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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快好省”的历史解读及其当代价值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在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进入了急躁冒进的“大跃进”时期。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条总路线虽然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由于“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从而使我们“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多快好省”一直被当做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标签予以否定。今天，我们再次冷静地用历史
2、和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这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科学内涵，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又好又快”发展理念的重要借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多快好省”总路线提出的时代背景 要正确评价“多快好省”总路线，就必须用辩证唯物史观考察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提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然。 第一，薄弱的工农业基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志说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钢
3、铁产量而言，1949年，中国钢产量占世界钢总产量比不到0.1%，居26位，人均更是少得可怜。就农业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虽然农业产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很薄弱，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性。 第二，建设热情的高涨和建设成就的初显。新中国的成立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这使得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使得各个领域的生产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每年的同比增长都高达百分之几十。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广大
4、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过高估计。 第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功。其经济高速发展，率先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美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甚至认为中国也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超越。同一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妄图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必须加速推进社
5、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信任及其本身性格、才能的推动。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毛泽东此时也看到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与伟大的创造力量。就毛泽东个性而言，自信乐观、勇于挑战不服输。加之此前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他的超凡才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民对毛泽东同志过于充分信任，乃至崇拜而达到了某种狂热和丧失理性的程度。 二、 “多快好省”的时代科学内涵 当前，理论界对“多快好省”总路线的评价多数仍然是负面的。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才导致了“大跃进
6、”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错误。本文认为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至少也不够全面。 第一，尽管“多快好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是“大跃进”时期的一系列口号与“多快好省”本身在内涵上有本质的不同。就 “多快好省”的内涵来看，“多”就是数量多，这是对经济发展的数量要求；“快”就是速度快，这是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要求。经济发展的“多”和“快”(即数量和速度)对一个经济落后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好”就是质量好，这是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要求。经济发展“快”和“多”本身并不排斥“好”的质量。“省”就是成本省，这是对经济发展的资源要求。因此，就“多快好省”本身的内
7、涵而言，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浮夸。而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很多口号则是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浮夸，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等等。这些口号及其做法明显与“多快好省”强调经济发展要求数量、质量、速度与节约统一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第二，大跃进时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并非毛泽东同志的本来意愿。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
8、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多快好省”的阐释与大跃进的浮夸风有质的不同。 第三，一定程度上说，“多快好省”正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路线。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当时薄弱的工农业基础使得“多”与“快”具有紧迫性，不能简单地认为“多”和“快”是只顾热情与干劲的急于求成。当时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高涨、各个领域生产得到飞速发展，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等
9、，无疑都是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重要前提和背景。事实说明，后来我国在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和浮夸风正是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多快好省”的路线所带来的必然恶果。 第四，路线虽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实践结果并非完全由路线所决定，主要还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得到不折不扣的正确贯彻执行和落实。就如今天我们的理论、路线虽然具有科学性，但是实际工作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仍然存在许多长期没有解决好的矛盾和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有“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做不好不在于说得不好”。“多快好省”主要是在贯彻落实中被误读和歪曲了，乃至人们只顾主观意志不顾客观实际而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浮夸风盛行。加之，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不愿意伤害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对浮夸风等现象没有及时加以制止或制止不力，甚至有时针对某些浮夸风还采取了默许，乃至赞同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浮夸风，从而酿就了“大跃进”。这只能说是毛泽东同志等在贯彻落实这条总路线中存在某种失误或者说放任了浮夸风的蔓延，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多快好省”路线本身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