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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伙伴合作关系问题研究述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旨在改革教师教育和推进学校实践改进的大学(University)与中小学(sch001)(简称“U-S”)伙伴合作开始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教育应对社会变革，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自觉表现。与此相应，国内外学者对于“U-S”伙伴关系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尤以国外学者和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本文以这些研究为主要依据，分别就“U-S”伙伴关系的概念内涵、合作的价值意义、合作的类型与取向、合作中采用的策略及合作成功条件等问题加以梳理和评论，以期为我国大陆的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研究
2、提供借鉴。 一、有关“us”伙伴关系问题研究的梳理 (一)伙伴关系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U-S”关系的概念，在教育界出现的较为频繁的一词是“伙伴合作”。此外也有很多其他的近义词，例如，协作(collaboration)、联盟(consortiums)、网络(networks)、机构间的协议(inter-organizational agreements) 等。协作(collaboration)、合作(cooperation)以及伙伴合作(partnership)这三个词也经常被交互使用。之所以把两者关系的概念进行区分，是因为不同的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协作”只是一方寻求另一方帮助的过程，而
3、“合作”则要求组织之间的互换，能够体现“互惠”的原则。 关于“U-S”伙伴合作的性质，古德莱德(Goodlad)认为“U-S”的伙伴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走在一起，为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解决共同问题而建立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的最好状态称为“共生”(symbiotic)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三个特征：伙伴间需要存有不一致性；目标必须满足双方的各自旨趣；伙伴必须是无私的(8elflleS$)，但同时也要致力于满足对方的利益。葛瑞(Gray)认为“合作”具有五个特征：合作意味着相互依靠，是一个持续的给予和付出的过程；合作双方要跳出自己已有的思维定式，考虑对方的意见，共同寻求解难的方法；合作包含共同的决策；
4、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家共享责任；合作是一个逐渐出现、发展的过程：透过彼此的协商和互动，双方建构未来协作的规范和原则。 根据大量学者的论述，王建军、黄显华将合作的概念归纳为：合作双方对于合作目标和远景的共识、价值观念的交流与磨合、角色与权力关系的重构等，不仅是合作的组成部分，亦是保证合作得以成功的关键特质；合作是平等互惠的，是为了双方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同时发生的；合作需要双方的努力与投入。 由此可见，关于伙伴关系的概念和内涵，中外学者站在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对合作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有的学者对合作的特征加以归纳，有的学者则是从合作的过程来加以描述。这些不同见解，实际上反映了
5、人们对于伙伴关系问题的不同关注和价值追求。尽管伙伴关系是一个涵盖内容非常丰富的概念，人们很难找出一种模式去描述，但是，就从构成合作的要素而言，还是可以提炼出一些共同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这些共同的基本内容包括：合作的缘由合作必定出自一定的背景和动机；合作的主体合作意味着有一个以上的主体参与；合作的架构双方需要一定载体或机制加以联结；合作的过程合作是一种互动、生成的过程；合作的结果合作最终追求的是一种互惠的结果；合作的性质双方具有平等关系，需要共守规则，共承责任。 (二)伙伴合作的意义与价值 因为“U-S”合作的背景是应对教育变革的挑战，提高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质量，因此很多学者都从这一角度，阐述
6、了伙伴合作关系给教育变革带来的诸多益处。 古德莱德认为“U-S”合作成为伙伴关系是最理想的运用人力资源方法去改革学校课程的途径。大学和中小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两个机构合作能取长补短，发挥合力。透过合作，两者都能改变其立场，共同努力发展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新模式去改善教育素质。富兰(Fullan)认为，教师要获得连续的专业发展，必须要有合作去支援。大学与中小学建立伙伴关系可以保持两者成为合作学习团体，彼此受益，特别是对教师专业发展极为有利。诺瑞斯等人(Norris，Starrifield，and HartweU)分别从学校、学校教师和大学三个层面，梳理了“U-S”合作的好处。他们认为，合作对学
7、校的好处是：能够创立崭新的教学计划方案；能根据研究结果去发展学生家长服务计划；能够鉴别学校需要改善的地方；能够修改教学计划方案；利用教育研究结果去作决策；使教师投入参与课堂经验研究等。合作对于教师个人的好处是：学习改良决策技术；学习解决困难的技巧；学习有效的沟通能力；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专业意见，提升专业形象；有机会与专业人员接触发展人际智慧等。合作对于大学的好处是：提供检讨课程的资料；发展研究中心，提供顾问服务；改善教师培训的课程；测试解决中小学面对困难的方案等。 本文认为，以上学者的归纳固然比较全面和实际，但是，对合作问题的认识有些表面化，缺少对合作本质更深层意义的探究。相对来讲，我国学者
8、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例如，傅树京从教师教育和教育责任的角度阐发了双方合作的意义。还有的学者认为对理想教学的理解和追求是使本来相互分立隔阂的两类人员走到了一起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学者的归纳可以看出，大家期望通过合作能够获得以下价值追求：发挥大学专业优势和功能，促进双方人员的持续发展；促进教育的持续改进，促进教育变革的发生；促进教育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创新等。 (三)伙伴合作的类型与取向 “U-S”的伙伴合作类型和形式有多种多样。戴(Day)提出三种类型：意识形态型(ideolotfieal)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教学策略并进行传播；研究知识生产型(generative)从实验里产生出要学习的知识；
9、改革建造能力型(capacity building)透过大学人员与学校教师长时间的持续互动，增强教师的自信心和能力。他还提出四类与教师建立学习伙伴的方式：顾客为中心的学位课程、非评审的在职课程、合作式的行动研究、伙伴式的顾问服务。 波?达林认为大学一学校合作方式存在技术、政治和文化三种取向。技术性取向主张以系统和理性的方式去处理变革。这种取向把教学和变革过程视为一种技术，通过教材和教法的改革以及新技术的引进来提高教学效果。在变革过程方面，技术取向强调以“研究、发展、传播、采纳”方式，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的技术，由教师贯彻执行。根据这一取向，大学与学校伙伴关系常以“服务传递”模式出现，即大学人员
10、视他们在伙伴学校的工作为专业服务，而非与学校人员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共同发展课程和进行研究。政治取向主张以权力、权威和竞争的利益等概念去理解教育变革。这个取向基本上认为个人与团体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变革的实施强调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一个互动进化的过程，而非一个线性和理性的决策过程。政治性取向强调目标和推行策略订立后，应因时制宜，因学校的不同发展处境作出调节和反应。根据政治取向，成功的伙伴取决于伙伴双方拥有的权力以及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的利益等。文化取向认为，变革过程出现的冲突和误解是由于大学与学校拥有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矛盾而引起的，因此强调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的融合。 比奥特(Biiott)指出，在不
11、同的“教师专业发展伙伴计划”的经验里，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伙伴计划，一种是属于“实施性(implementation)伙伴计划”。这些计划往往是强加在学校和教师身上的，外来人员是在行政的安排下与学校教师进行的合作，采取的方式一般是由外来人员提供资源或新的教学方法，然后让教师在课堂上实施。这是一种以补救教师能力不足为前提假设的方法。而另外一些计划则反映了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即“发展性伙伴关系”(development partnership)。发展性伙伴关系寻求双方对现存的教育问题作全新的反思，即从不同的取向探讨问题的成因及解决的方法，并强调学校教师的专业工艺知识(professionalcraf
12、t knowledge)与大学教师的理论性知识同样重要，并主张大学与学校教师共同进行研究，一起从现实的处境界定研究的问题。 马云鹏、谢翌认为，在“U-S”合作中，国外有关学校改进的路径有三种：“理论先行，实践验证与推广”；“实践探索，总结提升”；“理论与实践互动”。李子健、卢乃桂认为，因为教育改革涉及彼此的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因此，要全面发展伙伴计划，宜采取一个综合的取向，从技术、政治及文化等多层面去启动变革。本文非常认同这一观点。无论上述类型如何划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都应该综合使用，不能线向思维，简单处理。这是因为教育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开放性、多组成、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在
13、变革中，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动态生成。变革的过程复杂而多变，所以，不管是哪种取向和类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要有效地克服每种取向和类型的局限性，就要根据具体的情景脉络和实际需求，做出相应的判断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真实教育情境中的复杂性问题。 (四)伙伴合作成功的要素及策略 古德莱德认为如果要成功地实现“u-s”合作，学校与大学应该能够有效地分享双方的知识和资讯；澄清和传播共同的教育信念，并探讨其对各自机构的实践含义；分别持续地改善教师教育课程和学校的运作。富兰列举了维系合作的几项重要条件：合作的依据确保双方的合作目标合宜；投入合作双方在时间、金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结构确立交流、
14、决策、解决异议的机制；焦点发展双方共同的愿景，但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过程发展积极的人际和专业关系。莱文森等人(LewisonHolliday)总结促进合作顺利进行的经验是：权力平等化，尤其在学习小组中，给教师以较大的权力参与和决策；初始阶段取得校长的信任；与个别教师发展良好关系；持续的交流。卡姆普伊(campoy)认为，成功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提供了五条有价值的经验：了解你的合作伙伴，了解合作固有的困难和所需要的投入；为合作的经费提供保障；在合作初期确立组织管理结构；在参与人员中建立共同远景和广泛的支持承诺；重视合作早期遇到的困难，避免教育再建构问题。史密斯(Smith)从经济
15、人假设出发，建议伙伴合作的组织者应尽量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觉知和实际收益来增加他们的投入程度。朱嘉颖将影响合作的因素归纳为三类：背景因素，包括合作目标、合作焦点和合作期望；过程因素，包括拥有感、角色及职责决策、沟通、共同体的活力、合作的进程和步伐、资源及支援；人员因素，主要指校外伙伴的特征。 在实践中，大陆学者也总结出了促进“U-S”合作的一些策略。如李家成、吴遵民总结“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改革的推进策略为：自上而下与由内而外地促进学校转型；在实验领导上体现理念的指导性与整体综合性思维；将“人”作为变革的最终目标；在实验过程中体现动态生成、多维互动的特征。马云鹏、谢翌等学者基于“优质学校建设”的项
16、目实践，提出采取增强学校的信任度、明确研究者的责权、加强研究者之间的不断互动等行动策略，以弥合大学与中小学在合作中的冲突和矛盾。牛瑞雪认为大学与中小学走出合作困境的策略是：建立共同的合作目标；参与者角色人位；建立必要的机制与文化。赵玉丹则提出，确保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对策是走文化融合之路，建立制度保障。 本文认为，因为合作发生在实际的运作之间，合作关系建基于双方不同的需求、文化、境遇、脉络、文化、制度等等具体的背景之下，因而，成功的合作因素是变化多端的，在运用这些要素的时候，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弹性和开放性，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二、分析与思考 根据以上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就目前有关“us”合
17、作的研究而言，国外研究远比国内丰富，国内研究又以香港学者关注最多。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U-S”合作实践与研究的对应关系，以及“us”合作的理念从美国经由香港在向我国大陆本土扩散的趋向。 纵观有关“U-S”合作的中外研究，本文认为还存在以下一些研究空间。 (一)在合作关系问题的探讨上，还有很大的理论提升空间 尽管我们目前看到有很多讨论“U-S”合作关系的文献，但是，很多学者关于成功合作要素和条件的归纳，都是由每个人自身的经验背景而得出的经验总结，有的比较微观，有的比较宏观；有的从学校的角度分析，有的从大学的角度分析；有的从技术的层面加以阐述，有的则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加以剖析，论述的内容比较散乱
18、。尽管有的学者试图对上述林林总总的论述做一梳理，以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一些成功合作的要素和条件，但是，本文认为，这些归纳仍然不够清晰，主要是将合作的本质特征与获得合作成功的条件相混淆，没有进一步将构成合作概念内涵的必要条件和充 要条件加以区分，因而逻辑关系还是不甚明了。作为两个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社会学应该是探讨合作关系最有力的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从社会互动、社会交换、结构二重性、社会干预等角度的研究还不太多见。因此，在探讨“U-S”合作关系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理论提升空间。 (二)对构成合作的重要要素合作的载体和运作机制探讨不足 对于构成成功合作要素的分析，多数学者是从合作的背景、合
19、作的过程和合作的人员三个领域来进行研究的。但是，如果从构成合作本身的要素来看，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和环节，即合作的载体和联结机制的研究和探讨。从理论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开展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诸多益处，但是，这些益处必须是建立在双方能够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关系，并进行真正有效的互动过程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而这一条件，必然涉及把双方人员联结在一起的载体和机制。 就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U-S”合作的载体和联结方式，多数是被称为“课题”、“计划”或“项目”的方式。对于这方式的组织形式虽然在我国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中，已经有所涉及和探索，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实验教育”项目所提出的“一所”、“一体
20、”、“一站”、“一制”的组织结构方式；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主持的“教育行动研究实验”所提出的“教育研究自愿者组合”机制；东北师范大学马云鹏教授主持的“优质学校计划”所提出的学校工作坊机制等。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对项目运作机制、特点以及由于这些特点给合作双方带来的影响以及策略的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缺乏。同时，从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发起者和项目运作的主体大学这一角度，对大学在开展合作过程中的目标与定位、组织与建设、经验和教训，也缺乏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经验总结。 (三)忽略了对行政组织作用的重视，对行政组织、大学和中小学三方的互动关系探讨不够 从上述研究还可以看到，学者们一般都是从“us”两个方面进
21、行探讨的，而忽略了在合作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政府因素的探讨。这也许与北美的政治制度下的教育当局的实际功能有关。但是，本文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对行政组织作用的忽视，因而对行政组织与大学、中小学三方互动关系的探讨显出不足。在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架构中，教育行政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而不能予以忽视。因此，在今后的伙伴关系中，应该把视野放开，把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放到更为广阔的环境脉络中加以考察，尤其要更加关注教育行政组织在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关系架构中的角色和作用，突破现有的两极格局，努力构建“学术、行政、实践”三位一体的伙伴关系，这也许会解决目前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中遇到的诸多障碍。 大学与中小学通过建立伙伴合作关系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教育的潮流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在这一潮流的指引下，大学和中小学在双方人员相互走近、相互建构、相互融合中，中国的教育也一定会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