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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精神说”综述【关 键 词】时代精神说 伟人说 自然主义 主观主义 一、引言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心理学史编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问题。而心理学史着重研究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往往求助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但是,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内涵却有不同的阐释,有人把时代精神理解为超人的非人为的力量,有人把时代精神界定为主观的范式,也有的人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社会文化模式。可见,“时代精神说”在心理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 不同的时代,心理学家对时代精神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史观也会导致对时代
2、精神的不同理解。因此,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进行合理性重建,对于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动因、理解旧史向新史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二、时代精神说的历史流变 由于不同的时代心理学家对“时代精神”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对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说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故而,我们须先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史家的时代精神观的历史考察,来说明时代精神的内涵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在不断的充实和扩大,也越来越生态化。我们对时代精神的纵向考察沿循两条路线,但这种路线的划分只是为了让时代精神的历史流变更清晰,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一)自然主义的解释 以下分别考察自然主义阵营中的心理学史家的“时代精神观”。 1.E.
3、G.波林的时代精神观:自然说与人格说 波林在其经典史作实验心理学史中最先把历史哲学中的自然说与人格说引入心理学史的编纂,用以说明科学进步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波林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常“受当时、当地文化的思想习惯的限制,也就是受时代精神(zeitgeist)的限制”,因为“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之前,来的过早,就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以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 波林是偏爱时代精神说或自然说的,但是,诚如波林所言:“历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多重的因果关系在统治着,单独有效的原因是过度的简单化
4、”,因此,波林又将人格说召回来,以补救自然说的不足。他说“哥白尼和冯特的思想本身都是自然现象,而作为科学里程碑的那些天才的真知灼见的疏倏忽出现却是微妙的神经历程。历史过程的解释在包括这些微妙的神经历程时可依旧保持自然性而不变。所以,自然说实即包含人格说。忽视伟大人物的前行事件就构成了伟人说;但一旦查问什么东西造就伟大人物的伟大时,就又复返于自然说了”。 2.D.舒尔茨的时代精神观:自然决定论和人物决定论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可以从两种途径研究科学史,即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科学史的人物决定论着重于特定个体的成就和贡献,依照这种观点,科学发展的进步和变化都直接归因于某些个人的意志和超凡的能力,
5、这些人独自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人物决定论的概念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里程碑式人物的出现,伟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但他也意识到了“人物决定论不足以完整的解释科学或社会的发展”,因为,“通常的情况是,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贡献在他们有生之年被忽视或受到压制,而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得到承认”,这说明,时代可以决定伟人的主张是被接受还是遭到拒斥、是受到褒扬还是遭到蔑视。 于是,舒尔茨转向了自然决定论,认为“是时代决定了个人,或者至少使得个人的言论获得了承认的可能。除非时代精神和其他的背景因素接纳了新的研究成果,否则,新观点的倡导者就不会得到关注,或者被排斥,或者被置于死地。” 因此,舒尔茨最终决定用人物
6、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这两种方法来考察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他说“真理似乎存在于历史的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时代精神的文化条件在促进或抑制新观点方面肯定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并不否认科学史上人物决定论的重要性”,因为,“存在着伟大的人物,但也存在着伟大的事件,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 3.W.维利的时代精神观:时代精神、地域精神与伟人说 维利在谈到“是什么造就了历史”时,认为“他本人不在时代精神-伟人说这一理论连续体的两极,而是主张以相对的、多元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并强调时代精神与伟大人物这二者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作用”。 传统的时代精神说认为“历史可以
7、非常容易地把它自身分解为一些有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人物的传记”。按照这种观点,是因为有了恺撒,才有了罗马帝国;是路德造就了宗教改革;是弗洛伊德成就了精神分析。因此,维利说“伟人说对现实世界中实际起作用的因素采取了简单化的观点”,他宣称,历史的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必须考虑造就观念和事件的多元力量,即使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或发明都很难归功于某一单独个体。而伟人说恰恰忽略了历史和生活的复杂性,时代精神和地域精神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但维利并没有因此而走进另一个极端,因为他坚信“极端地强调环境背景会导致忽略个人行为在历史激流中作用的历史决定论”。维利认为,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宿命论的色彩。 在分析了传统的时
8、代精神说与伟人说之后,维利论述了他所赞同的历史观,也就是强调时代作用与伟人作用相互平衡的观点。他认为,环境背景设定了范围,但是,他也认为环境可以为人的努力所改变。任何忽视个人所起作用的历史论述都是不准确的和不完整的。维利对两者平衡的强调的实质就是“没有社会的和物质的支持,个人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个人和时代的因素至少同样重要”。 4.其他心理学史家的时代精神观 (1)早期心理学史家墨菲认为,斯宾诺莎如此“远远地走在他时代的前面,而且对于一种本质上属于高超类型的创造性思想所做的阐述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以至于他对当时的心理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深刻印象”,莱布尼茨“则以他的
9、力学和数学形成一种关于知觉与注意的概念,掌握了并广泛影响了此后三个世纪的心理学”。可见,墨菲赞同波林的想法,即“思想必须与时代精神相和谐”。 (2)当代心理学史家B.R.赫根汉认为有三种方法可以用于处理心理学史的资料,即时代精神说、伟人说和历史发展法。他认为时代精神说“强调其他科学的发展、技术进步、经济条件诸如此类的非心理学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时代精神”。 与传统的心理学史家相似,赫根汉也强调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或者弗洛伊德这样的个人的贡献。但赫根汉还提出了另一种新颖的方法,即历史发展法,“这种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域或学科的构成元素上,且描述随着时间的发展,对构成元
10、素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如何发生改变”。这样的例子如,人们可以关注心理疾病的观念是如何随历史发展而发生改变。 赫根汉在心理学史的编纂中采取了折中的方法,也就是“将时代精神说、伟人说和历史发展法结合起来,因为“有时似乎是时代精神造就了伟大的人物,有时是伟大人物影响了时代精神”,而且,他也说明了“伟人和一般时代氛围是如何能改变观念和概念的意义的”。 (二)主观主义的解释 1.T.H.黎黑的时代精神观: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巨大的非人为力量 黎黑认为在心理学史上存在“两种史学观之间的争论,一种观点把伟人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强大的客观力量创造的”,进而,黎黑宣称“我们这个时代
11、并不偏向伟人说,而倾向于时代精神说”。 黎黑赞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只有对世界历史本身进行研究才能表明世界历史在理性地前进,它代表着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理性必然过程。这种精神是本质确是一样的,但它是在世界过程中展现的世界历史在该精神的领域里前进精神及其发展过程就是历史的实质”。 黎黑也认为,在时代精神说中“人有时被描绘成不过是傀儡而已”,他说“注重时代精神的史学往往忽视了人类的活动,因为人类被认为过着注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受到历史过程里内隐力量的控制。 现在我们转向伟人说,这种观点认为“世界的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历史,实质上是在这里工作过的伟人的历史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
12、这些伟人的历史。”因此,黎黑认为“我们不愿忽视那些有创造性的个体的精神和人格了,这些个体的思想对心理学的进步是有贡献的,因为他们的人格至少在理论上打上了烙印。假使弗洛伊德幼时夭折,像精神分析那样的学问还是可能诞生的,但是它的内容细节将会有所不同了”。 2.D.库恩的时代精神观:科学范式 当代美国心理学史家J.F.布伦南把库恩理论中的“范式”也看作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形式,他说“库恩提出了科学史的时代精神说的一个变式,这种观点坚信社会的和文化力量在不同的阶段会发展出科学的不同范式或模式,并且,科学工作常被限定在某一特定时代的给定范式之下,直到这个范式被替代。范式间的转换是这一时代的文化需要和旧范式不
13、能解释的新科学发现的共同产物”。 库恩的范式概念类似于波林等人的“时代精神”,它对科学同样有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且,这种“类似于范式的东西”也决定了一个观点是否被接受,它们之间的替换便似于时代精神的转移。 三、对“时代精神说”的评价与当代阐释 (一)对“时代精神说”的评价 1.对自然主义时代精神观的评价 自波林而始,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说明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动因时,多求助于“时代精神”这一概念,而各史家对时代精神又有不同的解读。波林将时代精神归于自然说的历史观,将人格说中伟大人物的创见化约为神经历程,以此将自然说与人格说统一起来。波林虽极力从社会环境而不是从个人的主观角度去认识心理学思想与理论的发展,
14、但他的社会环境却是仅仅涉及哲学、科学、文化传统的,脱离了社会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的思想文化环境。巴斯在评论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时就指出:“影响心理学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无独有偶,舒尔茨虽也宣称“真理似乎存在于历史的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之间”,而且“时代精神起着主要作用”,但是,他又说“时代精神是思想的,而不是物理的”,可见,他的时代精神也是脱离了社会现实基础的“文化气氛”或“思想模式”。 赫根汉似乎看到了波林与舒尔茨的不足,他在对时代精神进行界定时尽其所能地考虑社会文化气氛之外的“科学发展、政治气氛、技术进步、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而且,他还把伟人和一般时代
15、氛围的共同作用置于纵向的历史审查中,提出了历史发展法,从而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同样,维利也极力强调时代精神中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超越了波林的“思想文化习惯”的狭义理解;而且,由于他接受了詹姆斯的历史观,承认人与环境的双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主义历史观的人与环境单向作用的观点。另外,维利的时代精神说还把传统附属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地域精神(Ortgeist)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与时代精神同样重要的因素加以强调,从而考虑到了现实中的差异性(即主流时代精神与地域精神是否同步)对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维利对时代精神内涵的扩充做出了极大贡献。 2.对唯心主义时代精神观的评价 无
16、论波林等人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有何不足,他们总还是坚信心理学思想发展是取决于外在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总还是坚持对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库恩却坚持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进步,是因为科学家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就是说,是信念这种个人的、主观的东西导致了科学的革命;与库恩相似的是,黎黑坚持认为“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个“世界理性”就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因此,库恩的“范式”与黎黑的“宇宙精神“都把科学的发展归因于超越于物质的精神力量,只不过库恩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个人的、主观的信仰体系,而黎黑的“精神力量”则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世界理性与绝对精神。也即
17、,库恩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黎黑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黎黑的观点,因为他的“时代精神史学把历史的决定因素置于人类活动之外,让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于人们在其中工作的大背景,发现了行动的背景以某些方式塑造了行动,而这个“大背景”是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的、却又展现于诸意识形态的时代精神,这使得历史学家不再仅仅关注社会文化状况、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甚至大众生活与阶段思潮也被纳入对“世界理性”的考察中,这对后来新科学史的兴起有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时代精神说的当代阐释 我们认为,当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应重视三种互动作用的因素,具体如下: 1.社会因素:社会需要直接影响心理学的演变,还通过
18、哲学和其他科学加以间接影响,这类似于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社会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的一种形式(德国的心理学)移植到另外一种思想土壤(美国)中时,它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再如,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应用心理学的发展,人员选择、心理测验、工程心理等领域得到极大发展。这都表明社会因素对心理学思想的流变有重要影响。 2.个人心理因素:要重视心理学家个人的人格与心理结构(理性、智慧、超意识)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类似于西方心理学史中的“伟人”概念。如,波林认为“科学进步的最微小的元素乃是一个人的思想和头脑中的事件,也就是这样一种领悟,把以前从未放在一起的
19、两件旧事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这种“具有决定性的领悟在新的方向上导致长期持续的重大进步”,比如,弗洛伊德就把潜存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潜意识思想与性学思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导致了人类认识自己的第三次变革。 3.对象逻辑因素:心理学史要阐明其对社会、生产、意识形态、不同文化的依赖性,并说明科学的反作用,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例如,在心理学的早期,心理学家关注意识和人性的主观方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心理学最终“失去了心灵”,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又“失去了意识”。但科学或理论的发展就像钟摆的运动,每当理论的钟摆摆到一个极端,科学或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就会促使其回归或回摆。因此,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又将意识视为严格可以接受的研究主题而恢复了对意识的探索,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内部衍生出来的、自称为心理学的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又将高度主观神秘的超意识心灵做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从而“心灵”又再次回归了心理学。 这三个因素在主体创造中整合地起作用。科学发展的逻辑所造成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社会需求的压力下客观产生的,而社会需求的实现又以认识主体的心理准备为前提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