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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润笔”与宋代文人价值观的转变收稿日期2008-12-22 总体看来，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但是城市商品经济呈现空前繁荣，推动了社会意识领域的变化，宋代文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变化反映到“润笔”这种文学商品化产物上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宋代“润笔”现象兴盛原因 在保持自然经济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社会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经济繁荣，城市数量大增。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就有城镇近2 000多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 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城市改变了旧的州郡格局和性质
2、，由区域单一的政治中心变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中心；其次，商业活动活跃，社会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物质资料的商品化自古就有，在封建小农经济形式下交换的大多为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但宋代城市居民生活用品几乎都要到市场上购买。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宁临安的商品有414类1，部分城市居民还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士夫一领之费，至靡十金之产，不唯素官为之，新仕尤效其尤者；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唯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王迈丁丑对策，载?J轩集卷十一）。在这样一种高消费风气的刺激下，商品制作日趋精细，市场日趋繁荣。宋代实现商品化的不仅有物质资料，还有人的商品化、技术和技艺的商品化、劳动的商品化和
3、文学的商品化；再次，繁荣的城市娱乐生活的浸淫，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出现的文化娱乐的兴盛。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的娱乐场所主要是瓦舍，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技艺繁多，成为众多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的地方，从而使得文人士子深受市民意识的熏拂发生了价值观的转变。 士阶层位于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肩负着传承、开创封建文明的重任和维护与实践封建道德的要责。作为封建文化的人格象征，文人必须重视品格涵养与理想追求，志于“道”而淡泊名利。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商贾社会地位日益突出时，社会各阶层便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4、。虽然许多文人对“利”持保守和谨慎态度，实际上重“利”和“欲”的思想早以更具体的方式分散于士大夫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了，最显著的表现是享乐思想在两宋文人中成为主流。歌儿舞女，饮酒相欢，口腹声色之欲的满足成为士大夫文人重要的生活追求，吕蒙正之鸡舌汤、韩玉汝之白鸽宴、寇准之柘枝颠、宋祁之不晓天，宋人笔记对此类文人轶事津津乐道，向我们传达出那个时代感的文人风气和价值的评判标准。这说明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建功立业以及安贫乐道的“高尚”或“高雅”的人生追求已部分地被口腹声色的世俗享乐所代替了。 二、价值观的转变在“润笔”上的反映 “润笔”之词最早见于隋书•郑译
5、传，是古人对文人作文绘画所得的报酬的含蓄称呼，即现在大家所熟识的稿酬或稿费。但古代的润笔不同于现在的稿费，现在的稿费指由经营性的出版机构付给作者的费用，目的是购买作者的著作权以便向公众传播作品而获利；而古代的“润笔”则是个体因特殊需求而支付给作者的，其目的不是为了传播作品而获利，更多的是享用购买诗文字画等的特定价值。而且古人的“润笔”形式多样，有实物形式，如车马、丝绸等；有货币形式，如金银或银票等；也有钱物并举的形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的“润笔”具有不同于以前诸代的显著特点，更加趋于制度化且商业色彩更加浓重。从朝廷到民间，文人对“润笔”的态度和做法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暗含了文人价值观
6、念的悄然的变化。 首先，宋代的“润笔”形式更加规范并趋向于制度化。“润笔”作为制度首创于宋代，其性质向制度化的转变也始于宋代。宋代开国，太祖“杯酒释兵权”，不重武将重文人，文士的政治地位较以前显著提高。“润笔”作为文人经济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曾写道，宋太宗亲自制定润笔数额，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2，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使“作为受谢”成为一种制度。官民向文士索文求画，除按例给付酬金外，有时也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增减。这项规定多用于朝廷之中，还没有形成律法向社会推行，但这已经是一种重视文人和文学作品的进步了。不仅如此，民间的“润笔”也在经济
7、发展和上层制度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风俗。 其次，两宋人对于润笔的态度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从原来的忽视到重视，甚至发展到主动追求“润笔”之利和以“润笔”为生的地步。这在不同的阶层的文人之中都有所体现。 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翰林学士殷文圭为李德诚撰写升官文书，并且李德诚答应一定会给付酬劳费，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动静，颇有“赖账”之嫌。殷文圭着急但上门催讨又显得“俗气”，故写了一首题为贻李南平的催讨润笔的诗：“紫癜西头月欲斜，曾草临淮上相麻。润笔已曾经奏谢，更飞章句问张华。”3一纸妙趣横生的讨账单独特又幽默。但当时这首诗在社会上流传开后，人们不说李德诚的闲话却对殷文圭的做法横加议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载此事
8、用“时论少之”总结。无非说殷文圭不该这样做，可见时人思想中仍重“道”而鄙“利”的。 到了宋代，人们逐渐视润笔为出卖文学作品的一种获利方式，对于润笔之资的获得和追讨不但没有非议，而且还大大方方地积极贩售文学作品以取得钱资。这种态度在不同的文人阶层的表现十分类似。 在官府，由于太宗规定“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这就意味着“秘书”们写公文得到的润笔钱物并非独得，而是翰林学士院全院官员乃至“后勤职工”共同分享，在这种情况下，起草公文的“秘书”不去索要或催要润笔，同事们也会催促他去做这件事；如果起草公文的“秘书”脸皮薄而不去要“债”，那么院里就要派人去催索了。这就是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中写到的情况：
9、“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少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4尽管利益分配者多少不一，但是因为人人有份，所以催索润笔之事自然人人乐而为之，积极性高涨。从此可以看出，高层文人士子的务实精神，不会仅仅为了所谓“面子”或“风雅”而置利益于不顾。 虽然官方公文的有偿部分在元丰改制时被取消，“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3，即秘书起草公文应得的润笔之物，由原先被晋级和升官者私人掏腰包，改为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但社会上盛行的润笔风俗仍在，一时取消不了。不过润笔多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墓志润笔一般比较丰厚，位高权重人的大手笔之作也是如此。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载，“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受润笔帛五
10、千端”。作墓志的“某公”实指欧阳修5。再如著名词人周邦彦曾为大臣刘?m的祖父作埋铭，刘?m“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6。可见润笔数目之多。 民间对获得“润笔”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创作诗文可以获润笔盈利，在宋代产生了一种卖诗文为生的现象。常有文士以买卖诗文为生计，或以卖诗文补贴家用。北宋都城汴京有一位张寿山人，自言“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7。张寿山人在京城三十年靠卖诗以糊口，可见当时卖诗文有持续的市场。这种开铺卖诗文的销售对象是个体需求者，积极迎合个体的需求创作诗文以获钱财，是另一种形式的润笔，比起那些名家被动被人所求而获得润笔之资，这种开诗铺公开叫卖的行为更加主动，更显
11、示出文人积极趋“利”的思想价值观。 除文人个体出卖诗文赚的润笔之外，还出现了群体性卖诗文活动。随着文学商品化的发展，宋代市场上出现了“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者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成文人群体以创作为职业获取生计，获得的“润笔”也主要以货币形式为主。宋元时候有九山书会、古行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行会”性质书会。书会先生都是职业作家，不仅撰写诗文，瓦舍中不少伎艺的脚本也出自他们之手，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精神产品。 宋代润笔之风的流行和卖诗文现象的出现，表明宋代文学商品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宋代文人价值观已经将诗文也等同于一种商品，在注重文学价值同时也更注重其商业价值。
12、三、结语 由于宋代经济的发展，商品化的增强，进而影响到宋代士人的观念的变化，从而反映到润笔中来，显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特点，就是润笔的形成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商品化。重视商业，言“利”已不是丢人的事，反映了宋代文人价值观更趋于实用主义而不是盲目地排斥商业，重利倾向日渐明显。 宋代润笔的发展在当时和后代都有重大的影响，润笔成为文人重要收入之一，一方面改善了文人自身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文学发展的环境，成为文人获得独立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使得文学倾向于民间尤其是城市生活，创造出一批符合市民审美口味的作品，尽管其中夹杂糟粕但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鲜活的反映，丰富了文学的殿堂。在此影响下，润笔以后各朝都有新的发展，如到了清代出现了叶燮的自“润格”和晚清按字计费的情况，使得古代的润笔逐渐与现代的稿费制靠拢。这在历史中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