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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档案的理念和模式述评 很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胡鸿杰教授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和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以下简称模式)一书。胡教授对中国七十余年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宏观审视，可谓是档案学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世纪巡礼。 笔者以为全书对档案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检讨了自中国档案学诞生以来的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前提下理论与实践的纠葛在档案学中的种种表现；二是通过对现有档案学体系中各分支(衍生)学科的功能地位的解析，指出了若干学科在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异化倾向甚至学术泡沫以及针对档案学发展趋势的某种不适
2、，探寻并勾勒了档案学在转型时期的学科改造和矫正路径。 作者广泛涉猎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但又不为其所限，而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对档案学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积淀及现实状况进行纵向回顾、梳理和横向观照、比较，凸显了现有学科体系的整体功能，同时也使档案学的前世今生的脉络毕现。 档案学学科性质与功能定位经历了一个从行政学分支历史学辅助学科管理科学分支的曲折过程。笔者理解，所谓模式，就是档案学的学科归属与价值取向，是采取行政学的定位，还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定位，抑或是管理学的定位。 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其理论设计文书档案连锁法的价值取向是为了提高政府军政系统的
3、行政管理效率。假如当时也像今天一定要将其作学科定位，则应归属行政学的范畴。虽然近代档案学汇集了行政界、史学界和档案教育界三大领域，但是档案学的研究主体力量是行政界的学者，当时的档案学著作也大多出自于他们之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档案学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解放以后，随着中共党史研究与明清史研究的需要和深入，更由于前苏联档案学的学科建制的移植，如文献公布学和文件保管技术学的传人，档案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逐渐往历史学科倾斜，从学科设置(中国档案史、政治制度史、中国共产党组织沿革史及大量的通史课程等)到名称(历史档案系)无不深深打上历史学科的标签和印记。建国初年大规模的历史档案的编纂公布工作，又进
4、一步强化了档案学科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地位。也就是依据“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目标定位。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档案学界开始尝试脱离历史学(母体)辅助学科的从属地位，力争向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回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中国历史上的档史一体传统、建国以后专业及学科建设的思维定势等，很难有大的突破。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教育部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1997年版)中才首次将档案学列入管理学的名下。 模式一书的作者还另辟蹊径，从档案学产生的历史脉络中寻找把握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三代档案学人(启蒙者、开拓者
5、和继承者)的生平经历、知识结构与背景、学术师承及主体意识等基本概况。就中国档案学而言，中国档案学人与档案学发展的历程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因缘，因此，这一章的内容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可以说，三代档案学人的知识结构、学养及从业背景决定了档案学的演进轨迹与学科发展走向。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个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也是从教学体系转化而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有着与其他学科发展轨迹相比更大的人为干预痕迹与倾向。 诚然，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因此，作者进一步强调，“中国档案学是一门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中国档案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和基本的理论
6、形态，是管理过程的系统分析及其管理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中国档案学是通过对一种管理方式的研究，最终揭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的”。模式明确将档案学者与档案管理人员两类不同的档案从业者(理论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价值取向、观察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以至他们各自对档案学、档案工作的未来走向的预期等作了比较，深入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两张皮”在档案学研究领域的种种表现，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的从业优势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档案学内容拓展、内涵提升和整体突破的方向。 在笔者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是否成熟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该学科的功能与性质的定位准确与否；二是该学科的概论
7、性质课程的发展成熟与否。作者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层次及结构演进所进行的反刍性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分支学科的回溯性功能定位是对中国档案学的又一大贡献。 模式指出，从档案学的学科演进过程来看，档案管理学是整个档案学的“基干体”。犹如一棵参天大树的主干。档案学产生初期，确实也是直接以档案管理活动为对象，因此，所谓档案学也就是档案管理学(顺便说一句，即使在今天，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此阶段)。在早期档案教育中，开设的课程虽然有所谓的档案行政、档案经营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编目法等名目，但它们不过是将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作了纵向的阶段性划分。随着管理活动的形式、层次和规模及所涉领域的拓展，对其进
8、行研究的学科也相应产生了一些“衍生”课程。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档案史等课程就是这种档案学的“衍生”产物。“衍生”一词，虽然不无移植痕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用在这里，不仅生动传神，而且准确到位。档案学概论则是学科演进进行到一定阶段、学科建设达到相当水平的自然产物。用作者极具个性化的术语来说，它是档案学的“终极者”。只有在档案学概论课程建设基本完成之时才真正称得上具备了“档案学体系”。阅读至此，相信每一位从事档案学研究或对档案学稍有了解的读者都有会心之感。 模式在论述“档案学概论”学科结构及内容构成时认为，概论性质的学科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将该学科所涉及的问题与分支进行综述，即
9、综述性概论，另一种是围绕该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有关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方面的抽象、集成、概括，也就是业界常说的在更高层次上“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功能与定位，即理论性概论。由第一种概论过渡到第二种概论，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档案学概论课程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期的档案学概论仅有 “档案”和“档案工作”两章。这样的“概论”课程自然承受不了概论学科属于题中应有之意的内涵提升从具体走向抽象、从拼盘式走向提炼式的责任之重。这种学科发展的经历，学术发展的通例，在法学界的法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路径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大家只要翻阅并对比一下八十年代的法学概论与九十
10、年代后期的法学概论著作便一目了然。社会学概论、哲学概论、文学概论、史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等课程也不例外。当然这还与学科内涵及学科自身的强势与否有直接关系。概论性课程的成型、成熟与否，关系到整个学科的层次与水平。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国家高等教育目录中秘书学专业设置的“坎坷”经历，很大程度上与标志这个学科是否够得上设置专业要求的秘书学概论内容始终不能脱离“概论”加“实务”的基本结构或板块不乏关联。 作者还认为，“一门学科结构的调整，是以学科功能为基础的；这种学科功能又是以特定的社会需求为前提的。所谓学科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就是学科结构围绕学科功能的变化过程(模式第166页)。”事实确实如此。如档案文献编
11、纂学的学科建设，从课程设置一开始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文献公布学，直到今天又进一步“衍生”出科技档案编研工作等篇章，长期面临这样的课题。即如何按照档案学整体功能所设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各界的客观需求来对文献编纂学的结构进行重塑和改造。因为现今的文献编纂学的基本结构还是按照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即历史文献学来设计和构建的。作为档案学的主要衍生分支学科之一，又是以档案文献的开发、利用和传播为主要功能，在档案学体系诸学科中更能与社会各界沟通，用作者的话说是“最有发展潜质”的传播学科，应该突破原先档案文献编纂学较为单一的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功能框架，文献编纂的成果也大多仅为历史档案文献汇编的单一形式，按照传播学科的性
12、质重新构建文献编纂学的学科体系，打破传统文献编纂学的学科框架定势，适当增设用户需求、类型与心理等内容的模块，真正从面向社会各界的角度充实编研选题有关章节的内容范围(甚至是“另类”选题)，大胆移植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拓展科技档案文献编研的特点、性质及科技档案文献编研选题、成果等研究领域，全面提升文献编纂学的学科层次和内涵。 曾几何时，“档案XX学”满天飞，档案界曾煞有介事地“创制”了“档案经济学”、“档案文化学”甚至“档案哲学”等名目与学术泡沫，但终因缺乏实际的学术内容而无人跟风，逐渐式微。什么原因?模式告诉我们，中国档案学的衍生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超出档案学为其设定的基本框架它们只能是一种管理活动的衍生物其学科结构的设置也只能以档案管理学的基本学科结构为基础。否则，它们就会从档案XX学变为XX学，进而失去在中国档案学的位置”。尽管这种近乎常识的观点和看法不是没有人看到或意识到，但敢于这样从学理上全面剖析，拉下“皇帝”所谓的“新装”，是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的。 我们期待着更多类似模式这样真正具有扎实功底和学术含量的专著精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