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研究现状扫描.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研究现状扫描.doc（9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研究现状扫描【关 键 词】纽约时报 对华报道 研究现状 对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这一议题的关注,已成为近几年国内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因为一国新闻媒体对另一国家大量持久的报道反映着两国关系的变化发展。因此研究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的特点,对于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影响它的媒体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叶斯帕森曾指出,任何对中美关系的研究都应该考虑媒体,因为对华政策的辩论正是在那里展开的。1 本文选择纽约时报为美国媒体的代表作为讨论的对象,分析国内对其报道特点、方式、内容的研究现状。选择纽约时报,是由于它作为美国获得最多普利策奖项的报业巨头,一直以其严谨办报的风格和精英的品质在美国中
2、国报刊媒体中处于领袖地位。它长期以来“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新闻报道原则主导了读者对它的信赖与依赖。美国学者在研究了美国各主要媒体后发现,“媒体之间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一般是从纽约时报流向其他媒体。”2假如它首先报道了一个事件,那么这个报道的可靠性会非常高,往往被世界上其它报纸和新闻社直接作为新闻来源。另外调查表明,其他美国媒体的记者都从纽约时报记者的肩膀上往下看他们如何写导语,然后如法炮制。3而同时,其报刊的权威地位还表现在对政府、社会精英以及后备精英们的广泛影响上。在美国白宫,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和各国大使每天读它。一位美国白宫官员曾说:“我们每天要干
3、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纽约时报的国际要闻。在国务院没有纽约时报就别想工作。”4同时,该报在全美大中学校的发行量达到95000分,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美国西点军校的学生被要求每人订阅纽约时报,把熟知当前时事置于与掌握军事技能同等重要地位。并且,不少高校新闻系学生很看重时报,几乎人手一份。5因此,纽约时报也被看作是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6它既是美国国务院、国会、各国大使馆和社会团体用以建立普遍性的参考框架,也是构成美国社会中间力量的读者长期获得国内外消息的重要依据。它长期的报道政策、文化价值观一直影响了好几代人。更由于其150年的历史,使得它的报道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方针的延续性。
4、因此,它的权威性、广泛性和影响力都使其成为最佳的分析美国的对华报道的媒体工具。 国内比较早的对纽约时报的集中研究专著是潘志高2001年的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7该书以1993-1998年间的全部对华报道作为分析目标,着重探讨这一历史时间段里,时报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作者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阶段的时报报道定性研究分析、统计分析,认为时报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不够全面甚至片面、歪曲的。其主要如下原因:首先,美国文化及其限定下的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主宰了报道的主要观察视角。美国传统上以宗教的缘故,一直把中国当做需要“拯救”的信仰“异
5、教”的国家看待。因此“上帝选民”,“天定命运”等思想最为根深蒂固地严重影响了媒体工作者观察审视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角度。其次,美国媒体作为商业企业的属性以及自认为是“第四权”的舆论监督者的特点也决定了时报注重负面报道的天然倾向性。另外,中美关系变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促使时报的对华报道随之起伏变化。当中美关系好转时,对华报道中负面成分降低,反之,则上升。该作品是较早的转以纽约时报为唯一美国媒体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对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的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做了简要的梳理,但是只是涉及到形象问题研究,对同期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等未涉及。并且由于覆盖的时间段相对较短,对于中国形
6、象的变化深层因素等并未做更深入的考察。 2009年最新出版的孙有中的解码中国形象:和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8一书,则通过对比研究对纽约时报做了更为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作者对1993年至2002年这一历史时期两个大报对中国的报道分别选取了六个个典型案例(包括政治、经济和大事件),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新闻话语分析方法,揭示了两报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异同,并运用新闻传播学原理剖析了它们在中国报道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及其深层原因,同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形象的国际现状与战略定位。作者认为,对比研究的结果表明,两个大报整体上都受各自国内意识形态的影响,带着难免有失客观的观察角度来描写中国,对中国的现
7、实标新进行了重新的建构,对华报道被局限在一定框架里,但整体比较而言,受国家利益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时报的对华报道清晰表明受意识形态影响更为深远的,对华负面报道居多,但相对而言,在某些事件上,在全面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方面有着比较好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能够传达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声音,有时甚至愿意倾听和报道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与英美媒体的主流叙述框架相矛盾。研究结论: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基本尊重事实,提供时间和新闻故事的核心信息和信源,但在叙述中时常流露明显的主观情感、态度和评判,在报道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以及有关中美冲突事件时,明显违背了新闻规范,过分偏袒矛盾的一方。反共意
8、识形态、冷战思维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国家利益、跨文化差异以及媒体自身的技术与市场逻辑等共同造成了中国报道中的有失公允的扭曲的叙述框架和刻板偏见。在全面考察分析之后,作者对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了建议。他提出,我们应以平常心看待大量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辩证对待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尝试通过改变中国自身的形象来影响对中国的不利报道,从而改进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提升国际形象,以一种非战争的软实力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此专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冷战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为对象去研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整体变化、各方面的内容和相关特点,能更为客观地动态地反映出同期对华报道的变化原因和影响因素,一定
9、程度上避免了众多此类研究就事论事且一味批评其报道内容“妖魔化”中国的批评模式,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在这些论文里面,金豪洙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美国精英评论与反恐战争:构架方法(2008年)9尝试以定性内容分析和批判性构架分析的方法着力解读了不同的美国精英集团(例如政府官员、企业职员、媒体人员等)如何有效限制或扩展政府应对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之后一年的反恐战争。此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主要演讲、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社员评论及专栏评论中理论上有目的性地进行抽样。作者认为,面对国家利益,不同精英集团力图形成自己的主张来动员集体行动服
10、务于各自的利益,并且在媒体中刻意制造“美国”的集体形象和共有的民族、性别、阶级意识,美国的敌人的特征,以突出美国在时间更迭过程中的正面角色。研究指出,纽约时报社论版的读者群远比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更支持反恐战争,而且两份报纸的媒体精英比政府官员更支持反恐战争。在这里,媒体成为解释和传播精英们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帮助增强对布什政府反恐战争意识形态的构架。 2009年,南开大学谢文玉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自由与民主的限度10利用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为主的新闻媒体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学生运动的即时报道着手,探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新闻媒体在形成关于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时所产生的影响。研
11、究既有整体描述也有典型个案分析,通过考察和分析对不同群体、个体以及主流媒体和大众传播媒介所形成的关于学生运动的不同的认知,意在揭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个体自我形象重塑所起的巨大“遏制”作用,说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在形成他们对过去历史的认知中所具有的极大的塑造力和重塑能力。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大的塑造力与重塑能力体现出美国的自由与民主是有限度的。当挑战者和反对者的行为威胁到了美国核心价值体系时,体现其自由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就极其有限了。面对这些“异己”分子,政府也会想尽办法铲除以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的。 此外,复旦大学刘海贵的博士
12、论文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11从法律的角度,以1964年纽约时报典型的沙利文诉讼案的来龙去脉为出发点,对时报案确立的报道原则、时报案的.更多法哲学溯源以及时报案的意义作了总结。此研究的新颖点在于,它关注了目前中国还未有的与媒体密切相关的“公众人物”名誉权法律制度,并讨论了其现实的利弊。由于这个制度保护新闻媒体在批评公众人物时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从而极大地保护了新闻界,使新闻界从诽谤诉讼的诉累中解脱出来。论文梳理了自1964年以来近30年美国公众人物名誉权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美国的公众人物名誉权法律制度自产生后也产生过一些争议,但总的说来是瑕不掩瑜。而在我国没有相应宪法诉讼制度的前提下,现在所能
13、做的只是修改现有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中对审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案件作出规定,因而存在许多不足。因此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相关名誉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复旦大学张军芳的博士论文美国报纸报道模式的流变12则从“事实选择”和“事实呈现”两个维度上透视美国报纸报道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及特点,探究报道模式的流变轨迹及其流变动因。美国媒体的报道模式为信息模式,20世纪30年代由纽约时报掌门人阿道夫?奥克斯首创而开始成为美国报纸报道模式主流的。信息模式的核心是客观呈现作为信息的新闻:提供重要信息、提供新闻现实,并力图通过一套完备的操作手段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作文认为,报
14、纸的报道模式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的、社会的需求及对媒体自身状态和行为的判断。但是,在报纸收到社会现实影响的反面,是报纸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亦有一种消解和缓冲,一种特殊的反作用。作者得出结论:报道模式流变的动因在于,美国报纸身兼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双重属性,其内在的辩证张力正是美国报纸报道模式流变的深层根源,并且它还引导了报道模式流变的方式和方向。而这一辩证张力亦也是有章可循的,故而使得报道模式的流变轨迹可掌控,存在“不变”的因素。 综合学者们对纽约时报的研究,不难发现,多数以具体的突发性的事件为中心,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永久贸易关系、法轮功、西藏问题、中美撞机事件、中国驻
15、南使馆被炸、学生示威事件、中国关于SARS的报道、奥运会报道、灾难报道等。这些研究的总的特点为:侧重时报对华负面报道的研究,分析原因时多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大背景入手,对媒体的社会属性商业属性有所涉及,但对媒体更深层的报道导向以及媒体和中国社会的互动变化缺乏观察。因此,呈现出来的局面是:相对松散零碎的片段研究较多,系统性专门的著述很少。宏观性的介绍性的比较多,具体研究报道变化过程的少。因此,前文提到的两本专著和四篇博士论文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系统性和连续性,能给人较大的启示。并且,他们考察纽约时报的角度是多方位的,更能提供给人们观察利用纽约时报的广阔空间。同时,许多研究单纯地以时报的对华报道为讨论焦点,很少结合报道的中国背景为实证对比进行分析,因而对扭曲负面的报道未能找出其根源。并且,对这些对华报道所带来的潜在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也缺乏系统的深入的把握。由此得出,后期对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空间,期待着更多更深入的学人们的努力。 上述以纽约时报为中心的研究,归根结底,是探索一条道路,通过其报道模式和特点,寻找出对华不利报道的原因,看清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从而分析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某些不利因素,尽力采取相应的对策,排除干扰,趋利避害,为健康良好的中美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