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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语方言词研究一、国语方言词的判定 先秦时期存在着雅言（通语）和方言之分，恐怕是没有疑义的。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当时雅言通行于各诸侯国统治者中间，他们在主持典礼祭祀，诵读、撰写典籍以及外事活动中都使用各地通行的“雅言”。另一方面，当时的方言差异也非常大，孟子、左传等都有对这种方言差异的记载。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下，国语作为一种国别体的著作，我们在研究其词汇构成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国语词汇属于通语性质还是方言性质？它在分国别反映各国历史事件的同时，是否也会记录当时相应各国的部分方言词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遍阅国语全书，国
2、语词汇和其它先秦典籍差别不大，其词大部分应当为通语词汇。这一点可以比较扬雄方言而得出，方言所记每组词中最后一词多数是通语词汇，它们很多在国语中都出现了，如方言卷一：“嫁，逝，徂，适，往也。往，凡语也。”“嫁，逝，徂，适”都是当时方言词，“往”为凡语（即通语）国语中，作为去的意义“往”出现32次，“适”出现13次，“徂”只出现1次，“嫁，逝”没有出现，通语词汇“往”的使用频率要大大超过其它同组方言词汇。但国语是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原始记录加工整理而成的，考虑到当时各国方言差异巨大，这些原始记录极有可能较多地使用了方言词汇。因此，在此基础上编成的国语也极有可能保留少量方言词汇。 第二，从时代背景来看，
3、东周雅言地位似乎不如西周，尤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周王东迁，其政治地位下降，当时“礼崩乐坏”，“王官失业”，用许慎说文解字里的话说当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再加上社会变动，生产发展，各地方言都产生了很多新质成分，周王朝又对此缺乏规范，可以说，当时的雅言已不太雅，通语也不太通了。因此，即使国语编者刻意剔出方言、采用雅言，其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方言词。 第三，从编者来看，虽然国语的具体编者自宋以来争论不休，但是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它是战国时期一个熟悉各国史实的人汇编整理成的。受方言背景的影响，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用一些他所在方言区的方言词，因此国语中很可能存在部分方言词。 上面论证了国语里可
4、能存有方言词的情况，然而要想获得这些方言词却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所能做的主要得利用同时代或者稍晚的相关材料，如方言、尔雅、说文解字、易纬郑玄注、公羊传何休注等，把它们与国语相比较、印证、分析可能会得到方言词的蛛丝马迹。尽管从国语成书（战国中前期）到这些材料的产生时间跨度从100年到500年不等，如距离尔雅（秦末汉初）有100多年，到方言有300余年，到说文有400余年等，但是一方面因为古人大多数具有崇古的思想，这些典籍反映的语言状况比其成书年代应该更为靠前，所以大多说学者都认为方言、尔雅、说文里所描述的词汇大多数都属于先秦时期，此外，上古语言发展比较缓慢，在几百年时间里语言前后差别应该不大；另一
5、方面，即使其间词汇发展前后有所差别，但是通过比较，同样可以有助于上古方言研究，因为从国语时代到这些典籍所处时代，我们考察的这些词不外乎两种发展轨迹：1、一直是保持其方言词的身份。这些词可能始终在一个方言区中流布，也可能其所处方言区有所变化；2、从通语词汇变为方言词汇。不管哪种轨迹，对国语方言词的考察，即使不能揭示上古方言词汇的共时状况，也会为秦汉方言词汇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佐证。 二、国语方言词考释 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过，考证国语方言词，主要得从相关典籍中寻找旁证。其中最主要的典籍是方言，其它典籍作为辅助。国语共记录了八个诸侯国的历史事件，这八个国家都可以与方言中所记的方言区相对应。丁启阵在秦
6、汉方言一书中，统计了方言中的所有地名组合，共得三百零三种，根据它们组合的次数，划分了上古时期的八个方言区， 其中六大方言区可以与国语中八个国别相对应，如表：（其中燕朝、蜀汉两个方言区国语中没有国别与之相对，为表述方便，赵魏方言和秦晋方言我们通称秦晋方言）如表所示，国语中八个国别可以和从方言归纳出来的六个方言区大体相对应。前节所说的原因，国语中是极有可能保留有战国时期的部分方言词的，然而具体到与每一国别相对应的“语”中的词汇是不是就是这些方言区的方言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全书所有方言词逐一进行个案研究。 当我们根据方言等典籍筛选出国语中的方言词后，我们发现这些方言词所在的语与其所在的
7、方言区的对应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绝不是像方言区和国别对应的这么简单。下面就具体词汇分别进行考察。为表述方便，如果不做特殊说明，我们所说的方言区是指根据方言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国别是指国语所记录的八个国家以及与之对应的“语”。 关于国语方言词，国别和方言词对应情况，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的方言词，这种方言词有“跻、桷、参、肃、颜、聩、矜、悼、庇、寓、逆、逞、舟、豕、矢、悛、展”共17个。 跻指升上，升登的意义。方言卷一：“跻，登也。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跻。”可见，这是一个海岱方言词。国语中“跻”共出现4次，其中一次是在晋语四中作为引文出现，其余三次都出现在鲁语中，这个词的国别和方言
8、区相一致。此外，国语中还出现了与它同义的“登、升”，作为“升上、升登”的意义它们分别在书中出现了6次和5次，它们应该是通语词汇。例如：“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语上）“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鲁语上）“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弗听，遂跻之。”（鲁语上） 桷指方形的椽子。说文•木部“榱”字下：“秦名为屋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榱，齐鲁名榱曰桷。”可见，这是个海岱方言词，全书只在鲁语中出现1
9、次，其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如：“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鲁语上） 参指分为，划分。方言卷六：“参，蠡，分也。齐曰参，楚曰蠡，秦晋曰离。”“参”作为这个意义，国语出现了2次，全部在齐语中，其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例如：“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 肃通“速”，指快速，迅速,国语中写作“肃”。韦昭注：“肃，疾也。”尔雅•释诂：“速，疾也。”方言卷二：“速，逞，摇扇，疾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速，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曰摇扇，楚曰逞。”国语只在齐语中出现了4次，其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齐
10、语） 怜指哀怜，怜悯。方言卷一：“怜、牟，爱也。汝颖之间曰怜，齐鲁之间或曰牟，或曰怜。”这是个海岱方言区和周洛方言区共有的方言词，国语出现2次，都在晋语中，国别和方言区不一致。如：“失此二者，是不礼宾，不怜穷也。”（晋语四） 眩指用药后产生的头晕目眩的强烈反应。方言卷三：“凡饮药傅药而毒，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这是个海岱方言词，国语中只出现1次，是在楚语中，国别和方言不一致。如：“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楚语上） 类指相似，像。方言卷十三：“肖，类，法也。齐曰类，西楚梁益之间曰肖。”可见，这是个海岱方言词，作为这个意义，国语中只出现1次，是在吴语中，国别和方言
11、不一致。如：“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吴语） 徂指去，往。方言卷一：“徂，往也。徂，齐语也。”这是个海岱方言词，国语中只出现1次，国别和方言不一致。如：“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楚语上）但是武丁之事在尚书•说命下有记载，“自河徂亳。”的句子出自其中。所以国语中的这个例子似乎不能反映其方言和国别之间的关系。 允指真实，诚信。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方言卷一：“允，展，信也。齐鲁之间曰允。，荆吴淮?I曰展。”方言卷七：“展，信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展，燕曰。”
12、根据方言的记载，“展”既据卷一出现于楚、吴越、现在的江淮一带的方言中，又据卷二出现于海岱方言中；而“允”据卷一也出现于海岱方言中。“展”的使用区域似乎更大一些。国语中，作为“真实、诚信”讲，“允”全书共出现2次，在晋语、周语各出现1次，“展”全书共出现6次，全部都出现在楚语中。“允”的出现国别和方言区不太一致，“展”则相一致。如：“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无乃不堪君训而陷于大戮，以烦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业。”（晋语七）韦昭注：“允，信也。”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补?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语上）韦昭注：“允，信也。”“则其爱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复之。”（楚语下
13、）其中，周语中的句子为诗经引文，为前时资料，不足为据。 忸怩指羞愧。方言卷九：“忸怩，涩也。楚郢江湘之间谓之忸怩。”这是个楚方言词，国语中只出现1次，在晋语中，国别和方言不一致。如：“君忸怩，乃趣赦之。”（晋语八） 戾指至，到达。方言卷一：“戾，至也。戾，楚语也。”据此，这是个楚方言词，国语中“戾”出现2次，分别是在鲁语和周语中。国别和方言区不一致。但是郭璞注：“此亦方国之语，不专在楚也。”这似乎是说是方言本身的记录有偏颇，但我们仍然根据方言把这个词归入国别和方言区不一致的情况。如：“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鲁语上）“古者，天灾
14、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周语下） 适指去，往。方言卷一：“适，往也。适，宋鲁语也。”说文：“适，之也，。适，宋鲁语。”可见，这是个海岱方言区的方言词，国语中“适”作此义，共出现13次，其中晋语9个，周语4个，国别和方言区不一致。如：“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误人，而丧其君，有大罪三，将安适？”（晋语三）“卫彪?菔手埽?闻之。”（周语下） 笫指床。方言卷五：“床，陈楚之间谓之笫。”可见，这是个楚方言词，国语只出现1次，是在晋语中，国别和方言不一致。如：“床笫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晋语一） 悼指恐惧，颤抖。说文：“悼，惧
15、也。陈楚谓惧曰悼。”这个意义来自楚方言，国语只出现1次，是在晋语中，国别和方言不一致。如：“天降祸于晋国，谗言繁兴，延及寡君之绍续昆裔，隐悼播越，托在草莽，未有所依。”（晋语二）韦昭注：“悼，惧也。” 三、国别和方言区部分一致的方言词。这种情况的方言词只有3个，它们是“遽、迎、豚”。 遽指急忙，立即。方言卷一：“茫，矜，奄，遽也。吴扬曰茫，陈颖之间曰奄，秦晋或曰矜，或曰遽。”可见，这是个秦晋方言词。国语中它作为这个意义，共出现了3次，两次在晋语中，这时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还有一次在吴语中，这时国别和方言区不相一致。如：“谒者以告，公遽见之。”（晋语四）“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吴语）
16、迎同前面提到的“逆”相同，也指迎接，迎候。方言卷一：“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这说明它是个秦晋方言词。国语中作为这个意义共出现4次，其中三次出现在晋语中，这时国别和方言区相一致，还有一次出现在越语中，这时国别和方言区不相一致。如：“左师迎王于郑。”（晋语四）“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越语上） 豚指小猪。方言卷八：“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g。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l，吴扬之间谓猪子。其槛及曰?I。”可见，这是个当时比较普及的方言词。国语中共出现了2次，分别出现在楚语和越语中，在楚语时其国别和方言区相符合，在越语时则
17、不相符合。如：“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楚语上）“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越语上） 以上考证的是方言和国语共有的方言词，共计34个，通过分析，现总结如下： 1、国语中只有部分海岱方言词和秦晋方言词其方言区和所在国别正好对应，其中海岱方言词有5个：“跻、桷、参、肃、颜”，秦晋方言词有3个：“聩、矜、悼”。 2、国语中有11个方言词是几个方言区共有的方言词，其中10个词出现的国别也正好包括在这些方言区中。这些词有：“庇、寓、逆、逞、舟、豕、矢、悛、展、戾”，我们注意到这些方言区全部都是关东方言，另外还有1个词“怜”，是海岱方言区和周洛方言区
18、共有的方言词，却出现在晋语中。 3、国语中有10个海岱方言词是出现在齐语和鲁语以外的国别中，其中只出现在一个国别中的情况有：“?a、耋、眩、徂”出现在楚语中，“颡、类”出现在吴语中，“坟”出现在晋语中；出现在两个以上（包括两个）国别中的情况有：“适”出现在周语和晋语，“母弟”出现在晋语和郑语，“允”出现在晋语和周语。 4、此外，还有2个楚方言词：“忸怩、笫”，它们却出现在晋语中。另外，“戾”我们前面提到，方言虽说其为楚方言词，但根据郭璞注，我们把它认作几个方言区共有的方言词。 5、国语中没有吴越方言、楚方言和周洛方言中特有的方言词。 三、结论 联系前面我们对国语存在方言词可能性的论述，我们可以
19、做如下结论： 第一，国语中方言区和国别一致并且为某地特有的方言词只有8个，而其他方言词，有的虽然国语中只出现在一个最多两个国别中，但是据方言它们却是几个方言区共有的；有的虽然在方言中属于某地特有方言词，但是却出现在与其方言区不符的国别中，这说明方言的整理者并不觉得这些方言词的存在会影响当时国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方言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局面，各个方言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各地交流的加强，它们之间也有交融的趋势。 第二，虽然齐语和鲁语在国语中占了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海岱方言词却在国语方言词中数量最多，共计16个（包括“怜”），占了全部方言词近一半，如果再
20、加上关东方言共有的方言词，数量就达到26个，占了全部方言词的近48%。并且根据上面的统计，海岱方言词除了有5个正好出现在齐语和鲁语外，还有10个渗透到别的国别中，而齐语和鲁语中却没有别的方言区的方言词。另外，我们注意到晋语在国语中占了近一半的篇幅，但是属于秦晋方言独有的方言词只有3个，只占全部方言词的近9%，如果加上关东方言共有的10个方言词，数量也只是13个，只占全部方言词的近38%。剩下的五个国别（周、郑、楚、吴、越）中竟然没有属于所在方言区独有的方言词。联系到国语的成书过程，海岱方言词在国语中的强势地位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国语编者的海岱方言背景影响到了国语方言词的使用，这实际上也同时说明
21、了，国语的编者极有可能是鲁国人，而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赵国人。 第三，与国语总共近5000余词相比，我们得到的不足40个方言词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虽然由于材料局限、历史久远，我们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遗漏部分方言词，但是对比国语同其它先秦典籍如左传、孟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书，这些书共有的词汇占了绝大多数，联系到孔子等人提倡雅言的主张，我们认为国语词汇绝大多数具有雅言性质，但是由于当时的语言规范化还处于非自觉阶段，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统一的标准，因此学者们在使用雅言写作时，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各自方言的影响。尤其是国语，由于它是在各国史料基础上的资料汇编，各国的史料原本就很有可能掺入各国的方言成分，在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条件下编者只能使用其个人理解的雅言标准来整理这些资料，由于作者的见闻、学识以及方言背景的影响，编者理解的雅言在少数成分上会出现来源多样、性质混杂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国语方言词的形成并不全是在一个时期内某个人用词的结果，而是有一个前后的历时层次问题，至于哪些方言词是国语之前各国史料中原本就有的，哪些方言词是受编者的个人因素后加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