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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指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自然资源的损耗和能源的严重短缺,污染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和持续恶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社会陷入经济-环境怪圈之中:经济增长异化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立面生态环境危机。”1“经济-环境”悖论,其实质是实践逻辑悖论,在实践中产生,更在实践中消解。钱广荣教授认为,实践逻辑悖论是实践理性的产物,想要通过假说和推理彻底消除是不可行的,只能在相对和有限的意义上发展和运用自己的智慧提出最佳的“解悖”方案,由此走出“奇
2、异的循环”2。同样,“经济增长-环境危机”作为实践逻辑悖论,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各种努力不断消解它,而伦理的努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智慧和环节之一。 一、“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的产生 “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18世纪。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西方工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在开发、改造、利用和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损害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因为人们为了发展工业生产,从自然界索取大量物质原料和燃料,通过工业生产过程把它转变为人所需要的产品,同时把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去
3、,从而改变了地球上的生物化学进程,使得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这种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经济增长方式无限沿用,势必会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据统计,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球15%的标准煤、30%的钢铁和54%的水泥;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仅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全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10%的城市受到酸雨的严重影响,重点城市饮用水质达标水量比例仅为69.3%,农
4、村尚有近3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3在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14个严重缺水4。由于环境遭到污染尤其是水源被污染,我国有多个省份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癌?濉薄? 除此之外,由于木材加工业、造纸业、建筑业等对木材的需求保持高速增长,使得森林资源遭到破坏,10%的树木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地球上每消失一种植物,往往有10至30种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动物和微生物也随之消失。而每一物种的丧失,都将减少自然和人类适应自然变化的选择余地。5森林面积的减少,造成土地沙化扩大和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有材料显示:土地沙化在20世纪5060年代,每年扩展1560平方公里;20世纪7080年代,每年扩展2
5、100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目前,每年扩展3436平方公里。至2006年,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每年流失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由于泥沙淤积,黄河下游已成为地上悬河,全国8.2万座水库总库容被淤积三分之一。4 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没能走出“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这一怪圈。美国作为今天发达的经济大国,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它的人口仅占全球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47)。而经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出
6、现“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 我们不能把环境问题完全归结于经济增长,但不能不说环境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异化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立面”生态环境危机,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二、“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产生的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现象在全球呈现出普遍化和彻底化的态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是以单纯谋求可货币化的利润或可用货币计算的经济增长作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将工业和经济增长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视传统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鼓励人们在实践中围绕“利润”这一目标向自然索取,通过对各种可
7、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来谋求高额利润,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顾及经济活动所付出的环境成本、生态代价,没有充分考虑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和生态的可持续限度,这必然导致资源“赤字”、环境灾难、生态系统失衡。这种以牺牲能源和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只是单纯的速度的增长。在伦理学的视野里,道德是以广泛渗透的方式而存在的,这决定了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选择和社会活动都必然带有是否合乎道义的道德判断,因而成为道德评价的对象,纯粹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司法活动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它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选择和社会活动与道德进步之间都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都不可能离开道德的引导和约束
8、,这是一种规律。如果人为地打破和违背了这种逻辑关系,即打破和违背了这种规律,使之“不合逻辑”,那么它就会“合乎逻辑”地出现一种“矛盾等价式”经济增长给人们增加物质财富,为善;同时破坏了人们生存于斯的环境,为恶。这种自相矛盾的解读用语即为逻辑悖论,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看就是道德?邸? 进一步来分析,经济增长和发展在道义性上表现出突出的两面性道德悖论问题,这需要反思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复兴和工具理性的高扬。理性是指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人类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就对理性进行赞美,到了中世纪由于神学一统天下,理性曾受到贬抑,真正被称之为“
9、理性主义时代”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由于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彻底粉碎了神对人的统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便捷、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自由,使人类理性显示了无穷的威力,人们又重新高扬起理性的大旗。“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尺度,理性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都被押上理性的审判台,接受最严厉的审判,“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一般的工具”6,并演变发展为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也称为技术理性,是指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是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不可否认,工具理性在近现代社会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它拓展了人的认识
10、能力、生存能力和驾驭自然的能力,把人类从对自然和神秘力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的长足发展、经济社会的极大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繁荣,提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事实上的中心。因此,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甚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道德上的善。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而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宣扬科技万能、理性万能。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
11、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7。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奴役意识的产生,促使人类贪婪地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利用和征服,最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社会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在此,工具理性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道德上的恶。这说明,工具理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在表现其善的同时,也有其恶的一面,即出现了善恶并存的道德悖论现象。因此,要消解这种悖论,必须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对平衡,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12、的和谐发展。 三、“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的消解理路 在伦理学视野中,“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的实质是实践逻辑悖论,在实践中产生,也需要在实践中消解。其消解的手段不仅要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对平衡,还要做到: (一)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悖论,其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线性模式和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走的是传统的粗放型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染、低
13、产出、低效益,靠增加投入、加大消耗来实现发展,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增加产出。这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造成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直接动摇了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延续,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可持续发展要求全人类在空间上应该遵守互利互补的原则,不以邻为壑;在时间上应遵守理性分配的原则,不能在“赤字”状况下发展;在伦理上应遵守“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都一律遵循“平等发展的权利”以及“同舟共济”等原则,其核心则是处理好“人类与自然
14、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8。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被阐述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从上述含义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不能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环境危机就放弃发展,但发展也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发展不能超出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在发展中要注意区域的生态协调性、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均衡性、环境稳定性、资源利用永续性、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人口发展持续性、代际间的平等、社会福利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度等问题。 (二)拓展道德共同体界限,实现伦理学范式转型,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 “千百年的文明发展逐渐积淀滋养出了一套伦
15、理学的垄断性文本伦理即是人伦之理,关涉到的是人事,而非自然之道,也就是说,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放在伦理学的框架中进行探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则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10这种传统伦理学无视“自然”存在的价值,甚至把自然类比为“自然餐桌”,人化为“妓女”。在传统伦理学看来,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它们被排斥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道德、权利和权利主体等概念只适用于人类自身,它们从未被扩展到整个自然界,自然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被人有意识地掩藏而悄然缺席了。在这种传统伦理观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更无法消解“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因此,
16、必须进行伦理学范式转型:从“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11,即从传统伦理学向生态伦理学转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学领域进行探究,拓展道德共同体的界限,让自然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界永续存在的权利,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保护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它同时也是某种发自道德理性的绝对命令,是人类必须用生命来承担的”12。因为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源,是人类之母,“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
17、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3。因此,人类必须对自然抱有一颗永恒的感恩之心, 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只有树立这种生态伦理新观念,人类才能从征服自然的狂热中走上回归自然的和谐之路。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由观念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理论前提。 (三)正视自然的承载能力,转变消费模式,提倡适度消费和生态消费 自工业革命以来,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被定义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和普遍原则,消费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其结果是人类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把自然界仅仅作为提供无偿消费和损耗的对象,尽可能多地开发自然,尽可能多地消费自然
18、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欲,而不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各国在GDP的增长速率上相互攀升,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人们都盼望更多物质的消费和享乐,过去人们对信仰的追求、对人间兄弟之爱的追求全都在这一片物质的消费、享乐的广告的喧嚣声中被淹没、忽视乃至被消灭了,人类愈来愈变成了对人冷漠、对物热衷的物质主义者。”14“购买更多的物品,需求更多的东西(things),已经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些人超乎一切的目的。”15甚至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作人生最大的意义和幸福,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价值、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这种消费方式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而且还带来大量的生活废弃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以至于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此,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若想达到适当的发展,需要改变消费方式,以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生产废弃物。呼吁各国更加重视消费问题,要执行新的政策以鼓励向适度消费或适当消费的模式改变。提倡面向未来的更加可持续性的生态消费方式。”16 (作者:孔德萍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安徽芜湖 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