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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民族关系史评介 湖南民族关系史上、下两卷，由民族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上卷为伍新福著，下卷由李昌俊、彭继宽主编，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写。全书近8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湖南初民和族群的生活及其源流、变迁，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0余年湖南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新变化。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选题有意义。从省区范围来说，它是继贵州、青海、黑龙江、广东之后第五部分省的民族关系史。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于此。湖南在中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格局中，尤其是历史进程中，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从现实来看，湖南省是我国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多民族省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土家、苗、侗、瑶、回、白、维吾尔
2、等民族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0.21，其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如果往上追溯历史，湖南境内世居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就更大，最初甚至完全属“苗蛮”、“越夷”民族聚居区，并且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西南各地的苗、瑶等民族，世代相传，以洞庭湖南北为中心的“湖广”大地是他们的祖居地和故乡。 从地理位置来说，在中国版图中，湖南省地处东部与西部的交接地带、北方到南方的交通枢纽。在古代的民族移动和变迁中，这一地理意义尤显突出。从考古文化上看，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传播，沿江上溯，湖南为要津。上古时期的濮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沿长江流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址或遗存，在这条分布带上，湖南居其中。
3、楚民族的势力向南拓展、向东延伸，都必经湖南。中古时期，汉人南迁；明清时期，汉人西移，湖南位居十字枢纽。从中国民族的南北纵向迁徙来说，河南-湖北-湖南是一条华中通道，与西部的藏彝走廊、东部的淮东走廊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是原居中原的华夏/汉人的势力挤压南蛮、南拓越地，波浪式推进，从而实现向南全面铺开，湖南的地理位置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对于这么一块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上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地区，以前一直没有专门的著作来做论述，这部湖南民族关系史第一次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2.结构有突破，古今贯通，勇于探索现当代民族问题。从上古时期关于湖南各民族的形成及民族关系结构的历史嬗变，到中古时期湖南各民族之间及
4、其与国内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的交流，发生在湖南境内的一些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历代统治当局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经验教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和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湖南各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作者均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系统论述，提出许多颇富新意的观点。 对于民国时期的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人们缺乏系统的了解。该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剖析和论述了国民党当局，从观念到具体政策上，一方面奉行大汉族主义，不承认和歧视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对湘西和西南各地的所谓“边民”和“土著民族”
5、，又不得不予以重视，采取了某些相应的政策措施。如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对湘西和西南各地“土著民族”的社会调查；明令取消历代汉文献中在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称谓上所加的“豸”旁，去掉带侮辱性的名称；在民族地区吸收土著民族代表人物参与县以下党政管理；实施“边教”政策，创设“边民”学校。对“土著民族”子女入学受教育予以优惠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特别是该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民族关系史一并写入，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使得该书的现实意义得以凸显。一书在手，通览古今。 3.把族源研究与族群演变置于民族关系的架构中来展开。该书对于湖南境内几个主要世居少数民族的源流和历
6、史变迁，分别作了颇为详细而不乏创见的论述。关于湖南的汉族，作者认为是以“华夏”化的楚人为主体，与南迁的中原华夏族人及部分土著“蛮夷”融合，于秦汉之际初步形成的；而从南北朝开始，随着政治和经济发展重心的逐步南移，北方和中原人口大批南迁，湖南境内的汉民族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经过明初和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南汉族居民中唐宋以前的土著成分大量流失、减少，而来自江西及江苏等地的移民数量则剧增，并构成湖南汉族居民的主体。这是湖南汉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关于苗、瑶民族，作者认为最初其源于蚩尤为首的九黎和三苗部落，渊源上与炎帝、黄帝部落和华夏族系有别，自魏晋以后逐步分化为瑶族和
7、苗族。土家族，是由武陵五溪地区的一支土著“蛮”族，与迁入“五溪”的“巴”人融合而形成的，长时期仍被统称为“蛮”，宋元以后开始出现具有单一民族性称呼的“土人”、“土蛮”和“土家”。 4.对于湖南历史上重大的民族关系事件，该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和封建文人笔下，往往将聚居于湘西“苗疆”的“生苗”，视为“不服王化”的“野蛮”族群，因而强调“防”。特别是明、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广筑堡哨、兴修“边墙”，对“生苗”进行封锁、隔离。近年来甚至有人将这些堡哨和“边墙”遗迹，称为用以“防”苗的中国“南方长城”。该书认为，以成百上千的堡哨、碉卡和三百余里土墙构成的“苗防”体制，其实质主要并不在于
8、“防”，而在于对当地苗族的军事镇压和控制；所谓“防”，其实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是“防”苗，不允许“生苗”自由进入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也防止内地汉人随意进入“苗疆”，以避免引发事端。这样的隔离政策，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为一个历经屠杀、镇压的弱势民族，维持了一小块条件尽管恶劣但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避免了被灭绝或流徙的厄运。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湖南民族关系史一书是一部成功之作，为湖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亦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投入更多研究的领域，许多方面尚待深入。譬如，在中国民族整体格局中湖南位置之宏观探讨尚需加强；在民族源
9、流问题方面，在古称“濮地”的湘西地区，土家、苗、瑶、侗等民族与古濮人有什么联系，该书基本上没有开展探讨；唐末五代入主溪州的江西彭氏，与土家族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等等，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该书下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史料，但由于离现实太近，视野受限，框架以及写作方面，都显得很拘束，未能充分的展开和适当的深入，内容上也有商讨的余地。总的来说，该书是湖南乃至全国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对于今后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意义。 （作者石茂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