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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的同与异：儒释道思想对晚明小品的影响分析晚明小品文产生于喧闹的都市，当时的文人以欲望为中心，恣意放荡，力求犬马之好，声色之欲，对自己的好货好色坦然领受，并毫无顾忌地将之诉诸于笔端，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创作，都充满了烟霞粉黛、声色犬马的俗世气息，便是其写山水、写品味、写性情的小品文中，也常常充斥着俗世的嘈杂，如袁中道的东游记二十二中所说：“自己少年时，烟霞粉黛，互战而不相降；迩烟霞，则人烟霞；近粉黛，亦趋粉黛。”嘴十三。袁宏道更是反道崇欲，在文中毫不掩饰猎艳寻色的嗜好，公开追求情欲的快乐，传统文人的道貌岸然荡然无存。但就像菜根谭中所言“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粗无以求金”，文人的雅致本色在
2、小品文中透过嘈杂的都市气息，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来，这种自娱闲适的静逸因为出自世俗的嘈杂而弥足珍贵。 一心静为噪君 晚明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繁荣，在相对自由的商业化城市，由于政治控制的相对薄弱，传统的法禁如同虚设，整个社会从上到下追求纵欲享乐，奢靡自娱成风，作为文化主流和社会精英的城市文人日益沉溺于享乐，成为此风之主力。许多小品文的作者或是身居官位，或是穿梭于出世与人世间，既念林壑之乐，也不想放弃人间堂筵，轻浮躁竞成为士林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畸形的放松，使文人的创作摆脱文学经国之大业的符号，得以完全展现文人自由的天性，出于内心的自由选择、出于文人自适的需要，求闲求适成为文人对于生活
3、、对于创作的主题之一，内心的闲适宁静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呈现出来，促成了小品文这种作品的兴盛，而这正迎合了周作人所言，小品文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文人求闲，既是对畸形政治的一种软叛逆，也是畸形自由空隙间的自然产物。尤其是晚明文人对于心学的欣赏，更使追求心灵的自适成为文人群的一大时尚，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潮流。李贽的“士贵为己，务自适”成为文人求自适的发端，梅国桢也紧接着提出“人生自适耳”(袁中道：梅大中丞传，珂雪斋近集卷三)，袁宏道等人身在官场却追求“不唯官闲，而心亦闲”(答梅客生，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越来越多的文人更加关注与尊重内心的感受，自由选择任何使他感到快乐的选择，在社会中
4、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位置，自我成为了目的。 这种来自内心的自我追求使文人们更是从心底追求一种闲适：“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清福上帝所吝，而习忙可以销福”。忙世人所闲，闲世人所忙，是整个晚明文人满足内心需要、走向内心生活，摆脱世俗烦扰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闲静，特别是一些清言类小品文，娓娓道来，少有当世的气息，而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空旷与静谧，这看似与当时文人放荡不羁的世俗生活相悖，然而这正是晚明文人自娱闲适的一种自我调节。在当时社会动荡的状况下，文人之形身以放荡的形式、以对欲望的实现来释放着叛逆的情绪，但内心依然掩饰不住对心灵宁静愉悦的渴求，这是传统文人
5、追求品性、获得幸福的身心体验的经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静态特征在传统文人身上的延续。紧张中透出闲适雅致，用一种内心的宁静与无争来平衡外在的狂放恣意，用这种反差极大的平衡方式来化解消除现实的不安与危机。静中寻乐，使晚明文人暂时忘却了人生的坎坷与愤懑，淡化了心底的愁苦与悲伤，从而得以在人生意念上获取一种升华的乐趣。小品文中的宁静与淡远，正是这种变态的解纽时代的产物，也是文人难脱传统脐带的必然。 小品文切合了文人好静的心态，尽管是产生于嘈杂的世俗生活中，但文人们仍从小品文中找到一方生活和心灵的“静”土，获取世人所难得的趣，便是嘈杂也无法掩饰这种心灵的静逸。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尤其被视为颠覆以往
6、游记的代表作，后者写了五类看月之人，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从达官贵人到市井无赖，于西湖看月，成为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的缩影。但当众俗人散去之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万籁俱静，于是三五韵友携名妓而现，浅斟低唱，从容看月。一俗一雅，一动一静，颇有蝉噪林逾静的效果。褒贬之心、喜悦之情不言自明，可谓“热闹中着一冷眼，便省许多苦心思；冷落处存一热心，便得许多真趣味”。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然承认：“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兰泽、云泽两叔，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小品文中的躁静之争，是晚
7、明文人师心尚心之产物，“因所写之心为自己之心，故而写己心则必为自娱、娱已，而不为他人，不为他娱。”这种闹中取静不是文学的退而求次，而是使文学等而上之的一种宝贵内涵，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休闲特质。这种来自于内在自适的心静是文人雅趣之心源，与这种来自内心的静为噪君相一致的，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中“静”的理念的具现。 二佛家的空灵：禅静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自然影响到其创作。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士大夫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失去了幻想与希望，从而在内心世界的反省与逃避中寻求一席闲静之地，佛家的空静契合了他们抚平内心噪动的需要，成为其精神的慰藉，于是纷纷修身学佛，对禅宗尤为热衷，参
8、禅问道成为许多文人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禅悦之风盛行一时。 晚明文人的好佛参禅，无时不渗透在平时的生活和创作中，他们认为“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空山听雨，是人生如意事。听雨必于空山破寺中，寒雨围炉，可以烧败叶，烹鲜笋”，向往“读书夜坐，钟声远闻，梵响相和，从林端来，洒洒窗几上，化作天籁虚无矣”的境界。佛禅因契合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内心的观照而受到欢迎，成为文人心灵慰藉的最好归处：“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陈宏绪：寒夜录)许多晚明文人乐于山水之乐，乐于与释家人来往，陈继儒曾在艺苑赘言序中说自己“方其翩翩为儒生
9、也近儒；及其毁冠绅，游戏于佛奴道民之间近二氏”。 作为最能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可谓字字珠玑，信手拈来，处处充满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闲适与潇洒，时时透露出佛禅的孤行静寂与静观默照，带有禅意的言语随处可见：“俗谛是黑子，真谛是白子。十 八界内夺用争先。平地上逃其分段生死。阿罗汉起，直饶看得眼睛穿，翻转棋盘都不是。”“打透生死关，生来也罢，死来也罢；参破名利场，得了也好，失了也好。”“一翻一覆兮如掌，一死一生兮如轮。”生死、名利，自然世间其他一切东西皆成无常之空，因而人对美色艳声也应该当作身外之物，不过分贪恋：“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
10、，则灵性何害。”“闲适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世事如棋局，不着得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天。”这显然是佛禅无心与静默观照下的镜像，释家的空灵禅静使红尘落地、寂然无声。 “甜苦备尝好丢手，世味浑如嚼蜡，生死事大急回头，年光疾于跳丸”(屠隆：娑罗馆清言)。“可与人言无二三，鱼自知水寒水暖；不得意事常八九，春不管花落花开。”(吴从先：小窗自纪)虽参透了生死进退、穷达苦乐、声色名利，但又难以抗拒人间红尘的诱惑，于是在对这种无常虚幻感慨唏嘘的同时，文人们又以抓住当下为
11、借口而及时行乐，只不过被文字所透露出来的禅静部分掩盖而已，但“道得酒中，仙遇花里，虽雅不能免俗”。 世俗的躁动不安与文人的性灵静雅，不可思议地纠结于晚明文人身上，如同迷失在灵与肉之间，小品文的精巧细致成为表达这种情绪的最佳方式，因而才有小品文的风行，无需长篇大论、寓教载道，只动心于眼前之景，只动情于刹那间所悟。禅宗所追求的空灵、无我、刹那即成永久的境界，影响了晚明小品创作的趣味与风格，使晚明小品呈现出空、趣、静、淡等情趣，就像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说：“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幽意，淡宕故也。”这种种尚淡的趣味正是虚灵与致实的调和，超越佛教与世俗的界限体现
12、在文字中，隐隐透出梵家的禅静之美，成就了晚明小品文不离世俗的空灵之美。 三道家的无为：虚静 中国传统文人向来集政治和文艺于一身，前者为“士志于道”和“学而优则仕”的价值体现，后者为文人与生俱来的文化符号，二者共同渗入传统文人的人生和精神空间，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社会景观。晚明文人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文人和政治的疏离，也意味着文人政治价值的被忽略，道家朴素虚静、恬淡无为的思想成为晚明文人的选择成为必然。 没有任何一段时期能比晚明时期的三教合一更明显，因而在好佛参禅的同时，并不妨碍文人的研道成风，袁宏道曾有诗“闭门读庄子秋水马蹄篇”(病起独坐，袁宏道集笺校卷一)，许多晚明文人，除了受王学以及佛禅
13、的浸染之外，大都对道家著作颇多研习。道家的逍遥无为思想以一种闲适的状态来弥补价值未被肯定的郁闷，在道家式的回归自然中，忘却尘世的烦恼，寻求生命的快乐，成为文人不得志后最有效的心理安慰。 道家的回归被视为静的回归：“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老子?道经)“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老子?道德经)而这种静的回归过程中，也可以被借鉴为世俗的生存技巧：“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这种回归本道的技巧，也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技巧：“以此退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
14、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道家以静克噪，以无为而成有为，在晚明小品文中多有表述：“处巧若拙，处明若晦，处动若静”，“好辩以招尤，不若切默以怡性；广交以延誉，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费以多营，不若省事以守俭；逞能以受妒，不若韬精以示拙”，“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之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素；与其曲谨，不若疏狂。”这种充满道家智慧的生活技巧一旦诉诸文字表达，便变得不俗，变得雅静起来，这就是小品文即便诉说俗世间琐碎俗事，却依然让人感觉到充满若有若无的
15、静逸的原因。 晚明小品文中有山光水色、花鸟鱼虫，更有今人古人，处处可见道家之虚静：“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麈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花开花落春不管，拂意事休对人言；水暖水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独赏。水流任意景常静，花落虽频心自闲。” 字字句句，似乎只有屏息而读，才能感觉得到那细若游丝的虚静。这种虚静，恰如袁宏道关于趣味所言：“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真真为“世人所难得者”(袁宏道：叙陈正
16、甫会心集，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唯有自发地获得心灵的澄静，躁动的心灵在幽独静寂中得以平静，这种道家式的心灵静逸才能聆听得到。这种虚静无处不在，但妙在有处恰是无，而无处恰是有。 四儒家的理智：冷静 与佛道两家之静不同的是，儒家表现出来的静是一种理智的冷静和仁者智者之静。儒家是文人赖以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儒家思想资料汇编的礼记也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礼记?乐记)，儒家文化是一股理性的文化力量，向来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对社会抱有强烈的责任心，即便是放荡不羁的晚明文人也不例外。 晚明文人务实的世俗生活和自持清净的内心和谐，
17、使他们的精神出世但人并未弃世，反而更务实，因而他们的静更多体现出一种儒家理性的静。正是有一颗儒者之心，陈继儒等才能安于山林之中，并不失对社会的关注，汤显祖、屠隆等以“仙令”自居的官员才能在心羡山林的同时，不忘民政。这正是儒家的静态的冷静理性使之然，这种脱俗的静显然又带有明显的世俗性功利性。尤其是前者，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从身份上说是一个隐者、非社会主流人群，但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人世与谐世，是真正意义上“大隐隐于市”的人世。其身在红尘世界中奔波，其心在红尘外起伏，这种隐市，是对自身内心一种理智反观后的理智选择，是一种成熟的负载更多文化价值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必然带有一种理性的知识
18、和文化含量。 乐以忘忧，是在积极进取中的乐趣，出世但不弃世，具有明显的儒家用世色彩。外在的冷静理性，在天下无道归隐之际显现出来，因为常常是迫于无奈的归隐，这种休闲常常隐含着功利性，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悠闲便会被放弃。晚明文人也未例外。之 所以选择静，因为在静思状态下，可以理性地思考，因为非宁静无以致远。在理智的思考状态下，心才能发挥作用：“人何以知道?日：心。心何以知?日：虚壹而静。”而来自外界的嘈杂常是静的最大克星：“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荀子?解蔽)能在动中取静已属难得，以静君噪更是难得。但这在许多晚明小品
19、文作家中做到了：“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后知平日之贵闲，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 晚明文人选择山林是为内心的自由选择一方静土，寻找心灵的最佳状态。袁宏道在小品兰亭记中有更深刻的表达：“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劾檗，极意声伎；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小品文升华到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无论选择栖息山岩，与流水浮云
20、为伴，还是在嘈杂的世俗生活中，晚明文人都不曾失去内心的冷静。这种冷静在儒家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身上，延续了下来，使其始终持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始终与社会保持一种理智的和谐，小品文中的闲静淡定正来源于此。 五结语 总之，晚明小品文充满了儒释道三家的智慧，就像周起高为卫泳枕中秘作序时所说，小品文“亦儒亦墨，亦禅亦仙，既令人澹，复令人幽，既令人古，复令人艳。展卷掩卷之间，可以辟寒，可以消夏，可以坐隐，可以卧游，可补世说，可广闲情，倚枕北窗，南面王真不与易也”。静漠恬澹，不仅可以养性养德，摆脱世俗虚名浮力的诱惑，更给文人带来自娱闲适的享受，于噪杂中寻静，于静中求闲求乐，是晚明小品文的最佳境界。就像洪应明的菜根谭所说“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粗无以求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市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工夫”。正是小品文的静自闹中而来，且做到了静为噪君，才使晚明小品文免于流俗，出现了蝉噪林逾静的效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