圣王思想，孔子弟子曾把孔子比作尧舜。孔子的“圣王”思想可类比于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治国即“哲王”思想，和子思的中庸中内圣之质“中庸”思想之系统阐述，以及孟子以“性善论”为儒学内在超越的思路确定坚实基础，通过强化做人成圣的“绝对命令”，在儒学内圣与外王学问建立了比较自然的逻辑联系，并最终将宗教人伦关切与现实政治关怀融为一体，从而造成宗教人
7、伦政治化，政治的宗教人伦化，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学根本精神所在。孟子“内圣外王”思想主要是通过其“仁政”学说来实现。他提醒统治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同时，其“内圣外qc-思想又借助于孔子的“仁爱”精神来实现，当然这种仁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等差之爱心”，起点是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内在爱心的秩序化、外化，即对不同的对象施爱形式不同，如，对父重孝，对子为慈，对君为忠，对民众“如保赤子”、“不忍人之心”等，最后由内圣之仁心施爱于外达到和谐之外王的秩序。其后的大学中更是鲜明的突出了儒家之
8、内圣外王之政治哲学或社会政治理想，大学首篇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主张把圣人造就成圣王，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当然，社会政治理想实现须有一套合理客观有效制度，此即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从此“内圣外王”思想通俗地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儒生及众人则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学而优则仕”亦是“内
9、圣外王”之道的必然要求。 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思想之集大成者荀子与孟子不同，提出“性恶论”，反对孟子的“良知良能我生有之”及其内求反省之神秘主义理性道德修养论，认为礼义并非人先天之仁心所有，而是对人本性之限制。尽管如此，孔孟“内圣外王”思想在他那里并没有实质变化，因为他认为礼制分别等级对人性物欲之限制可以防止社会混乱，因而其社会政治历史观亦最终为统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做理论上辩护。苟子?解蔽中即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为天下极矣”。故其提倡主要通 过把外在礼制内化，以至成内圣，而外王之道可实现。同时，他继承孟子之民本仁政思想，重视下层人民作用，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10、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告诫统治者。 前秦时期除了儒家，其他诸子，如道家、墨家、法家都形成了其相应的内圣外王思想。道家明确提出“内圣外王”思想见于庄子?天下篇。在此篇中，庄子其实是对百家关于尚未明确标示的各派内含之“内圣外-思想做了一个简单总结。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则关于浑沌的故事，庄子认为，顺自然无为者应为帝王，而倏与忽不知，而使中央之帝死。由此可知，按庄子的思想，本来“内圣”(即庄子所谓“至人”)是应为“外王”的，如帝王能任“自然无为”其所行即“内圣外王”之道。而早于庄子的老子所举圣人“无为而无不为”，更能体现道家“内圣外王”思想。老子不仅有小国寡民之社会理想，还提出“圣人”才
11、可实现之。老子曾云，“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则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为帝王设计之治国方略是无为而治的“内圣外王”之道。总之，从“外王内圣”思想角度来看道家思想，外表是避世之道，而实质是一种与儒家人世之道不同的人世之道。除了道家、儒家，墨家提出“天志”、“尚同”、“兼爱”、“非攻”等内圣之道来实现小生产者希望之外王状况，法家提出通过“法、术、势”等暴力手段或“霸道”来实现霸业，立法先得立信，商鞅立法为“立木树信”，法之霸道须先以礼德之王道为基础。故而，从广义来说，法家“内法外霸”思想是“内圣外王”思想之扩展，而广义之“内圣外王”思想宜辖法家思想。 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
12、上升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出现哲学与宗教融会思想倾向，在伦理思想史上，特别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活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形式表现。 两汉时期董仲舒为对封建伦理纲常作了神学目的论的论证，使“内圣”之含义更神秘化，“外王”之表现更权威化。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最高统治者之指导思想，并将孔子神化为封建社会中之教主，从此被举为“圣人”，同时使“内圣”的含义变得更为丰富，其“内圣”思想之进一步深化是为了“外王”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内圣”思想中不仅包括封建社会根本法则教条神圣不可动摇，亦提出变量对失道纠补即所谓“经权”思想，类似于孔子的中庸思想即坚持内含方式的灵活变通性之
13、原则。随后魏晋玄学兴起，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道家“内圣外王”之道削弱。其间，为在两者间找到沟通桥梁，郭象提出“无心而顺有者应为帝王”，“无心”则德合自然，“顺有”则不废名教。唐代盛行佛家学说，韩愈重立儒学主流，直至宋明“道统”糅合融合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而成宋明理学，“内圣外王”思想随之亦开始走向比较完备和成熟。北宋周敦颐的宇宙论体系太极图说，是与董仲舒之神学目的论是一脉相承的，皆用自然观论证当时伦理价值体系的合理必然性。其后的二程通过其精致思辩性的哲学形式进一步把封建社会礼制伦理道德论为天经地义、世界根源和宇宙本质，为社会生活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继承先秦时通过“修身”至“内圣”之道，如
14、倡导通过“思诚”求“内贤内圣之德”，并发展为一种严肃主义修养法即“敬”(集中注意力警惕自己不合道德原则之思想)。朱熹认为实现内圣的关键在于“持敬”方可达或“存天理，灭人欲”之内圣境界。儒家之“内圣外王”思想初成于先秦之“四书”之中，而成熟于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该书成为几个封建朝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曾受到南宋、元、明、清封建统治者推崇，其以“道心限人心”、“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的求圣内修之道而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达之道，在加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上影响很大。但它将道德看做是一种外在绝对观念的伦理戒律，主体的内圣是对天理的获取与复归，其路径就是“即物穷理”，强化了伦理秩序
15、的外在性和绝对性，容易导致僵化。故从南宋开始就有陆九渊提出不同意见。他继承孟子反省内求之求圣方法，以“立先乎其大者”肯定自己先验之求内圣能力，王守仁把它发展为“致良知”思想。“致良知”论本质上把封建社会道德礼义说成是一切人生而固有，自然而非强制，内在而非外在。这种学说让人更易接受道德原则约束，使当时王道得以实现。当程朱学说已渐成僵化之教条时，王守仁为实现当时“外王”政治统治而以灵活之“良知学”代替程朱之教条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之精神力量。 三“内圣外王”的历史概评与新时代意蕴阐释 儒家之“内圣外王”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礼德感化、教化，尚“天理”，修“良知”，“良能”，“本
16、心”来维护当时人伦关系制度及当时社会统治秩序及其稳定。伦理价值观、社会意识形态是文化精神之内核，而文化精神又服务于经济政治制度统治，由其决定且适应其变化，经济政治根基变化了，其对应的上层建筑之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如伦理思想(虽然有相对独立性)即封建伦理纲常至上地位也必将开始动摇，从孔夫子到王夫之，皆体现“内圣外王”思想，虽然形式手段灵活有异多样，但内涵实质、原则、宗旨精神一致，皆通过“内圣”来实现“外王”，这是一脉相承的。“内圣”的精神价值对“外王”的政治经济制度实力有不可忽视之巨大控制力、影响力，这种内圣观虽然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特色，但是其主流实质没有变化。当然，“外王”之程度、广度及实现程度
17、，对“内圣”之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总之，两者是矛盾之统一体的两方面，相辅相成、互相推进，纵观“内圣外王”思想之发展，不管是儒家中理学、心学和气学，或者从儒家、道家及法家等来看，皆可体现出这一活的灵魂思想“内圣外王”哲学理念。 由于“内圣外王”思想这一灵魂不变，而其主观形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实质代表的含义是随价值文化思想之基的经济、政治之变化而变化。尽管意识形态有其不平衡性和相对独立性，然而最终还得由经济政治条件决定。“内圣外王”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如何通过“内圣”教化达到维护当时奴隶制统治之外王。而在中国古代漫长封建统治中，其根本宗旨则是在于如何通过道德思想之修养，全民道德之教化来实现封建统治秩
18、序的稳定，封建统治实力的加强。虽然，随着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本身危机之加重及后来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或封建等级宗法伦理思想信念开始动摇和受到质疑，但当时进步思想家的骨子里头还是以改良其为目的，即“内圣外王”所代表的实质内涵还是没有离开其源头之宗旨，继续走内圣名教外王之路。 从古代“内圣外王”思想历程对其内涵的新提炼和解读，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结论：“内圣”即至仁至善之化身，由修身到齐家“亲亲”之爱，到治国“贤贤”之爱，再到“平天下”，要爱所有人类，所谓“民胞物与”，“万物与我一体”，天人合一，化我为无，为古代“内圣 外王”之道至高境界。这就像划同心圆不断由“小我”到“大我”以至融于无
19、边宇宙的“无我”，“内圣”境界不断提升，“外王”的影响程度也不断拓大，如长幼相亲，朋辈相诚，夫妇相爱，君臣相信，臣民相敬的良好社会状态的追求和实现。也就是实现人与人及各利益群体之间共存共荣，各种人际关系和谐良性互动发展，互谅互让互补互促，真正达到天下之“博爱”。同时，当代人与后代人应亦求良性和谐互动，人类与大自然即人与天亦求良性互动发展，这样，“内圣”与“外王”之良性互动发展则得以淋漓尽致展现。“内圣”的仁爱思想外化为“外王”状态：现实的良好的天人秩序、当代的人间秩序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秩序，且它们和谐统一，良性互动。可见新时代对“内圣”的意蕴的挖掘不应拘于某个圣人，而是一种美好理念之化身，善
20、心之集合，或仁爱心之集合，或“浩然之正气”之集合，这就好比是民族的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养；对应新时代对“外王”的解读也可谓表现于外在的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凭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突出之景象。事实上，“内圣外王”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而且也能从西方伦理学大师黑格尔关于伦理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与实体的个体人、家庭、市民社会中的组织及国家民族构成了多层面的附载中得到逻辑拓展。也就是说除了伦理个体人的内圣外王的原初解读外，宏观层面国家民族的内圣外王的上述解读外，从中观层面看，在新时代组织中，“内圣”也可以引申为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
21、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巨大效益的强大实体，也即组织的“外王”状态。一般组织以利益结成，但是组织内部的文化价值系统的修炼可比拟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升，组织也不仅为自身利益而生，与个体人一样对更广大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富有一种使命感，如对国家民族富强事业追求有一种现实的责任，对人类的太平幸福事业有一种追求动力，特别是直接以谋求利润为目的企业组织更需要“内圣外王”思想挖掘的精神提升。 新时代社会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都是新时代组织类型的典型。组织是管理的对象，无组织，管理就成了无的之矢，没有管理，组织就是一堆僵死的躯壳。管理表面上是通过一系列指令、指
22、示、制度、操作规程、工艺流程、标准原则来实现，可其根本的实现在于隐藏在这些后面的组织文化及更内核的组织宗旨、价值观念的实现。管理中主体人的改变与驱动关键还在于其价值灵魂观念的改变与动摇或打造。人的一切行为与表现都是受控于自己的意识，而意识中一切事实判断和求索皆由其根本价值来驱动和决定。人为一种价值认可而奋斗，为一个理念、一种精神实现而拼搏而努力。内在的认可与外在的认可统一互化即内圣与外王互通，道德修养对组织体而言，一方面需要不断的进行价值创新、理念创新，提倡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而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进行扩散、传播，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认可力，更好的发挥其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新
23、时代组织不管行政还是企业组织都存在一个文化战略价值理念不断内化的过程即内圣化进程。内圣化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不管是政治行政组织，还是企业组织，其内圣化程度越高，其组织中人员就越自觉意识到自己对组织神圣的义务或贡献的使命，他们就越会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实现结为一体，为组织繁荣积极主动地效力，另一方面中观组织的总体内圣的境界提升对于宏观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素质的提升有一种“经世”效能。内圣化的过程即崇高理念精神从他律到自律不断升华的过程，当人的潜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或当精神受到最大限度激励时，由于他们是所有组织因素中之核心能动因素，故组织的外王实现指日
24、可待，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组织系统中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源，人流是财流，物流及信息众流中最能动的。人的潜能的激发是没有法则的，因为任何法则是会成为人的积极能动性发挥的枷锁，人的积极性完全取决于其意识到自我对某种价值的认可的强烈程度，若其把组织人际系统中的伦理价值融会其个人自我管理系统中的存在价值时，他会得到无穷动力，奉献的热情高涨，事业的热爱度激增。自我实现的内在认可即“内圣”，加上外在的社会他人的认可即“外王”是两大潜能发挥的推动力。 全民族的素质要提高，组织的成熟要达标，需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国人、每一个组织成员身上；每一个国人、每一个组织成员
25、对于自己民族的优良人文精神和文化思想是否有所涵养，正是国人和组织提高成熟的主要因素。从内圣外王之道不管看企业组织还是公共行政组织都不难得到“内养道德，外示信用。”正如传统统治的内圣与名教功效一样，现代管理道德与信用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枢纽，具体到组织是维系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枢纽。信用是道德的外延，道德是信用的内涵，两者互为因果，虽不在市场规范之中，但在市场交易之中；虽不在治理服务规范之中，但在治理服务运作之中，内圣的精神在现代企业、政府行为中作为“神”的影响无处不在，现代竞争中要求杜绝不正当竞争，更需要讲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不管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
26、政府的核心竞争力都少不了内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信誉和形象，即内圣外王的现代意蕴精神。因为竞争力是任何组织的生命之所在，也是一个民族之振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加入WTO表明其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而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竞争并非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国民的精神状态尤其道德觉悟将直接制约人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效益。特别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在新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品牌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司企业的价值观，而且日益成为利润的最重要来源。因此，各公司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内质外观，即用“内圣外王”时代精神塑造未来的品牌，不仅代表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还体现了企业整体面貌，因此内圣外王之道对现代组织而言，又可以说内育信
27、誉、诚信，外铸品牌、实力。在企业中不仅企业领导通过涵养净化个人心性。提升道德觉悟，推行企业文化、精神价值风貌风尚建设，同时员工亦心系企业，不管是通过“格物”教化途径，还是反省内求途径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和对事业忠诚度与为组织奉献的热情、激情和开发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主动为企业振兴繁荣而献身奋斗。企业中领导和员工的自觉协力带动企业行为的自觉，自然产生良好的企业文化进而促成品牌产品的形成，进而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带动企业本身的深化改革的发展，进而的外辐射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力的生成、成长，促成全民精神文明的内养和成熟，带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发展，促使人民富足、国家兴盛、民族振兴，则最终可实现从微观组织的内圣到宏观民族的外王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