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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机体”思想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有机体”本是生物学术语,指“自然界中有生命的生物体的总称”(夏征农,2000:1510),后来用以泛指类似生命体那样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互为手段与目的,每一部分都不能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分化而又服从于一个根本原则的统一体。孔德、斯宾塞等人曾系统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尤其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开拓了人类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组成部分的“翻译”,从整体上看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可以看成一个“有机体”。从“有
2、机体”角度来看“翻译”,我们可以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一个全新的解读。 任何翻译教学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三个首要的问题:1. 翻译是什么?2. 翻译学什么?3. 翻译怎么学?关于第三个问题,翻译教学的“五环”模式(周朝伟,2009:118-122)给出了回答。关于第二个问题,对于翻译教师肯定是要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对于学生来说肯定是要形成自己的“翻译能力”,而“翻译能力应该是既有灵魂又有躯体,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ibid.:118)。这里的“灵魂”应该是指“翻译思想体系”或称“翻译观”,这里的“躯体”应该是指“翻译技能体系”,两者的有效统一才是“活”的“翻译能力”。本文着重回答第一个问
3、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在“翻译灵魂”培养方面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1. 翻译到底是科学、艺术还是技术?2. 翻译主体到底是什么?3. 翻译标准到底怎么理解? 2. 翻译到底是什么? 2.1 翻译概念 翻译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看起来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其简单,是因为人人皆能为之且能道之;说其复杂,是因为几乎没人能说得清楚。中文中的“翻译”可以作为“人”如译者、“作品”如译作、“活动”如一般翻译活动、“过程”如理解和表达过程、“研究”如翻译学或一般翻译研究等等,相应的英文有“translator/interpreter, rendered version/translated work, tran
4、slation/interpretation, translating/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ology”等等。张柏然和许钧(2002:2)在“编者絮语”中提到“人类翻译学史经历了神话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语言科学时代,21世纪将发生文化转向,进入文化时代”,两位先生讲的是“翻译史”。吴克礼的文化学教程中详细地讨论了“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文化的结构”一节(2002:65-67)中谈到文化的四个子体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2003:29-36)也非常详细地探讨了“文化”问题,指出中国的“文化”
5、指“天文”和“人文”的统一(ibid.:31)。可见,从广义的“文化”来讲,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具体方式、内容、过程和结果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毋庸置疑,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翻译史也是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它们从来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类文化,那么“文化转向”作何解释呢?难道神话、习俗、哲学、语言科学不属于人类文化吗?显然,张、许两位先生说的翻译史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指的是对“翻译”的“全方位透视”,正如许多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张志伟,2002:8)一样,可以说“翻译”就是“翻译史”,而翻译史就是
6、一个“有机体”。 2.2 翻译有机体 人类社会不是一个纯粹、单一的物质存在,而是物质(包括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包括精神形态的活动)的统一体。同样,对“翻译”解读也要将其作为一个物质(包括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包括精神形态的活动)的统一体来看待。“信息交流”是“翻译”的一个突出特征,那么要进行“信息交流”就要有负载信息的“信息体”,显然翻译系统中的“人”和“文本”等都是“信息体”,都是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实现各自的存在价值的。马克思的“人类历史是主体客体形成以及他们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发展历史”(夏征农,2000:1452)的观念中,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学者所提出的“交互主体”思想。那么,
7、在翻译系统中的这些“信息体”在交流中必然也是互为主客体的“交互主体”,因此不妨把他们统称为“翻译主体”。这些“翻译主体”可能以“人”的物质形式存在的,也可能以凝聚着人文精神的“物”的形式,但是这些“翻译主体”在交流中都是彰显的人文精神方面的交流。要突破狭隘的翻译主体观即认为“翻译主体”只是以“人”的形态存在的“信息体”,可以借助符号学理论。 通过有机体理论,可以看到“翻译”这个“有机体”的全貌。而“翻译主体”就是这个“有机体”中的“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复杂的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器官”和功能体系。通过符号学理论,可以分析这些“细胞”的完整体系,不至于把不以“人”的形式存在的其他“文
8、本”排除在外。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可以作为研究翻译的一个视角。又由于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翻译”与宇宙中普遍的生命现象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研究“翻译”要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或说东西方智慧)进行综合探讨。人类社会的本质不是说人类社会哪一个阶段或哪一个组成部分的本质,而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本质。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这个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同样,“翻译”的本质也不是指“翻译”的哪一个组成部分或哪一个阶段的本质,而是指“翻译”整体的本质,即“翻译”的全部历史。这样,整体意义的“翻译”既不是阶段性或部分性的“科学/
9、技术/艺术”,也不是当代哲学研究中所认为的那种玄而又玄的抽象“存在”,而是像人类社会一样的“有机体”。 3.“科学/技术/艺术”之争 翻译是什么?这是几乎所有翻译教材无一例外都要首先回答而且是众多翻译研究者都要回答的问题。王宏印(1989:2-3)、杨莉藜(1993:1)、林煌天(1997:167)、王治奎(1999:2)、谭载喜(2000:14-15)、吕俊和侯向群(2001:1-2)、冯庆华(2002:1)、方梦之(2002:4)、许钧(2003:25)、蔡新乐(2005)等国内学界前辈,以及Eugene Nida(2004)、Peter Newmark(2001)、Mona Baker(
10、2004)、George Steiner(2001)等西方著名学者,在相应著作中都对“翻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远见卓识,为后人继续探讨翻译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翻译是语言活动;(2)翻译是语言活动,也是文化活动;(3)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4)翻译是科学;(5)翻译是技术,(6)翻译是艺术再创造活动;(7)翻译是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符号活动,是信息传递过程;(8)理解也是翻译;(9)翻译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统一。这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大类:“科学/技术/艺术”之争、语言符号活动和文化符号活动之争,后者留待“翻译主体之争”部分讨论。
11、 如果把“翻译”看成“有机体”,那么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有机体从整体上说哪来的科学、技术和艺术?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比如张三,是“科学”,是“技术”,还是“艺术”呢?但是,一个人的思想体系或可称为“科学”,一个人的活动方式或可称为“技术”,一个人的活动结果或可称为“艺术”。对于“翻译有机体”来说,“翻译意识”关于翻译的思想体系即“翻译有机体”的“灵魂”可以称为“科学”,因为科学本质上指的就是系统的思想体系;在“翻译意识”参与下,“翻译存在”也就是“翻译有机体”的“躯体”的活动方式有“技术”的存在,因为“技术”本身意味着“技巧性”的运作方式;“灵魂”和“躯体”相统一的“翻译有机体”运动的结果
12、诸如译品等可以称为“艺术”。当然翻译系统中许多其他设计“美”的要素也都与“艺术”有关,可以称之为具有“艺术性”或“艺术的东西”。 4. 翻译主体之争 “翻译主体”是“翻译有机体”的细胞,就像“社会人”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一样。“社会人”有形形色色,按一定方式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样,“翻译主体”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按一定方式组成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顾名思义,“翻译主体”就是“翻译有机体”中扮演“人”的角色的能动要素,就像“社会有机体”中的“社会人”一样。 作为“翻译有机体”中扮演“人”的角色的能动要素,其一,“翻译主体”就是必须是具有对话能力的“人”,否则就不是“翻译主体”。诚如“社
13、会有机体”中的“人”一样,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进入人类社会而只是生活在丛林中与野兽为伍的“生物人”,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社会人”。其二,“社会有机体”中现实的“社会人”还必须是“活着的人”。这里的“活着”同样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活着”。正如一首诗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里的“活”和“死”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即社会生命的生或死。同样,“翻译主体”指“翻译有机体”中文化意义上“活着的”对话要素。不管这个要素是不是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是不是具有生物学意义上“人”的形体和特征,只要是“翻译有机体”中的能动要素,都可以称为“翻译主体”。
14、 谁是翻译主体?杨武能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亦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转引自许钧,1998:227-228);查明建和田雨(2003:21)认为“译者、原作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许钧(2003:351)认为“翻译主体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和广义的翻译主体,前者指译者,后者泛指作者、译者和读者”;陈大亮(2004:4)认为“译者是唯一翻译主体”,后来他(2005:3)又认为翻译主体研究是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甚至还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可见,人们对“翻译主体”的认识有以下分野:其一是执行翻译具体操作的译者;其二是从翻译发端到翻译功能完全实现整个过程中的主体要素。陈大亮
15、所说的“译者是唯一翻译主体”指的应是前者即“译者主体”,“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即“翻译中的主体”是指后者,可见他是对“翻译主体”和“翻译中的主体”进行了区分。 从“翻译有机体”角度来看,“翻译主体”就是“翻译有机体”中的能动对话因素。这样一来,以上关于“翻译主体”的争论自然就化解掉了。而且还可以对“翻译主体”进一步划分。“译者”可称为“译者主体”,“原作者”可以称为“作者主体”,“读者”可以称为“读者主体”,出版社、审查机构、赞助人等可以称作“权力主体”。那么,“原文”和“译文”等能否称为“主体”呢?它们有没有对话能力呢?显然是有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呢?可以借助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来化解。 首
16、先,把翻译仅仅看成是狭义的语言符号活动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因为无论是由单独的有声语言还是由单独的文字语言所组成的交流单位都是不完整的。仅以最简单的问候语“你好”为例。如果仅仅是文字的形式,那么不同的接受者可以作出肯定的和否定的理解;如果是有声语言,听话者可以根据语气判断说话者的真实意思。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够,试想:一个漂亮女子对一个男子用凶恶的口气说:“你好!”刚开始,听者可能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但如果该女子同时又向该男子抛过来一个媚眼,那么随后该男子心中可能会产生一种暖流。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单一的语言符号系统难以完美地传递信息,而应该诉诸于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在内的所有文化符号系统。 洛特曼的文
17、化符号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本”,康澄(2005:42-45)、郭鸿(2006:4-5)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按照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观点,“文本就是信息,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储存,是符号活动”,“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个文化,小到一个事物都可以是文本”,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权力机构、“狭义的文本”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篇”、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者、作为信息体的翻译环境等。那么,只要是进入翻译有机体中的信息体都是翻译中的“文本”,而“文本”都是可以对话的“主体”。在这种意义上,“文本”、“信息体”、“主体”三者是统一的。 显然,翻译系统中的“原文”和“译文”等“信息体”自然可以称作“主体”
18、,一来这些信息体具有一定的物质形式,二来这些信息体负载有可以用来交流的信息。为了区别其他几大类主体,不妨将其称为“信息功能主体”,尽管其他几大类也是信息功能主体。 这样一来,“翻译有机体”中的“翻译主体”就包括了“译者主体”、“作者主体”、“读者主体”、“权力主体”以及“信息功能主体”等五大类。在人类社会整体的“翻译有机体”中,此五大类主体也就是五大类“细胞”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成“翻译有机体”的组织、器官以及各种功能系统等。人类社会的整体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中的个别社会同样是一个有机体,无论是按照国别划分、民族划分还是居住区域划分都是如此。依次推下去,每个次级小社会以及更小一级的小社会也是有
19、机体,包括每个社会中的“细胞”单个的“社会人”也是有机体。正如孟庆仁(2003:70)所说的,“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包含许多要素、层次、子系统的复杂的超巨系统”。那么,人类社会中整体意义上的“翻译有机体”就好像从一颗种子开始成长为现在的参天大树一样。不能说这棵大树本质上是一颗种子、一棵小树、还是现在的样子,因为它一直在成长,它的本质应该是它的全部历史。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就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可以说:翻译的本质就是所有翻译关系的总和,就是翻译有机体的全部历史。恰如社会有机体,翻译有机体也是一个包含许多要素、层次、子系统的复杂的超巨系统,其内部的各要素、各层次和各个子系统等同样也是有机体,单个
20、的“细胞”各大翻译主体中的个体同样也都是有机体,包括“翻译意识”和“翻译存在”等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机体”。 总而言之,“翻译有机体”的各种“信息体”即“文本”都是“翻译主体”,它们是“翻译有机体”的“细胞”。人们常说的“翻译”,包括作者、译者、读者、原文、译文、出版社、赞助人、审查机构、翻译观念、翻译研究者、翻译活动、翻译组织等等,不是指翻译有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子系统、各功能系统等,就是指翻译有机体的运作方式、形式、类型、结果等;不是指翻译有机体的整体,就是指翻译有机体中的个体;不是指翻译有机体的“翻译意识”即思想观念体系或称“灵魂”,就是指翻译有机体的“翻译存在”即物质结构或称“躯体”
21、;不是指单个“细胞”的活动(如Steiner的“理解也是翻译”),就是指各个“细胞”或“细胞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是“媒婆”、“传声筒”、“桥梁”);不是指翻译有机体的“灵魂”和“躯体”相统一的实体(如许钧提出的“翻译的形而下”),就是指翻译有机体实体的存在理由(如许钧提出的“翻译的形而上”)。 5. 翻译标准之争 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都提出过翻译标准的问题。至今人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严复的“信、达、雅”、张今先生的“真、善、美”原则、辜正坤先生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2003:338-355),以及众多其他的提法。总的来看,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翻
22、译标准问题不是越争论越糊涂,而是越争论越清楚了。如果把“翻译”看成一个“有机体”,那么这些所谓的“矛盾”完全可以化解。 如果把“翻译”看成“有机体”,那么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有什么“标准”可言呢?每一个有机体都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和功能体系,通过自身功能体系的运作以及自身和其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生存和发展。显然,一个有机体自身功能系统的运作以及其自身与环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等方面的规律不是任何人强加于的,而是其自身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协调以及其自身和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那么,所谓的“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对“翻译有机体”内部和外部运动规律的“描述”。也就是说,“翻译的标准”不是人为制
23、定的,而是指“翻译有机体”的运行规律或称“规则体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一来,忙于制定翻译标准的各种努力都是徒劳的,而探讨“翻译标准”问题的各种努力却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因为这些讨论都是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是后人继续探讨该问题不可或缺的基础。那么,应该怎样描述“翻译的标准”呢?辜正坤(2003:49-56)曾经运用中国传统的“阴阳”理论来探讨诗歌和诗歌的翻译问题。要弄清翻译的标准问题也同样需要东、西方智慧的结合,可以结合有机体理论和中国传统“五行”理论来说明。 众所周知,“五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常”、“五色”、“五脏”有如下对应关系:木(东、仁、青、肝)火(南、
24、义、赤、心)土(中、礼、黄、脾)金(西、智、白、肺)水(北、信、黑、肾)。“木”主“生发”,“火”主“发散”,“土”主“运化”,“金”主“收敛”,“水”主“收藏”。这里的“五行”不是指具体的五种物质,而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划分的宇宙的五种运行方式,根据“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原理来阐释宇宙人生。因为求“信”或称求“真”是翻译的基础和起点,就像“仁”是人进行修行的起点一样,不妨用“青”色表示;要达到翻译的目的就必须有所割舍,就像“义”的含义“割舍、发散”一样,也就是要“达”或称“善”,不妨用“赤”色表示;但是“开端”和“割舍”不是随意进行的,还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这就需要“礼”来协调和运化,其结果就是要
25、达到“和谐”,也就是“雅”或称“美”,可以用“黄”色表示。通过截取“五行”中的前三项木(仁、青)、金(义、赤)、土(礼、黄),结合常说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和“真、善、美”,可以得出以下对应关系链条:信(真)仁青;达(善)义赤;雅(美)礼黄。 在以上三根关系链条中,每一根链条都像一根生长的藤条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三根藤条就像缠绕在一起共同生长的常青藤,彼此难以分割。“青”可以代表由蓝到绿的一系列光谱频带,“赤”或“黄”也都是由深浅不同的光谱频带构成。在这相互缠绕而生的三色藤中,多大程度的“青”、“赤”、“黄”会恰巧汇合在该藤的某个横切面上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翻译标准的“信、达、雅”和“真、善、
26、美”对应于以上的三色,也就是说“信”(真)、“达”(善)、“雅”(美)都是指不同程度的,而不是指绝对的“信”(真)、“达”(善)、“雅”(美),绝对的“信”(真)、“达”(善)、“雅”(美)就是这根生长着的三色藤整体。这样一来,翻译的绝对标准就是这根三色藤整体,具体标准就是这根三色藤的某个横切面。 6. 结论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孙承叔(1999:75)、潘西华(2008:119,120)、段秀芳(2008:16)、孟庆仁(2003:70)、韩震(2001:76)、郭湛和王文兵(2006:24-25)、杨耕(1994:27-34)等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把生物学思想运用于史学研究的“有机体”思想是探讨翻译本质的新视角,因为可以据此在翻译教学中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由翻译理论体现出来的翻译观念体系是翻译这个有机体的“灵魂”,由翻译主体及其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结构是翻译有机体的“躯体”,翻译实践是在翻译观念这个灵魂的指引下翻译有机体的具体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灵魂”、“躯体”、“实践”哪一个更重要之类的问题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