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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周敦颐是潇湘地域上崛起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生，虽然留下的著作不多，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余言，然而，就在这寥寥六千言中，其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成为自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在儒学史上被指认为“功盖在孔孟之间”；其爱莲说虽只有118字，却将“莲”之高贵品质与坦荡风骨尽现纸上，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篇空前绝后的精美之作，对后来的文学与文化的审美取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周敦颐爱莲思想的由来 周敦颐，原名“实”，为避宋英宗之讳而更名为颐，字茂叔，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湖南道县久佳乡楼田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亲周辅
2、成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任过贺州桂岭令。因此，周敦颐的出生正是其父仕途之最为得意之时，再加上其母亲又是京都龙图阁大学士郑向的妹妹，不仅贤慧能干，而且知书达礼，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周敦颐的童年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再加上自身的天资聪明、志趣高远，深得前辈赞许。周敦颐15岁那年，因父亲病故，便随母亲投奔开封，寄住在舅父家里。其舅父郑向对周敦颐的培养可谓是尽力尽心，几甚超过了自己的子女。景?v三年（1036），周敦颐刚刚年及二十，朝廷给了郑向一个荫及子孙的机会，郑向将这十分难得的机遇给了周敦颐，从此，便步入仕途。南宋度正的周敦颐年谱有这样的记述：“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谊早闻于时。
3、龙图公以叙例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1周敦颐先后历任过洪州分宁县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广州转运判官、永州通判、知南康军等职。由于他性情高洁、远名厌利，不愿蝇营狗苟、疾恶如仇，提点刑狱，尝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以天地良心、诚仁道德为准则，从不唯上唯亲。至嘉?v六年，迁国子博士，后以疾求知南康军，遂筑室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一小溪，并以故里营道的“濂溪”名之，于是世人便称其为“濂溪先生”。嘉?v八年，任虔州通判的周敦颐创作了他光耀千古的绝妙哲理美文爱莲说，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与佛道二教的修身养性的“出世”思想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开出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朵智慧之花。 当然，
4、周敦颐在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其自身的悟性与家庭环境的熏陶外，还得益于遇上了赵宋皇朝这个“重文尚学”的好时代。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倒戈易帜，自立为王，从后周皇上柴宗训手中夺过黄袍，登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上台后的赵匡胤深解“马上得之，不可马治之”的玄奥，于是，一改过去的流氓武夫之气，在总结五代各帝猝然而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他开创了“以文治国”的新时代。这一革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兵制，削弱藩镇势力；二是起用文人，罢黜武将，他认为文臣再坏，也要比割据一方的武将好；三是大兴儒学，使读书讲学之风盛行全国2。此外，还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有一块专供“新天子”跪瞻默
5、诵、全然不为外人所知的“誓碑”。“誓碑”中的第二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3 于是，有宋一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言路之最为开放、思想之最为自由的几个时期之一。潜心于学问的周敦颐便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了自“孔孟”而后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生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辩证思想，不仅包含着道教、佛教思想的精髓，更是将儒家学说发扬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在屈原的天问中曾对天体的形成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做过深睿的思考，“遂古之初，何由考之？上下未形，何能及之？”但是千百年来无一人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于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从无极出
6、发，构筑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万物”的完整的宇宙本体论与心性论体系。他认为太极化生万物，而万物以人为最贵。“太极之理即所谓诚，而诚也就是人之本性。诚是至善的，所以人之本性也是至善的。”4也是这种“诚”的思想的外化，他于嘉?v八年五月，创作了爱莲说，并勒于石上，从此，名播天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自然之中，奇花异卉多不胜数。
7、而周公唯独捡出傲霜斗寒的菊花、雍容华贵的牡丹与出污泥而染的荷莲作比，不仅比喻生动贴切，并且意蕴丰富深刻。这三种容颜可掬、特色各具的花卉，从总体上看都可谓是花中之魁，然而，周公认为三者品性有别、趣味有异。“菊”，生于郊野，长于篱下，傲霜斗寒、不畏风雨，但又不与春花争艳，可谓“花之隐逸者也”；“牡丹”，生于富贵之乡，长于名园圃之中，娇艳无比，鲜美夺人，实乃“花之富贵者也”；而独有“莲”，生于污泥之池，长于清涟之上，花艳而只可远观，香清而不可亵玩，“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自立于尘世之中，可见，真是“花之君子者也”。通过这一组绝妙精辟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的人生理想不是
8、道家的隐逸与世俗的荣华，而是如这池中之“莲”一般做一个为人坦荡、净洁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贵品质。 关于周敦颐笔下的“君子”人格，与韩愈原毁里所倡导的“君子风范”遥相呼应。韩愈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后世之人之所以难以成为真正的“君子”，是由于没人能像“古之君子”那样去严以律己而又宽以待人，所以“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敦颐，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放眼四望，在追逐荣华与富贵的寰寰人世，“君子”愈来
9、愈少，日渐稀疏。于是，周敦颐也只好引颈长叹、莫可奈何的写道：“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周公的爱莲说道出了他自己及天下文人的心灵追求与精神守望。 二、周敦颐对元结、柳宗元文风人品的承继 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位巨匠，更是行吟潇湘的三大文豪。从元结任道州刺史而初识潇湘，到柳宗元贬谪永州而始得西山，再到周敦颐从濂溪故里走出潇湘，永州这个“迁客”“流放”、“贬谪”文人的居所这个被士子称为“南蛮”之地的偏远之州，进而已擢升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镇。这当然有赖周敦颐的承上启下之功，才掀起湖湘文化的千年巨浪。 纵观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人，他们有许多许多的相似之处：一都出身于望族世家,
10、均受过良好地家庭教育；二都聪悟宏达、智敏过人；三是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四是仕途坎坷，都有弃仕归隐的思想；五都是文章高手；六都与潇水、湘江缘渊甚深，都家居溪旁，并深爱其溪。所以徐霞客说：“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愚溪为柳子厚所谪，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徐霞客游记），周公对元结、柳宗元无论是在人品抑或是文品上都可谓是“性相近”而又“气相投”。 关于周敦颐对元结思想的承继，其溪书堂一诗中有所提及：“元子溪曰，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5周公徘徊于“久爱”的庐山之野，那条承载着元结诗文的溪在门前奔流不息，推窗而望：“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
11、，好一派幽静闲逸的生活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周敦颐不由自主地由书院想到溪，由溪想到当年的元结。于是，在风月无边的晚夜，周公举杯相邀，意与元公对坐长谈，以探究天理人性之道。 关于文风上的继承，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很容易看出元次山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通相承的痕迹，第一，为文简略古朴，高秋独眺，气韵沉雄；第二，格物致知的手法甚为相似。 如元次山笔下的“右溪”：“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郡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
12、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势焉。以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6 如此一条离城西仅百余步的清流荡石、佳木相拥的绝美之溪，竟自置州以来不为人所赏爱，于是让元结怅然、痛然而作右溪记。 而柳宗元见“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西山”；“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易暴，齿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的“钴?a潭”；“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小石潭”；“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的“小丘”，皆为山水之奇，却不为世人所爱，以致于“货而不售”，唯独柳公见后乐而忘归，欣而悲
13、然地创作八记。 周公目睹“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池中之“莲”，堪称“花之君子”，可是，如此圣洁而高雅的“荷莲”，却寂寞一生，清冷孤独地枯槁在季节的风里，于是，周公凄然喟叹：“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这种凝于笔端、发于肺腑的对“莲”之钟爱，显然与元结之对于右溪，柳宗元之对西小丘的情感貌合神契、如似一脉。再从托物言志的心态上看，他们都隐然以脱世俗，超然而忘身忧，旷然而乐山水，静然而穷事理，触物感时，叹然而歌，歌然而恸，恸而为文，形诸舞咏，皆发自然。元次山写“溪”，溪之美尽现纸上；柳宗元写“丘”，“丘”之貌出神入化；周敦颐写“莲”，莲之性维妙维肖。 关
14、于周敦颐对柳宗元的追随，苏轼的茂叔先生濂溪诗呈次元仁弟一诗作了很好的回答：“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化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因此，不难看出，周公的爱莲说承继了元结、柳宗元的散文基因，而且发扬光大，将佛学的“无常”、“无欲”、“无我”的义旨有机地融进到他的作品中，从而，让人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参悟出“莲”之“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生至上真谛。 三、周敦颐的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影响 有宋一代，其诗歌创作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周氏理学，二是江西诗派。理学注重“格物致知”，而江西诗派倡导“言必有据”，于是，宋代诗风已不是沿着盛唐的路子继续前行，而
15、是另辟蹊径，独步天下，将审美视角由“情趣”转向到了“理趣”之中。但是，这一转变却引来了元、明、清的诗话家们对宋代诗歌的微词，认为宋代“除几个杰出的诗人和一些诗作之外，大多流于浅率、枯燥，在诗歌中议论、说理，缺乏诗味，苍白无力。”7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也认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于此，我认为这些评论是有失偏颇的。正如严羽所云：“时代不同，体制随异。”（诗评）我们不能以盛唐的审美模式去衡量宋代的文艺作品。正如汉魏以瘦身为美，而盛唐以丰满为俏，时代不同，审美尺度有别，我们不能说玉环为天下美妇，而飞燕就不是天下佳丽。其实，对于这种今是而昨非的论争，杜甫的戏为六
16、绝句早已明谕：“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宋人诗歌虽有些“味同嚼蜡”，但它使大宋文学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苦雨凄风之中，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带来了“宋词”、“散文”、“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并使之成为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当然，对后世文人的思想与人品的影响，爱莲说一文直可与范中淹的岳阳楼记互为伯仲，“莲”之高洁形象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子风范，仿若就是寒夜的两盏灯火，给迷惘失意的“士子”以方向的指引，给踽踽孤行的“文人”以灵魂的慰籍。爱莲说一出，“凡塾师童子辈传诵者多”，宋人柴与之诗云：“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
17、可见，爱莲说一文影响极为深广8。 一是对“莲”之意象的开掘更为深入。自周敦颐爱莲说之后，不仅引发了文人士子对“莲”的空前兴趣，许多大文豪，如梅尧臣、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杨万里、柳永、张耒，等等，无不泼墨写荷，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并且对莲的文学意象也有了极大地拓展。有由寂寞之莲而言心愁的，如：“莲欲开遍，一夜秋声转。残绿断红香片片，长是西风堪怨。”（晏几道清平乐）“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O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李清照怨王孙）有写荷花之风流标格的，如：“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苏轼荷花媚?荷花）也有写新荷
18、之生机的，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小池）更有借荷莲而言心志的，如：“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宋?苏辙和文与可菡萏轩）“荷花娇欲语，笑入鸳鸯浦。”（魏夫人菩萨蛮）但最为明快的，莫过于明代苏致中的莲花赋：“产荷蕖兮露端，驾群卉兮陈征，不蔓不枝兮，胚胎濂溪之派，难污难染兮，牵连杜井之根昔茂叔爱之而阐道学，子瞻植之以占多贤。”可见，对荷的吟诵之声，已远远超过了盛唐。 二是对潇湘文人的激励与影响。自周子之后，湖湘文人之崛起，自不待言，但潇湘文学本土化的发展，他的确起到一个承上启下、开启先河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文风与人格两个方面。“根于仁义，发于道德”的
19、濂洛诗派是一种质朴文风的开启，而爱莲说中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本色的倡导则是人格道德的滥觞。我们从宋代金履祥编的濂洛风雅，以及清代张伯行编的濂洛风雅（一）与濂洛风雅（二）等书中，便可以领略到其中的“蔚然道德之气”。在濂溪志的遗芳集里，收录了不少士子文人对濂溪故里、亭榭楼台、书院祠庙的吟颂与缅怀。如分守道邓云霄谒濂溪先生祠：“无气还居太极先，濂溪妙义更谁传。闲中到处堪寻乐，象外忘机岂类禅。霁月临窗生绿草，光风吹沼放红莲。君看吟弄缘何事？我欲求诸未发前。”9教谕孟春谒周夫子：“六籍言湮久失传，先生闻道性诸天。图开太极追前圣，教阐通书启后贤。庭草近窗春有色，池莲入咏思无边，自从伊
20、洛相承后，文运光昌不计年。”10从这些题刻的诗词中不仅可以看出文人士子们对周公的敬仰之情，也看出了周公对潇湘文人的深刻影响。 受周敦颐的爱莲说影响至深的潇湘本土文人有两位，其一是南宋末年的乐雷发，二是大清晚期的何绍基。乐雷发，字声远，宁远人，博学多闻，擅发诗赋，于南宋宝?v元年（公元1235年）经理宗皇帝亲自廷试，发觉乐雷发对答切直，于是，赐特科状元。然乐雷发从小深受爱莲说中“莲”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君子之风的浸淫，为人耿直坦荡，从不屈意迎人，后因数议时政没被采纳而归隐山林，著有雪矶丛稿五卷，今存诗作150余首。其诗作针砭时弊，可谓是辛辣无比、入木三分。如：“学校文章如画饼，朝廷官爵似呼
21、卢。春吟应欠梅花在，时事曾言楮币无”（寄吴茂远）；“中原应有楼兰国，空锁吴钩到白头”（寄许介之）；“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乌乌歌）。这些诗句充满了乐雷发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耿介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其评价说：“雷发人品颇高其诗风骨颇遒，调亦浏亮”。 而何绍基（1799-1873）则是受周敦颐之人格浸润的另一位潇湘本土的文学大家。嘉庆四年十二月出生于道州（即今湖南道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为嘉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何绍基于道光十六年进士及第。但当时的清政府与南宋末年已相差无几，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他的一生从选庶吉士、授编修开始，历任
22、国史馆和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升任四川学政，因骨傲性直，不与权贵合污，直陈地方弊症，于是，咸丰四年降调，从此离开官场，浪迹天涯，以书法著述为乐。其著作有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集、惜道味斋经说、何暖叟日记等。他的诗文以平淡简朴为第一要义，如盆竹一诗：“秋篁几竿直，古钵三尺圆。下既不得地，上故不造天。无处展枝叶，何由扫云烟？依然根节好，凉月夜娟娟。”10何绍基的诗句就是这样朴实无华、明白晓畅，正如他自己所说：“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造，本根乃见。”可见，这里尽得周敦颐“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之气韵。 不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是自愿还是被迫，周敦颐、乐雷发、何绍基这三位潇湘本土成长起来的集大成的文豪，最后都相继放弃仕途而归隐山林，以夏荷秋菊为伴，以闲云野鹤为乐，以布道授业为务。古人说：“不贵于今，必达于后。”周、乐、何三公均以其文学艺术与思想领域的巨大成就而被尊为一代宗师，成为潇湘本土文坛上的三颗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