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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慈善理念和实体救济事业的影响下，北京的传统妇幼救济开始了现代转变。其主要路向有三：一是以“卫道”为主旨，以“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妇幼慈善向强调“教育救济”的现代慈善转变。后者是在“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传授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的救济活动，目的在于使被救助者未来能够自谋生路和发展，避免再次落人困境。二是主要救济机构从传统的“善堂善会”转变为现代的“救济院”。两者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法律保障、救济内容和救济成效都有显著差异。三是官民慈善救济的主要动因从传统的“民众称颂德政”、“福祸报应”转变为谋求“完善教养”、“社会
2、进步”。 学术界对于民国以来传统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变问题已有初步研究，但多是宏观性的泛论，缺乏对各地区的具体个案的分析，这导致了一些诸如“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寓养于教”、这样的因史实不清而缺乏说服力的重要论断。 本文以北京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和民国北京报刊为主要研究资料，对19171937年的官办北平妇女救济院和民办香山慈幼院进行个案分析，以揭示“教育救济”北京妇幼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模式、特点和社会效绩。 一、官办妇女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尝试 清代，北京有救济贫困寡妇的“保节”、“清节”等类善堂，对入堂妇女强调贞操节烈、守寡到死，并不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进入民国后，这些清节堂因不合时宜迅速衰微。 北平市妇女
3、救济院正式成立于1928年10月1日，地址在西四牌楼石碑胡同，其前身是创始于清朝末年的内城贫民教养院。北平市政当局鉴于此前各慈善机构“救济与教养及发展工业、改良技艺等事混杂无章”，遂由社会局进行统一管理。 北平社会局为把妇女救济院办成新型慈善机构，挑选了一批教育人士而非传统官僚进行管理，主要管理人员大都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如北平市妇女救济院刚成立时，有管理人员8人。1929年，即增至12人，“院长一人，事务主任一人，庶务一人，教员兼管理一人，书记一人，助理医生一人”；儿童部另外设有“主任一人，庶务一人，书记一人，管理一人，教员二人”。1933年，管理人员增至17人。这17个人的姓名、学历等情况如
4、下表： 现代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是真正的“养教结合”，重心还偏向于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教育，而非传统的以活命为目标的简单施舍。这就有赖于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来办慈善，远非只懂“忠孝节义”等旧礼教的“卫道士”所能承担。同时，任命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士来管理妇女救济院，且多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官员对现代慈善事业并非外行，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识。 1928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根据救济人群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门划分，实行功能化管理，并在重新整合后巩固了“养教一体”。北平妇女救济院名义上可以收留、救济以下七类人群：生活无依者；奴婢及童养媳受虐待者；志愿脱离贱业者；贫民妇女志愿习
5、艺自助者；不受家庭约束经尊亲属送请教养者；身受拐骗无家族承领者；“因案由司法或警察官厅送请感化者”。 这七类人群必须自己或亲属提出申请，依照手续入院收容。“我系安徽寿县人，年十八岁，我父母均已故去，我随兄嫂在上海居住时，我胞兄将我交与素识人沈氏夫妇将我带来北平，即在板顺胡同兴顺小班为娼，因丁沈氏待我不好，时有打骂，我遂向嫖客胡天民欲跟其从良，胡天民不肯收留，是以将丁沈氏等控告解送法院，法院判决我与丁沈氏脱离关系。我请求将我送入济良所安置”。 妇女救济院收容的妇女，由家属“送请教养”的占少数，像妓女王何昭这样自己提出申请，由地方法院等官方机关“介送”的占了多一半。 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收容
6、妇女200余人，一半以上是警察局等机构发函“票交”、“介送”的。救济院根据入院妇女的不同情况，安排她们到合适的部门接受救济。妇女救济院共设临时收容部、残老部、工作部、儿童部、济良部五个部门，各部门收容对象和救济功能如下： 临时收容部将“临时入院之妇女，按其年龄体质能力，分别划归院内残老儿童工作等部”。残老部“收容残废衰颓之贫苦妇女，遂其余生，既无工作之可能，故为单纯之救济性质”。工作部“凡非残老少弱而又无习艺之可能者属之，分缝纫、烹饪、洗濯三组”。儿童部“不以女童为限，即男童亦得随母收容，但以十龄内外为度”，这些儿童需接受文化教育。济良部“专事收容曾为娼妓之贱业妇女，教养择配、迁善自立”。因娼
7、妓名声太差，其他救济人群齿与之为伍，为使济良部妇女免受侮辱，她们的住处与其他妇女是分开的。 1933年，北平社会局下令将妇女习艺工厂整合、并人妇女救济院。“妇女习艺工厂系为收容贫寒女子习艺而设，与妇女救济院息息相关”，“妇女习艺工厂向系将妇女救济院所收容之贫寒女子送往该厂习艺，故该厂事务与妇女救济院为连带关系，兹将该厂所有事务归并于妇女救济院之内，如此办理计其便利约有数端：(一)贫寒女子自经妇女救济院收容后即可在该院分配习艺，毋须送往厂中致多周折。(二)厂长一员每月俸给四十五元，兹将该厂结束，此数即可减除。(三)本为所属惠工学校，现系租赁屋，每月须负担房租特多纠葛，将厂房屋拨作惠工学校校地以省
8、租赁”。 妇女救济院由此扩大、巩固了“养教一体”的慈善活动。妇女救济院结合妇女习艺工厂的工作分类，将扩大了的工作组分为刺绣、缝纫、理发、编织四个技能学习和实际工作部门。各部门妇女学习技艺完毕，即开始工作，分工很明确。缝纫组成员负责缝补全院儿童、老人及自身的衣服鞋袜。刺绣、编织组成员由救济院统一分配工作定量，下午工作结束时再统一收回产品和原料。理发组成员除为本院人员理发外，还对外服务，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北平报纸称赞说：“妇女救济院，自成立以来，其过去之成绩，社会人士均所洞悉。自毛伍崇敏院长到任以来，对于内部整顿，更加努力，并以理发组毕业生三十余人，成立理发部一处，内部清洁异常，尤以烫发最为精良
9、，取费亦廉，每日前往理发者近百人，莫不赞美于途云”。妇女 救济院实行“分班制”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妇女儿童的个人素质，使其未来能有一定的生存发展能力，避免再堕困境。 在1933年院长毛伍崇敏上报社会局的计划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救济院对救济人群一直有着比较完整的教育计划。 “一、甄别收容，按院厂归并统计人口近二百五十人，除残老一部不计外，其余拟本其年龄资质志愿加以甄别，分宜于习艺宜于读书宜于择配，使各随志愿各得其所。二、教育设施，按本院教育现况，儿童部取特殊教育，妇女训练班取家事教育，悉仍其旧。三、工艺设施，按现在公家力量只宜偏重造就艺术人才与以谋生技能，凡不能与市面争衡及耗资费事者概不采取”
10、。 这里的“特殊教育”，指的是文化知识教育。即除刺绣、缝纫、理发、编织等工作技能的学习外，救济院还组织人们学习文化知识。残老妇女因为身体差、记忆力衰退，可以不学习，其他人则都要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并按年龄分为儿童班与成年班分别授课。 儿童们班的课程是习字、国语、算术、常识、体育、音乐、手工、三民主义浅释等。对聪慧好学，学习成绩优良的，救济院还鼓励他们投考市立各中小学校，考取者不但学费由救济院支出，而且书籍、学习用品等费用也由救济院负担。考入市立学校上学的救济院儿童，饮食住宿仍然在救济院内，每天上学和下学，救济院都派有专人接送，并为他们重新起名，且在姓的后面都嵌一个“济”字以便识别。 成年班妇女按
11、文化基础的差异分为两个班级，都属于半工半读性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科目有注音字母、国语、算术等，主要目的是帮助她们掌握文字、数学等知识。 对因极度困窘而不得不接受救济的妇女来说，上述“教育救济”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和意义。生活极度困境中的人非意志顽强者，不少人会因心理和实际生活中的无所凭依而悲观绝望。在30年代中期的北平，窘困的妇女不少，但文化程度越低，自杀的人越多，文盲妇女自杀者最多。 进入妇女救济院的妇女，接受了生计和文化知识教育，在心理和生活技能来两方面都有改善和提高。一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生活后，适应性和抗压性都有所增强，凭信心和一技之长生存下来。 也正因为如此，愿意进入妇女救济院的受困女子
12、越来越多，救济院的影响日益增大，报纸也对此推波助澜，如一篇名为平市贫苦妇女之福音的文章云：“以后希望社会舆论，对于救济妇女事业，协力宣传云云。如有流离无归之妇女，尽可自行投局，即可收容，有食有住有衣，有学可求，有工可作，只消受相当时期之教养，即可谋独立之生活，慈航普渡，拯弱扶危，可谓大开方便之门”。 救济院中女子的教育，并没有什么“修身”的内容，这与清代的“善堂”不同。明清特别讲求女子“贞操节烈”，但经过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这些都被视为束缚妇女解放的枷锁而遭唾弃。但矫枉难免过正，连不良女子必不可少的品行教育也大为减省了。查阅当时北平的档案材料，只有专门收容妓女的另一救济机构“济良所”
13、才设有“修身”课程，但授课内容空洞简单，生硬的道德说教让多数妓女听不进去。当时，一些社会教育人士已经认识到：个人道德意识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此人积久成习的社会生活的改变；精神生活无法替代物质生活。一些不良妇女不改其“淫”，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实际生活习惯问题。妇女救济院的办法，是力图通过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教育，辅之以手工劳作来慢慢改变不良妇女懒散淫逸的生活习惯，继而改变其未来生活。 二、民间幼儿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成功个案 北京民间慈善团体开展幼儿“教育救济”要早于官办机构。从笔者目前掌握的北京档案馆档案、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文书材料看，当时北京民间慈善团体中，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开展教育救济
14、活动最活跃最成功，在幼儿教育慈善方面的影响也最大。 香山慈幼院初建于1917年，正式成立于1920年10月，校址在香山静宜园。该院的宗旨是“办理慈善兼教育事业，收录各省水旱兵灾及贫苦儿童，分别施以学科或职业并军事训练以养成其生活技能”，至1931年，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救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熊希龄趁热打铁，上书呈请北平市教育局设立香山慈幼院为教育总汇机关，真正实现了这一慈善机构的现代转变。 呈文日：香山慈幼院“九年十月实行开办。原有慈幼局灾童三百余人，又添招北平旗汉贫苦儿童四百余人，共有学生七百人，就其年龄大小，姿性高下，分为蒙养、小学、工读各班，施以相当之教育。逮小学毕业，察其年龄尚轻，难谋独立
15、之生活，其优秀者，又不忍埋没其天才，因于十一年下期扩充规模，成立男中学、女师范及中职各一级。而中职约分化学、金工、织染、农业四科。十三年下期，男校又添设师范。十五年下期，女校又添设看护班。所有中学各级，按年递增，迨中学毕业，考升国内官私各大学校。应需学宿、衣食、书籍各费，该生等无力筹措，仍由职院借给备用，以期成全始终，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至十五年暑假，始行决定改为分院制。第一校为蒙养部，第二校为小学部，第三校为中学部，第四校为职业部，第五校为职工部，第六校为大学部，分司教养事宜，而以总院操行政之枢纽。学科由蒙养、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职业由各种粗浅手工以至机械制造，年龄由四
16、岁以至二十二岁。此职院历年办理教育经过之实情也”。 截止到1936年，香山救济院各机构已“收养南北二十七省区及满蒙、西藏、朝鲜之孤贫儿童”5200余人，成为民办慈善教育机构的成功典范。被收养的儿童中，不乏军人遗孤和朝鲜反日志士的子女。 香山慈幼院建立了科学的管理机制，现代董事会制度和高质量的董事群体，分析香山慈幼院董事会的21条章程，即可知董事会职权分明，这使得董事会可以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董事会的职权主要有7项：审议院章、规则；经营管理院产；保管基金及募集经费；议决预算决算；负责监管日常工作；筹划未来发展。 国民政府教育部也重视民办教育机构的董事会制度，并对其严格把关。如1936年香山慈幼院
17、和世界红十字会合办的十字中学成立的董事会，在报请行政院教育部和北平市社会局批准时，根据教育部的意见，香山慈幼院董事会改名为“私立香山慈幼院暨十字初级中学校董会”；董事人数缩减为15人；所拟设的常务校董、保管校董、监察校董及副董事长取消；补报了董事会章程、董事的职业籍贯等。教育部仍不满意，令其进一步改正，“查该会校董曾经研究教育或办理教育者甚少，核与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第十四条不符，嗣后改选校董时应查照办理。校董任期及改选办法应于校董会章程内明白规定。所设名誉董事应取消。校董会章程第六条一款及一切规则，五款进行及等字样及第八条均迹近直接干预学校行政，应一并删去；第十四条并应查照修改。第十九条条文末应
18、加并应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 案”。 香山慈幼院董事会的多数董事是一些有能力又热心慈善事业的人，高素质的董事群体保证了科学决策的人员要求，这又促进了该院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香山慈幼院十字中学董事会为例，在董事会里，政府官员或前政府官员有2人；前大学校长1人；商界名人9人；慈善机构人士3人。这些人办事能力强，又热心慈善事业，职业分布也有力于学校与社会各界各部门打交道，成为香山慈幼院十字中学发展的助力。 香山慈幼院的各级学校和各种课程设置比较齐全，师资配置较强，能与社会通识教育接轨。香山慈幼院共设六校。第一校专事幼儿教育，设有婴儿教保园、幼稚园、家庭总部，宗旨是训练保育人才和家政人才。 第二校从
19、事小学教育，一年级至六年级都设两个班，共12个班。一、二年级采用设计教学法，三至六年级采用普通班级教学，重视国文、数学、手工、音乐、卫生等课程，强调自我管理。 第三校是幼儿师范学校和男女中学，幼儿师范有三个班，男子中学有初中三个班、高中三个班，女子中学有初中三个班。另有一所附属中心幼儿园、三所平民幼儿园、一所乡村试验小学。幼儿师范以“学本于做”为办学原则，高度重视实习教学。 第四校是农工实习场，有农场、家畜饲养场、养蜂场、动物园、植物园五个农业场所；铁工场、木工场、陶工场、化学工场四家工业场所，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实践掌握独立谋生的技能和本领。 第五校进行职业教育，内设土木科职业高中，课程“遵照
20、部定规程办理”，“主要科目，计工程材料、工程地质、石工及基础、房屋建筑、测量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利学、水象学、水利工程学、构造学、市政学及制图等科，而尤侧重测量、水利及制图”。 第六校是大学部，主要是为解决贫寒但学业优良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而设，“经管毕业生之考入大学者，考核成绩，酌予补助”。 香山慈幼院的课程设置，以教育部有关规定为参照标准，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使学生既学到了现代科学知识，也掌握了一些社会生活实用技能。“劳作”、“养蜂”等课程是该校所特有的，其他课程设置则与当时的通识教育接轨，这保证了慈幼院教育救济的质量。 香山慈幼院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教师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21、比如十字中学教国文和地理的高永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英文和数学的张维良，毕业于南开大学；教历史的张肇忻，毕业于中国大学；教物理的宋光世，则是辅仁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大多比较敬业，这就使教学质量有了保证。至1933年7月，从慈幼院中学高中部、各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男女学生有1389人，其中约51的人找到了工作，29的毕业生考上了大学，其中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的人数最多(主要是因为该校免收学费的缘故)。考入其他大学的学生，有83人从香山慈幼院那里拿到了贷款，有9人还拿到了奖学金。 民国时期，中国孤苦幼儿的教育与养护一直是个困难重重的社会问题，国家贫弱、战争频繁、政治经济尚未安定、慈善事业落后、长者本
22、位等等都是不利因素。“一般之穷苦阶级，个人之生活往往不能维持，更何力足以赡养其子女。故溺杀与遗弃之风，于是以盛”。多数收养弃儿的育婴所，只是消极救济，由于营养不良，缺乏医药，病死在所里的幼儿不在少数，更谈不上教之以学识，授之以技能。这些孩子长大后，也只是为社会增加了一些消费分子。国民政府力图改革这种被动型的以“养”为主的慈善，1928年内政部颁布了“育婴所规则”，其中第34条规定“收养男女婴孩年满6岁以上时应送入孤儿所”。在同年颁布的“孤儿所规则”中，第22条规定“孤儿所孤儿应按照年龄送就近相当学校免费肆业”，第23条又规定“孤儿所收养之幼年男女于成年出所时应介绍相当之职业”。而育婴所和孤儿院
23、，应该由当地政府设立的救济院负责管理。但在当时，规章与实行，“往往判然二事”，各地育婴所和孤儿所囿于条件所限，多墨守成规，“对于已长大婴儿之教育计划，多无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香山慈幼院能取得骄人的教育救济成就，实属不易，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救济及其成功，在当时确实只是个案，只是这一个案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北京传统的幼儿救济正在发生现代转变，“教育救济”这一现代慈善模式于民国初中期已经在北京出现。 三、北京妇幼“教育救济”时评 北平妇女救济院“养教一体”的现代转变，赞成者多而反对者少，这是因为教育救国、教育救世、教育救人在当时几乎已成共识，教育的地位崇高。 妇女救济院在具
24、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时管理严苛、伙食不良，则被时人诟病。“每天晚八点钟一律将她们赶进寝室，锁上房门，无论是你困想睡的意思不困，或者在夏天热的要死，一律要赶进屋去的。有的因为吃了带糠和沙子的小米饭，就闹泻肚子，不问你如何着急要上厕所，也须等着喊破嗓子，哀求值夜的去到管理员那里，讨来钥匙开了门，才能得着拉屎的自由”。 一些文章认为在此不良制度下实行的救济活动不过是一件装饰，抨击现存社会制度则是造成大量贫贱妇女的根源。这种不问具体是非对错对救济院的全盘否定，反映了当时一些左翼人士剧烈求变的急躁心态。 “妇女救济院，可以说是长期妇孺救济所，也可以说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妇孺苟延残喘的所在。在政
25、府方面，这些已是不幸之幸者，当然对于她们的生活一切，没有改善的意思，经费只有更加克扣，而无添加的希望。所谓院长主任，更是为中央官长和各村小百姓一样隔膜。残老部与感化部的妇女，只是吃着等死，简直和已经判决死刑的犯人一样痛苦；救娼部的妇女，虽暂免了身体的蹂躏，而前途仍无出路，她们的生活，当然也是和囚犯无异；工作部的妇女，虽比较算是健全的，而她们的出路，也不外当佣工，或小手工业者，总是终身受着无产阶级的痛苦救济院可以说是各种无产阶级代表的拘留所，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一件装饰品。如果社会制度、经济组织不大改变，这些人只会增加，而不能减少”。 从1928年北平妇女救济院建立，其工作人员就属于政
26、府职员，接受官方委派并领取政府薪俸。这些人中虽然有人真心热爱慈善事业，也颇敬业，但也有一些人虽然有文化有知识，但沾染上了“人治社会”的衙门习气和官僚贪渎之风，打着慈善的名义克扣救济妇女的钱粮中饱私囊，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舆论的批评。 官办慈善事业出现一些弊病，除管理层自身因素外，也与民国政府某些社会救济法规的出台相对滞后有关。1928年，内政部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但直到1943年9月，国民政府才颁布社会救济法，中间相隔了15年。社会救济法施行细则则是到1944年9月才经行政院核准通过。立法滞后于实践，在官办救济事业中容易造成管理人员各行其是，使官方慈善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好时受称赞，出纰
27、漏时就难免被 批评。 民办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救济，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而且在当时的官方人士看来，也是比较成功的。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视察香山慈幼院的工作。教育部戴应观科长于3月20日到24日视察了慈幼院的各级学校后，在给部长蒋梦麟的报告中说：“查该院包括六校：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蒙养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出院之日，各得其所。全院规模宏远，而组织严密；员司不多，而庶绩咸熙。学生都一千六百七十人，各事其事，乐趣盎然。训育尚感化，然校纪严明，校风活泼
28、笃实，无丝毫城市虚浮之习。”对香山慈幼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戴应观在香山慈幼院的演讲更有意思，与给上级汇报的严谨刻板用词不同，演讲词充满了感性话语。在熊希龄请他演讲时多提意见时，他却说：“贵院创办已经十年，日日与困难奋斗，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较之魄力和热诚更觉难能可贵，兄弟参观之余，感觉得一种生平所未有的快感，佩服到五体投地，哪里还有什么见解供献?诸位同学在这种特殊而完美的环境中，寻求知识，技能，生活方法，真是所谓乐园，乐国，天堂，高尚而快乐的天堂啊!兄弟很懊悔，若是兄弟也迟生二十年，来到慈幼院与诸位同学享这样的快乐，那真是生命中无上的幸福。诸君能有这样的幸福，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29、总的说来，解决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贫苦无助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又需要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民众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以及未来能够服务社会的工作技能。以“养”为主的传统慈善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以“教育救济”为主的现代慈善通过改变贫苦妇幼的文化素质，可以使其未来有能力参与社会的发展，由社会包袱转变为社会进步的助力。民国初期和中期，北京一些官方和民间慈善机构开展的针对贫苦妇幼的教育救济活动，反映了北京慈善界以谋“完善教养”、“社会进步”为宗旨勇于进行慈善创新与实践。北京传统慈善事业已经开始向现代转变，只是由于社会始终动荡不宁，以及多数慈善团体人才、钱财匮乏，才使北京的教育救济这一现代慈善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停留在“个案”阶段，而未能在社会上普及。 (责任编辑：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