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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收入流动”现代框架：理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目前学术界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就如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或者减小收入差距等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就收入分配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大小如何，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快速的收入流动性一方面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流动性本身意味着中低收入者收入状况的积极改善。而且，通过促进居民收入流动，也可以大大减少不同收入阶层(高、中、低收入者)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
2、。另一方面，加快收入流动性，也是促成并扩大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重要路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机制时，才有可能使得“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转换成为“橄榄型”的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从而促成一个真正拥有一定实业基础和财富实力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而这无疑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他们认为，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
3、此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并且，通过对收入分配中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与别的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进行比较，可以有效的判断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实际程度究竟如何，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压力究竟如何等等，因此可以为人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及政策选择方向。另外，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还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基尼系数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大小相同的两个国家，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政治结构、经济增长、发展机会所产生的效应不一样?社会公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以及认可程度、接受程度也不一样?等等。 一、“经济增长一收入差距一收入流动”的现代分析框架 在有关
4、分配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到目前为止，几乎大多数研究文献和理论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往往是替代关系，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均等化分配与高效率增长似乎是难以完美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要保证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然会影响收入公平分配；而要实现公平分配，就会走上平均主义，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高速增长。早期以确定“收入分配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李嘉图的有关分析就明确指出，地租、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矛盾必然会对增长产生影响，较早就表明了不同阶级利益分配的平等程度大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冲突。马克思的两阶级分析模式则更加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条件下，收入分配两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内
5、在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和矛盾的结论。到了新古典主义时代，则更加强调了分配与增长的替代性，特别是库兹涅茨等人提出在工业化条件下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模型、刘易斯等人的在二元结构条件下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理论中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必须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为前提，从而更使人们坚信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替代关系。虽然杜森贝利、托达罗等人提出了与上述分析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又从均等化分配出发，强调了经济增长必须以平均分配为前提，于是出现了“均等化分配有利于增长”和“非均等化分配有利于增长”的理论交锋。这一交锋的实质似乎向人们进一步表明：对增长和分配关系而言，人们只能是在“先增长后分配”或者“先分配后增长”之间进
6、行选择。在这里，所谓“非均等化分配”其实就是主张“先增长后分配”。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人们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分配差距拉大的压力，然后等待增长进入新的阶段后，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的奇迹出现，但这种“奇迹”出现有时会变成旷日持久的等待，甚至在“奇迹”尚未出现以前人们就会因为差距过大而变得难以忍受，结果出现影响增长的不稳定因素。而所谓“均等化分配论”，其实就是主张“先分配后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依靠均等化分配提高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但均等化分配却因为收入分配无法反映出要素所有者的贡献差别和劳动差别，因此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影响了劳
7、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经济低效增长并使收入分配丧失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仅仅是单一的公平分配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是，当我们引入收入流动性分析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替代论的分析框架将会被进一步拓展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收入流动”的新分析框架，该新分析框架的实质在于强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机会均等，特别是强调在公民教育机会和基本医疗的健康机会公平的情况下，不仅有利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效率，而且还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流动而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压力。笔者认为，只要在决定和影响公民发展能力的教育和健康机会均等的条件假定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
8、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快速的收入流动性，而快速的收入流动不仅会大大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种种社会压力，而且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公平和效率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但是当引入收人流动性分析时，传统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替代论的分析框架将会被拓展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收入流动”的新分析框架时，可能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如前所述，收入流动性的基本要义在于反映了一个社会中每个公民面临的发展机会是否平等。一个 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较高，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面临平等的发展机会。发展的机会平等对于人们而言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收入流动性的研
9、究更关注于一定时间内对某个特定的个体或者阶层所分配的经济福利的额度或者所得份额的变动和大小情况。因此，“经济增长一收入差距一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第一，收入流动性减少了生命周期内的总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性。经济学把人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就收入分配以及不平等而言，人们更加关心持久性的收入及其分配，更加关心一生中即一个生命周期内的不平等状况如何。暂时的不平等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永远处在不平等的境况，或者说永远处在收入的低层。也就是说收入不流动，或者说没有收入流动性。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期收入比较低，但是有可能在另一段时
10、期收入比较高；而另外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期收入比较高，但是在下一段时期则有可能比较低。但是，对这两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而言，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差距会消失，这就是收入流动性发生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肖洛克斯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考虑收入流动性的情况下，计算按照生命周期期限贴现的收入不平等性，并与年不平等性进行比较，即用减少的生命周期不平等性与每年的不平等性相互比较得到的比率来说明流动性的程度，结果发现由于存在收入流动性，生命周期内的不平等性小于年不平等性的加权平均值。这说明，收入流动性对生命周期内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第二，收入流动性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经济效率的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的发
11、展目标都是希望构建一个“开放的”或者“流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完全可以不受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或者某些制度配额的约束而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充分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长处。收入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个人自主程度以及自由选择的意义。这里，首先有必要区分职业流动或者工作流动与收入流动的概念。职业流动或者工作流动是从就业角度分析的，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和配置的过程；而收入流动性则反映的是人们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变化和流动，这种变化和流动可能与职业流动有关，也有可能与职业流动无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性也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譬如，一个人可能会在连续的几年中相继在
12、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别的快餐馆工作，即发生了比较快的职业流动，也许会赚取同样的收入。但是一个在联想公司或者美国硅谷公司工作的员工可能会始终在同样的公司工作，但是收入会发生大幅度上升。此外，收入流动也不应当完全等同于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分析一个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角色等发生的种种变化，与收入流动性比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另外，职业流动、社会流动和收入流动的衡量方法和分析工具也不一样。但是，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之间又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高度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被解释为个人相对于需求或者技术的变化能自由地从一个工作转向另一个工作，或者是工资对于相同的情况做出迅速
13、调整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或者职业的自由流动无疑可以大大提升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同时伴随着职业流动而发生的收入流动往往也被视为对效率作出的贡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分配、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流动和收入平等之间具有内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其后果之一可能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在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反过来影响甚至抑制经济增长，而且会引起社会不满和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能够保持较快的收入流动性，那么则会大大缓解收入
14、差距带来的社会效应和冲突。因此，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只要能够确保收入流动性较快，即允许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保持正常的收入流动的渠道，则会大大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传统的“经济增长一收入分配”的替代论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收入流动”的良性循环论的分析框架。 二、“经济增长一收入差距一收入流动”的内在机制 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和机制非常复杂。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经济增长因素。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基础。一般说来，经济增长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收入流动性：一是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
15、引起贫困变化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变化和流动，要么所处的阶层的位置发生变动，要么是收入份额发生变动，从而发生收入流动。具体而言，当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减贫效应时，便可以从绝对意义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同时，经济增长从相对意义上也会引起收入分配关系发生变动。例如，经济增长导致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增加的同时，引起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份额发生相对变化，有的收入阶层收入增加得比较快，有的收入阶层收入增加得比较慢，从而导致相对意义上的收入差距，这会发生相对意义上的收入流动。反过来，这种收入流动如果比较快，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比较快的时候，会引起整体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其次，经济增长通过引起
16、产业结构变动，进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收入流动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理解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演进的话，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和变动，相应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就业结构变化引起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发生流动，有的阶层收入增加，有的则会减少。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产生结构性失业现象，这意味着失业与收入流动性发生密切联系，原来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高收入阶层由于失业，会产生收入下降和减少的向下流动。其实，由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广义的社会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收入流动发生影响作用。因为人们在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家庭结构、职业变动等，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
17、收入的流动性。 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非常重要的变量之一，特别是体现政府分配思想和分配理念的财政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更是直接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政策。首先，扩张或者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对收入分配格局和就业结构发生影响，最终影响收入流动性。其次，财政收入分配政策也通过影响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增长，特别是税收因素直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流动性。一般说来，直接增加公共支出，特别是增加对穷人和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支出、教育、养老以及社会保障、 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引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因此，旨在推
18、动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体系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关系，推动收入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如何。在一个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一方面强调机会均等引起的收入流动，另一方面也强调中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是否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前者强调的是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会给每个人带来发展的机会和希望；而后者则强调，在一个稳定的产权制度下，由产权制度内在规定和特点就决定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不会发生随意的“掠夺式”流动。换句话说，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要发生流动，但是这种流动是因为经济增长等内在因素引起的自然的收
19、入流动，而不是某些外在的不确定因素引起或者发生的随意“干预”而产生的具有“剥夺感”的收入流动或者由于政府干预产生的某些具有阻碍收入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得收入流动出现“锁定效应”即收入不流动。所以，影响收入流动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基本因素：一是市场竞争机制引起的收入流动，这种收入流动产生于不确定性和收入风险因素，它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也会对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如果当政府通过创造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来推动收入流动性时，这时政府干预的收入流动性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内在关系；但是如果当政府干预影响或者阻碍了机会均等甚至通过某些不合理制度设计人为制造出不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时有可能会导
20、致收入不流动，形成一个僵化的社会机体和机制。显然，后者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那种社会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影响收入流动性的个人因素来看，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收入流动性大小。一般说来，越是年纪轻的劳动者发生职业和社会流动的机会比较多，这取决于个人的学历、教育程度等。大量的经验分析已经表明，一个人所接收的教育程度以及个人的年龄等因素往往在个人收入流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也证明，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会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彻底改变自己的面貌和身份、社会地位等等。这时，后天的平等的教育机会对促进高收入流动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
21、用。因此，从个体因素来看，年龄、教育等环境对促进收入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收入流动、机会均等与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含义 首先，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从公平正义角度来理解和判断收入分配的机会公平、收入流动和结果公平之间的关系。究竟什么是公平正义?社会公正的确切含义是指结果均等还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之间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实际上判断一种分配差距合理的标准是从两方面出发：一是从平等原则出发，即强调从伦理学意义上讨论，从公平观、平等观出发，从天赋人权、天赋的平等权出发，认为强调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是最重要的；二是从效率原则出发，强调收入分配效率优先，以促进社
22、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目标，显然，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差距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产生活力与效率。笔者认为，上述两条标准都有一定道理，但两者各自都有一定的偏颇。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从机会均等和收入流动性的角度来正确理解和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社会公正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关键意义在于提倡和维持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机会均等以及由此决定的收入流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回答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或者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即使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但是只要存在社会机会均等，从而只要存在自然的收入流动性，收入差距就不会始终被固定化在某个水平上。在市场经济下，机会均等意味着每个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都有平等的权力和
23、机会为社会作出贡献，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收入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收入流动性的可能。所以，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机会均等以及由此决定的收入流动，从而通过收入流动缓解收入差距的压力和冲突。如果设想存在着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以及结果不平等，人们最不能够容忍的首先是机会不平等，而不是结果不平等。因为，机会不平等的背后实际上剥夺了人们的选择权利，也意味者剥夺了人们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和资格，从根本上制约和阻碍了收入流动，结果则是放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隧道效应”。 其次，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维持收入分配机会平等的制度前提和条件。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
24、、每个企业都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按照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参与市场活动和收益分配。所以，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能提供给每个市场主体以平等的竞争机会，尽管这种竞争的结果可能出现差距，即因为每个竞争者自身的努力和条件等存在差异从而出现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平等，但是它带给每个人尤其是穷人的希望，让一切人都有希望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既充满公平又充满效率的社会。事实上，收入流动性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此外，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意味着，一切特权因素、一切垄断力量和手段都无法干扰甚至决定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的结果，而这应当被认定是在市场经济下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再次，将机会均等与收入分配平等以及收
25、入流动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就是，人们不仅要看收入的平等程度或者不平等程度如何，还要看这种平等或者不平等程度的流动性如何，特别是需要观察代际不平等的变化程度，即这一代人面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下一代人的收入不平等，通过这个分析，可以判断代际之间的机会平等和代际流动性的状况。相关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代际教育流动性比较低，即在美国，任何一个人，其父母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实际上对子女和个体的行为以及选择影响并不大，父母受教育以及家庭收入状况并不直接决定着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实际上，基尼系数意义上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也很严重(其基尼系数高达0.45)
26、，但是美国政府可以运用公共政策的各种法律手段和制度措施，为促进收入流动提供了完善和成熟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平等竞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实现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参与收入分配，而且规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不合法收入的来源和机会。因此，美国社会是一个机会平等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人们普遍相信，美国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都有获向上流动从而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最后，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保持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则会在长期内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冲突。试想，如果收入差距在扩大的过程中，各阶层的收入流 动
27、性很低，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出现“锁定效应”，贫困者阶层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低收入状况，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这样做，这时候，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收入不平等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甚至冲突。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权力因素、教育资本以及制度安排依然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其中权力和教育因素是所有影响城乡收入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当权力要素占据社会地位的核心，这时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必定对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控制和影响作用，这样不同代际之间甚至代内之间的权力传递性就非常强。而越是这样，就意味着社会机会越不平等。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权力因素对个体收入的代际
28、和代内流动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那就意味着一个父亲有权的家庭，其父亲权力因素、家庭背景以及收入状况并不直接影响或决定其子女的收入流动和职业选择，同样也就意味着经济社会的机会是平等的。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权力因素干预市场经济，甚至直接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公平问题。 教育资本作为后致性因素也通过影响人们的“机会平等性”而影响了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党政官员、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中普遍存在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收入状况与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等之间较强的关联性也充分说明了现实中社会机会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从客
29、观上排除了个人通过教育等后天努力去改变收入状况、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不仅成为人们职业流动的天然屏障，也成为各阶层之间收入流动过程中无法逾越的羁绊。此外，某些制度安排仍然制约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问题。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剥夺了农民进城选择就业的机会；同时，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背景下造成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层和就业保护与限制，不仅妨碍了农民向上进行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收入城镇居民向上进行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此外，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也是影响人们难以获得均等发展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解决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重要的不是要
30、着手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首先要通过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收入流动，这才是缓解收入差距的现实选择。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权力行为，健全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减少权力直接干预和权力的传递性，营造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是当务之急，更是重中之重。其次，从短期看，亟需通过调整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改善和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于中国城乡居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注重提高公民的发展能力，注重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竞争的环境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当前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实证与理论分析(05BJL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