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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一 对于“进步”的反思，是现实的社会个体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放大而言，对于“进步”的追求，亦是一个国家谋求发展的必经之路。进步，来源于普遍的反思与合理化，这个过程，即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但是，启蒙，并不承诺进步，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它只是人或国家走向行为自觉的前提。它不必然将人类导向自由，也不必然将人类引向毁灭。作为通往自由或毁灭第一步的“启蒙”，对其限度及其合理性的考量，成为我们当今解析“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而这种考量，在当下中国，尤为重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四次较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启蒙，“五四”运动，20世纪30年代
2、的“新启蒙运动”和文革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这些运动说明“启蒙”问题一直以来都存继在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当中。而我们在此再谈“启蒙”问题，实际上已经将“启蒙”作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存的隐性话语(较接近霍克海默及阿多诺的“启蒙”概念但又不尽然)。但是，对于这话语的讨论，文章虽多，却鲜有概念一方法论上的反思，本文试图在这点上以逞拙笔之快。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启蒙的传统。传统文化理论中，教人为人处世的著述，刨去意识形态的表象、复杂的理论建构心理等等，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蒙学、训蒙等诸多理论中的合理性启蒙。而有意思的是，我们当下谈及的“启蒙”，多是或基本上是借鉴西方的“启蒙”概念，“作为西方
3、概念译语的启蒙，又从日本输入中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启蒙”“西学东渐”的过程。而对“启蒙”一词的本土意义却较少谈津，甚至置若罔闻。因此，从解释学意义上考查，我认为仍然有必要将“启蒙”的中西概念作一比较。 首先，在中国古代，“启”，亦作“、?u”。甲骨文字形中，左边是手(又)，右边是户(单扇门)，用手开门，即“开启”之义。后繁化加“口”，或省去手(又)而成“启”。金文又加“支”(p)成“”。经传皆作“”。因此，会意来看，“启”最早就有“打开”之义，说文解字解释为，“开也。从户从口”，和现代意义基本相当；第二层意义是“启发，教育，开导”。如左传?僖公五年中的“晋不可启，寇不可玩”，礼记?祭统中
4、的“?畔坠?”，论语?述而中的“不愤不”等等；第三层意义是“阐明，发挥”之义，如汉代班固西都赋中的“启发篇章，校理秘文”等；最后一层意义则是“掀开覆盖物，使暴露”，例宋代王元之金吾中的“手足全启发”等。而“蒙”字，有“遮蔽，覆盖”之义，例诗?唐风?葛生中的“葛生蒙楚”，左传?昭公十三年中的“以幕蒙之”；也有“欺骗，隐瞒”之义，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上下相蒙”等；有引申义“蒙昧无知”，例战国策?韩策中的“民非蒙愚也”等；还有诸如“幼稚、暗昧不明”、“阴暗”之义，例易?蒙中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等等。由此，“启蒙”显然是一个后来衍生出来的组合词，意为“揭开遮蔽，启发蒙昧无知的状态”。
5、而在西方，“启蒙”概念则不尽然。西文“Enlight-en”，根据牛津及韦氏大辞典的解释是“给某人以信息帮其明白晦涩之物；解决问题；脱离无知、迷信等状态；给予精神之光”等义，并引申出一个专名“The En-lightment”，意为“18世纪发生的对传统权威和偏见尤其是对宗教质疑，强调普遍的人类进步思想，个人主义倾向，科学上的经验方法的哲学运动、智力运动和精神态度”。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中国近代借鉴的西方“启蒙”概念就多来自于“The Enlightment”中的启蒙涵义。 显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
6、现中西方关于“启蒙”概念至少存在以下差异：(1)两者虽都有“去蔽除障”之义，但西方“启蒙”概念里更添加了“光”的作用及其隐含的超验意义，尤其是启蒙运动前后增添的浓厚的宗教与反宗教意味。换言之，失去了神话、迷信、宗教背景的西方“启蒙”概念必然是抽象空洞的(而中国的启蒙历来是要摆脱封建枷锁及其礼教束缚，晚明启蒙反对的也仅仅只是宋明理学，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却有所保留)；(2)西方“启蒙”概念中，世俗理性是审判一切神秘、迷信的法官，经不住理性拷问的，都要被坚决否弃，因而，启蒙概念实际上承诺了强调理性的优先性与至上性、科学技术方法的普世性的乐观主义情怀与态度；(3)西方“启蒙”运动用“勇于使用你的理性!(
7、拉丁文为sapere aude!)”作为运动的口号，以理性主义作为原则，以每一个“你”作为载体，强调理性在生活诸领域中的运用，因而缺乏明显的道德意蕴而过多充斥了个人主义倾向。这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启蒙概念实质上为社会阶层的多元异质性分化(缺乏统一的道德约束，那么法律的规范性及强制性意义就必须得以加强)和社会个体技术层面的同质化奠定了根基。 二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异军突起，中国传统文化渐趋保守，当代表西方强势文明的坚船利炮叩响中国封建王朝禁闭的大门时，启蒙国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历史的最迫切任务，“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历史的最强音。由是，伴随着一阵阵“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西方的“启蒙”走进了近
8、代中国的历史。而本该是要产生中西“启蒙”概念共融的格局，却在迫切追求国家复兴进步的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模糊、掩盖中国“启蒙”概念的场景，倒是外来的西方“启蒙”概念所倡导的文化话语占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这样，以上分析得出的概念的诸多差异在近代历史发展中便未受到足够重视。回顾近代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的“启蒙”显然在以下几个方面走进了误区： 其一，把“启蒙”作为一个完成态的话语，因而在不加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后启蒙”、“超越启蒙”的概念，而其中，又伴随着将西方的“后”、“超越”等概念理解为时间之后，而非“文化一哲学”之义，反讽意味甚浓而不知所云。显然，在中国的处境和语境下，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历史状况，抽象地借鉴西方的“后”、“超越”概念，必然造成似是而非的理解。其实，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已经说明：中国的问题复杂且多变，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