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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创新性”的系谱反思与场域批判“综合”、“创新”及二者和合而成的“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主流而宏大的文化建设策略几乎成为国人有意、无意的理论“崇拜”，并在巨大的追求冲动催迫下不断被演化为定论。文论的“综合创新论”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在西方文论打破之前苏俄文论一统天下而出现多元格局之后。作为一元整合诉求的文化心理出现的。其最大特点在于不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出发。而把自身建基于本来有待得到更多检讨的西方文论的介入所引发的二元对立的论争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切“综合创新论”因自身前提的含混而可能裹挟着诸多弊端的根源所在。尽管有论者提及“综合创新论”的出场更多是受到苏俄文论之“综合论”的影响，?俏颐侨绻
2、?看到欧美代表的西方文论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强劲势头以及中国文论界对苏俄文论之冷漠事实来看，这个论断几乎就不能成立。该论断除不太符合事实之外，其最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它把文论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同肋年代中国文化，甚至同中国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思考割裂开来。只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出现和演变，就能更为清晰地看到文论“综合创新论”是如何共享着更为广泛的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着的问题的历史语境的。 “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重要的哲学命意之一。也可以说是他大半生的哲学旨趣。他在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对“综合创新论”作了立法性的阐释： 根据我国
3、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引者注)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 自己撰写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可见“综合创新论”的出场一直同中国文化道路的论争相互萦绕，它不但同上个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文化论争有关，还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和晚清的“体、用、学、源”之辩。借助张先生在90年代对涉及这场文化论争所作的一个概括性论断，不仅能够更好地洞悉近代以来这场关系到中国文化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论争之整体脉络，还能从中看出张岱年等对“综合创新论
4、”的倚重：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各家观点虽纷纭繁杂，但大体不出四种类型，一是国粹主义的，二是全盘西化论，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持调和折衷立场的，四是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们认为，这四种类型的主张，唯第四种是正确的。” 其实，一定要谈“综合”的话，那些在文化领域有所“开新”的经典又何尝不是在前人积淀基础上加以综合呢?这几乎是一个常识，这种方，法也未必是“辩证综合论”所独有。这是连主张“综合创新”的论者也知道的。正如方克立所坦承的，尽管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或许也不赞成：辩证法”，但在中西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上却有诸多“富有创见性的构想”e。可见
5、，问题并不在“综合”或“辩证”本身，“辩证法”也不像“综合创新”论所倡导的那样不证自明。 毋庸置疑，辩证法在中国文化、国家的现代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在绽露灼耀光芒的同时，不断地遭到了规律化、知识化、教条化以及几乎不受约束的泛化：“辩证法似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约束的论域。人们可以随意把任何东西都称为辩证法，可以把任何现象都归于辩证法的名下。辩证法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尽管倡导“辩证法”者极力避免“折衷”、 “调和”，但我们却在日常生活或理论研讨层面经常遭遇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警告：“对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对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正是这样，我们常发现许多论者号称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结果却是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 “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