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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序 经济史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重点，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虽然大多数论著都带有教条式地套用马列主义词句的毛病，但从长远的学术发展史来看，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视角不同，目的也不一样。但日本东洋史学界和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却有着共同的爱好，甚至可以说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交相辉映。对此，大陆彼岸的台湾史学界，经常有学者慨叹他们没有人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显得史学的发展不平衡，不免有些缺憾。
2、 然而，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受欧美、台湾史学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的热点逐渐从文化史、学术史，转到思想史、社会史、妇女史等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各种“新史学”的研究队伍中，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肯定。然而，这热闹的背后也有让人担忧的一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不愿意做经济史的研究。“新史学”的耀眼成绩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传统的优秀成果却少有人发扬光大。 当我看到刘进宝教授新著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这个书名的时候，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方面是作为研究过归义军政治史、民族史的笔者，看到了归义军经济史方面研究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敦煌学的领域里，却有人继续高举着“经济史
3、”研究的旗帜。其实，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不论研究传统的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科技史、文化史等，还是以“新史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史、妇女史、医疗史、灾害史、环境史等等，都应当对所研究的社会的经济方面有透彻的了解，否则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会失之偏颇。 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区域史的研究，由于明清时代有大量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文集，这项研究可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对于中古时期的大多数区域来讲，这种研究常常受到资料的限制而无法展开。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官私文书，都是未经史家去取的原始文件，而且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正好可以用来做唐宋时代区域史研究。我觉得刘进宝教授的这部新著，也具有区域研究的意义，它提供给我们观察唐宋时期经济的传承与变迁的一个地方案例，而且是个鲜活的个案。 在刚刚结束的刘进宝教授主持的“转型期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上，大家都在探讨敦煌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我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中，根据会议提交的论文内容，提示了敦煌学发展的几个方面。进宝教授觉得我讲的有些道理，非让我就此发挥一下，给他的新著写篇序言。我和进宝教授相知甚久，固辞不获，只好勉为其难，因略述学术研究继承与发展之关系如上，希望借此提示进宝教授新著的学术意义，并期盼敦煌学在“新史学”的大背景下，继承优秀传统，探索新的天地。 (责任编辑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