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研究的新突破.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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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研究的新突破黄怀信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已经为学术界奉献了多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对逸周书、尚书、小尔雅、?i冠子、诗论、大戴礼记等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为学者们研究古代历史、哲学与思想文化提供了诸多便利,受到学界广泛赞誉。由三秦出版社于2006年9月出版的论语新校释(以下简称新校释)一书,是黄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部力作。该书于每篇有题解,每章原文下有“校”、“释”、“训译”、 “章旨”,即从形式上看,亦堪称众多论语整理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书后附庞素琴所编的论语原文逐字通检,更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新校释首先在前言中对论语的名义与成书问题提出

2、了新说:认为“论语”为“经过讨论的语录”之义,旧读“论”为“伦”是没有道理的;指出论语的编辑大体经过了两次大的过程,初辑在孔子既卒,众弟子奔丧聚首之际,先由众弟子各言所记、各述所知,然后就共知者进行讨论确定,由原宪、曾参等专人负责纪录下来,当时所辑主要包括今前十五篇和第十七篇之基本内容(不含弟子语录),其余四篇(主要为弟子语录及行事)及前十六篇中的弟子语录为曾子卒(公元前436年)后不久其弟子所增补。 新校释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通行本论语原文的校勘、诠释、分章、训译、章旨等多个方面,但最突出的,笔者认为是在校勘方面。新校释以?z忍堂刊唐开成石经本为底本,以传世诸本及敦煌诸唐写本、定州汉墓出土

3、竹简本为参校本,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共校明旧本脱(含后人妄删)字76个、衍(含后人妄增)字69个、讹误(含后人误改)字54个、音误字46个、二字颠倒者3处、三字或五字颠倒者4处,错简、错乱及因错简而脱衍、后人误移、旁注阑入等多处凡50余字。通行本论语果真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吗?经过认真阅读,笔者认为新校释的新说除了个别地方或许还值得商榷以外,其余基本上都能站得住脚。而很多地方的校改与诠释,更是解开了长期困扰在人们心中的疑团,为正确理解论语及孔子思想带来了新的契机。这里,我们谨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新校释进行具体评析: 一.校改更加接近论语的原始面貌 文本的优劣,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

4、当代流传最广的论语读本,在此处,我们称之为“通行本”,谨以之对比新校释之异同。 1.通行本学而第十五章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也?”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从内容上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子贡在向孔子请教,孔子答子贡之问。但“子贡”后并无“问”字。而皇侃的论语义疏此处却保留了“问”字。可见“问”字是在传流过程中漏掉了。从论语义疏中我们还发现,此章原本在“贫而乐”后有“道”字。这样,今本此章就脱了两个字。脱“问”字不能突出子贡的问辞,脱“道”字则使“贫而乐”没有宾语,亦不能与“富而好礼”呼应,更不能体现孔子积极向上的精神。论语译注注译此章时,杨伯峻先生亦感到此处似乎

5、语意未尽,遂据皇侃本在注释中增“于道”两字,以补足文意。可见此章“道”字以意亦当有。新校释从皇本及正平本校补“问”字和“道”字,无疑是恢复了旧本原貌,而且使文本变得更加通畅而富有可读性。 2.通行本学而篇最后一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通行本注释为:“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本章争论之处在“患不知人也”。皇侃本、正平本、敦煌诸唐写本“患”与“不知人也”之间有“己”字,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注无“人”字。新校释据此改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也。” 译为:“不愁别人不知道自己,(只)愁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两者对照,可以发现通行本表达的是要

6、了解别人,新校释表达的在于提高自己。那么,哪一种说法符合或更接近孔子思想的原意呢?我们先来看宪问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丰富自己,如今的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别人。由此,可以说儒学是“为己之学”。孔子学说的伟大魅力在于以人文精神与礼的教养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与人文价值。“修己”是为了提升自己精神境界,而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才能,也决不是为了了解别人。所以,新校释综合诸本增“己”去“人”,改为“患己不知也”。这种改动无论从校勘还是义理方面来看都优于通行本。 3.通行本乡党篇最后一章作: 色斯举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

7、而作。 乡党是论语诸篇中比较难理解的一篇,而此章又是难中之难。朱熹指出:“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 匡亚明先生认为:“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研究孔子的可靠典籍,但其乡党一章中的有些话,如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之类,就不像孔子的口气。” 通行本译为: (孔子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起。孔子道:“这些山梁上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他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 这段译文读起来颇感不顺,杨伯峻先生本人也感到不妥,于是在译文之后加了一段注释:“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他有脱误,我只能取

8、前人的解释之较为平易者翻译出来。”此章难读,原因不在如何解释,而在于文本次序上存在问题。 新校释云:“山梁雌雉四字旧错在曰后,从何焯义门读书记说移正。子曰,子字旧脱,据文选•七发注所引增。子路拱之,拱旧作共,改从释文及皇本等。三?蠖?作,?蟆?旧误嗅,从朱熹集解引刘聘君说改正。尔雅•释兽:鸟曰?蟆!?即鸟视之状。”这样,调整之后的文本顺序为: 山梁雌雉,色斯举矣,翔而後集。子曰:“时哉!时哉!”子路拱之,三?蠖?作。 译文为: 山梁上一群母野鸡,(子路)刚准备去捉,就飞了起来。在空中飞了一圈,又落在了一起。(先生)说:“(飞得)是时候呀!(飞得)是时候呀!”子路拍手轰赶

9、,野鸡们伸长脖子看了几看就飞走了。 经过这样的校释,不难看出,前人对此章有关“阙文”或“脱误”的疑虑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困扰在人们心中的种种猜测也有了答案。由此可见,文本校勘工作在古籍整理、文献研究、义理阐发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校释对此章文本的调整,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学功底。 4.通行本述而篇的以下内容多为人们所熟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所谓“举一反三”的成语盖出于此。但此章后半部分文本却有脱漏。新校释根据皇侃本、正平本、敦煌二唐写本补“而示之”、“吾”四字,改动后文本为“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意思是:“举(房子的)一个角给他看

10、(而他)却联想不到其它三个角,那我就不再教了。”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专注于现实事物,以现实中的一件事物,联想到同类的其他事物。先秦诸子除公孙龙之外,全部带有这些思维特色,儒家尤其如此。孔子教育学生,一个人在家对父母兄长的“孝悌”,那么在社会上就应该做到尊敬长者,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以同类意识为主旨的关联性思维方式。 “举一隅”就是举出现实生活中最常见、最容易理解的实例来说明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此处的“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有可能是假设之辞,也可能指“困而不学”的人,但无论哪种情况,“举一隅”的例子都是恰当的,贴切的,现实的。释“隅”为“墙角”要比通行本释为“方向

11、”更接近论语本意。新校释补“而示之”三字,凸显了孔子教学的直观性,一幅现场教学的场景油然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对重要范畴的诠释更加深入准确 论语中诸多重要范畴的涵义是研究孔子与儒家思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新校释对德、仁等内涵的诠释,对于准确理解孔子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1.对“德”的新解释 一般认为,论语中的“德”指道德,但是先秦时期的“德”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晁福林先生指出:“起初之德,是指得于天和先祖,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来则指得于制度,意即由分封与宗法制度之规范而得;最后出现的才是自得于心,意即心得体会。只有到了自得于心的时候,可以说才有了丰富而完备的道德观念,才有了自觉的道

12、德修养和君子人格的要求。” 论语中的“德”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涵义。 为政篇“为政以德”章,朱熹曰:“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 宋儒对此章的诠释皆与人心之道德相关,意在强调国君内心之德施于百姓,使百姓生德于心中。通行本也把此处的“德”释为“道德”,“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 。国君有道德是施行德治的前提,但国君有道德与德治毕竟是两个问题。国君的道德必须通过国家行政体现出来,让百姓有所获得实际利益的德治对百姓来讲就是恩德。只有这样,百姓才能感受到国君的“道德”。如果

13、国君空谈道德,而百姓并不能获得恩惠,这样的“德治”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新校释释“为政以德”之“德”为“恩德”,“谓以能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方法执政,实行惠民政策”,正揭示了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真实内涵。如果我们见到论语中的“德”字,一律理解为“道德”,不免忽略了“德”的丰富内涵,也误解了古代思想史的真实意蕴。 2.分辨君子、小人的不同涵义 里仁篇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释为“固有之善” ,通行本释为“道德” 。实际上,此处的“德”亦如“为政以德”之“德”,释为“恩德”。新校释的译文为:“君主心怀恩德,百姓(就)怀恋乡土;君主心怀刑罚,百姓(就)心思仁惠。”君子、小人不

14、只是道德上的区别,也是身份地位的差别。春秋时期的“君子”多指君主与统治者,与此对应的“小人”指小民与百姓。里仁篇此章的“君子”“小人”就指身份言。现在流行的说法几乎把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全部理解为道德人格意义上的主体,这种误解与把论语中的“德”字全部视为“道德”的错误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以后起的观念来解释前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概念同质化的错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时常出现。新校释对于打破这种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3.纠正对“仁”字的误读误解 “仁”字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把“仁”作为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文精神的象征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孔子教育弟子要以“仁”为己任,不断提高自我的

15、道德修养,关爱他人,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仁”在论语中频繁出现,看起来内涵非常丰富,难以把握。那么,“仁”既然是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不应成为包罗万象的道德范畴。我们细读新校释,豁然发现论语中有的“仁”字本来作“人”,误写为“仁”,从而造成今天理解上的困难。 学而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往人们以此章作为论“孝悌”与“仁”关系的经典章句。如朱熹引程子曰:“德有本,本立而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有人问程子:“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程子答曰:“非也。谓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16、” 程子之所以要对“行仁”与“是仁”加以明辨,说明世人对此章的理解不同。而真正造成分歧的原因不在“行仁”或“是仁”,而在“仁”字本身。新校释指出:“仁不得有本末,且孝悌与仁无关,更不得为仁之本,作其为仁于文亦不可通,仁字必误。”那么,“仁”的本字就应该依据敦煌唐写本及前人陈善、王恕、焦氏、朱彬、江声等诸家之说改为“人” 。而“弟”字在皇侃本、正平本、敦煌诸唐写本皆作“悌”,“与”字本字为“欤”。这样,改订后的章句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意思是,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如何一个人能做到孝悌,那么就鲜有犯上作乱之事了。新校释改“仁”为“人”,揭示了历史上争论的“为仁”“是仁”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17、除了“仁”字被误写为“人”字以外,论语中的“仁”可以指仁德、仁者,也可以指行仁事,或者获得仁的名声。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此处的“仁”不能理解为内心之德,而应该理解为仁的名声。颜渊问孔子如何获得仁的名声,而不是如何做到仁的道德要求。颜渊问仁,实际上问的是“为仁”,即如何造就仁的名声。孟子注疏孙?引段氏曰:“论语颜渊问仁盖论语第十二篇首颜渊问为仁。” 孙?的猜测也表明,“颜渊问仁”本来的面貌可能就是“颜渊问为仁”。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问“为仁”,也不影响作“为仁”解。因为“颜渊问仁”,与下面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的

18、“为仁”意思是一致的,都指仁的名声。 纠正了对“仁”错误理解,再来看仁与礼的关系就很明朗了。“前人或直以克己复礼视为孔子仁学的定义,进而将礼视为仁的内涵之一,可谓大谬不然” ,“克己复礼”的“复”,借为“覆”,盖也。“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覆盖于礼,以造就“仁”的名声。而不是克己复礼就达到仁的要求。 三.对原文的分章更为合理 对论语原文的分章,历来存在分歧:皇侃论语义疏分480章;陆德明经典释文分492章;邢?m论语注疏分481章;朱熹论语集注分483章;杨伯峻论语译注分486章。新校释在重新校勘、诠释章旨的基础上,或分旧之一章为二章或多章者,或合旧之二章为一章者,把论语分为

19、493章。例如: 泰伯篇“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旧作一章,新校释据唐写本于“君子笃于亲”上增“子曰”而别为二章。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朱熹论语集注合为一章,通行本分为二章。朱熹曰:“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引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 程朱皆以为四科弟子是孔子针对“从我陈蔡者”有感而发,上下语气贯通,本为一

20、章。如果分为两章,还要在“德行”前面加上“孔子的学生各有所长”的解释话语 。新校释从论语集注又合为一章,可谓“择善而从”。 新校释分章有别于旧本的最大不同出现在尧曰篇。该篇旧分三章,新校释别第一章为八章,共分十章。“前三章分别引述舜、汤、武王之言;第四章论周人分封,第五、六、七章皆述武王之事;第八章言君德;第九章言君子行政之法:皆为国君立言,反映编者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末章言编书宗旨,有似书之结语与后序。” 笔者研读新校释•尧曰篇,发现每一分章皆有依据。如“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章又见于今本尚书•泰誓中:武王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

21、,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可见尧曰此章本为周武王之言,但新校释只在“校”语中指出这一点, 并没有在原文中增“武王曰”三字。这显示了作者谨慎的治学态度。像这样的例子在新校释中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校释在论语文本校勘及文句诠释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是空前的,反映了论语学研究的新进展。尽管还不能称之为尽善尽美,但总体说来,新校释无疑可以代表当代论语研究的新水平,应该是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相信每一位正心阅读的人,都会有此同感。版本文字不同,所反映的思想必然不同;文句诠释理解不同,对思想内容的认识亦必然不同。因而,该书意义不只在论语本身,而是对孔子思想、早期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与儒学史的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在新校释中未能展开的史料内容与详细校勘,读者皆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的论语汇校集释中找到翔实的依据。总之,我们相信,新校释所取得的突破,必将带动论语研究和孔子思想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对论语及孔子思想的部分错误认识。 (责任编辑:刘兵)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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