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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文献标识码：A 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些文学流派、批评流派的形成也与文学期刊有关。在当代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同人刊物。但这些刊物仍然有其自身的导向性，在传播文学作品、文学观念等方面居于主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造就了一些文学群体或批评家群体。在当代诗歌发展中，诗刊被认为是诗歌界的“国刊”，在坚持多元追求的同时，仍然主要张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艺术道路，追求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艺术格调，追求有中心、有主潮的多元。新时期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三个理论群落“传统派”、“崛起派”
2、和“上园派”的形成和影响基本上都和诗刊有关其中包括诗刊张扬的诗歌观念、举行的诗歌活动和具体的编辑人员。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群落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与诗刊有密切的关系，也和“传统派”、“崛起派”在观念上的对峙有密切关系。“传统派”对诗歌艺术新变的反对(至少是质疑)不利于新诗艺术的发展，但它对传统艺术经验的重视值得关注；“崛起派”对西方艺术经验的重视对于打破封闭、僵化的艺术观念不可或缺，但它对传统艺术经验的忽略、对西方艺术经验的过分倚重，也可能带来新诗脱离中国文化与现实的弊端。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派”和“崛起派”之间的讨论。这场讨
3、论在1984年初基本结束之后，迫切需要一些评论家对其进行反思，进一步探讨新诗艺术的基本规律，在两个群体之间架设一道沟通、融合的“桥梁”。“上园派”诗论家就肩负起了这一使命。这其实也是代表国家文学意志和主流意识的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主办的诗刊所期待的诗学格局。诗刊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实施了这一构想。 “上园派”的出现首先是和诗刊举行的两次诗歌活动有关。 根据朱先树的记载，1984年4月8日至28日，诗刊社在北京举办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参加会议的有孙克恒、袁忠岳、叶橹、竹亦青、吕进、陈良运、杨光治、余之、朱子庆，一共9人，地点在西直门外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上园饭店。应该说，这个小规模的读书写
4、作会的会期是相当长的，与会者之间的交流机会很多。 1985年12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了第2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读书班，地点仍在上园饭店。上一次读书写作会中除孙克恒(已故)、竹亦青(已故)、余之3人外，其他人都参加了，此外还有阿红、蒋维扬、古远清、陈绍伟、黄邦君、刘强参加。大家除了读诗评诗外，也交换了对诗坛争论的一些看法。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几个诗歌观念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家认为，应该在诗坛上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后来被称为“上园派”的诗论群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属于“传统派”和“崛起派”核心人物的诗论家，可以看出，组织者对参与人员是进行过挑选的，参与者的诗学
5、观念基本上一致，属于当时的“中间派”，也就是各方面(包括官方、刊物、大多数诗人和诗歌读者)都可以接受的人员。袁忠岳回忆说： 当时诗坛刚刚刮过去一阵批三个“崛起”的政治风暴，大家对这种在学术领域搞大批判的做法是不满的；但对“崛起”论中全盘西化的主张也不以为然。在半个多月相处和相互交谈中，大家对于当前诗歌的看法，渐渐有了共识。这就是后来形成上园派的思想基础。吕进、朱先树、阿红、杨光治、叶橹、朱子庆和我7人共同商量，认为在诗坛互相对立的“崛起”与反“崛起”之外，应该有另外一种声音，这是更能代表多数的第三种声音，即：移植要本土化，继承要现代化。 和另外两个群体“传统派”和“崛起派”一样，这个群体也是人
6、才济济。古远清说：“参加这一群体的不仅有诗论家，还有编辑家、出版家。主要成员有以从事基础理论见长的吕进、袁忠岳，以50年代研究抒情诗著称的叶橹，善写诗话、评论作品高产的阿红，长于对诗坛作全景式观照的朱先树，出版家兼诗论家杨光治。”这个名单中漏列了年纪和其他几位相差较大的年轻诗评家朱子庆，他的论文曾获得诗刊优秀论文奖，在吕进主编的上园谈诗中也涉及到，而且有作品入选。后来朱子庆参加这个群体的活动很少，主要精力也不再专注于诗歌评论，所以后来的有些资料和研究文章基本上不提他。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没有扩大过，但接受或者赞同其观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许多影响不小的诗论家，如吴开晋、古远清、张同吾、陈良运等。作为
7、诗歌研究的松散群体，在这个群落中，实质性从事研究和诗学观念相近是对每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其中几个人的特殊身份也值得关注。朱先树当时是诗刊编委、理论室主任，他不但是诗歌评论家，而且掌握着追求“中和”观念的重要阵地诗刊的理论版面；阿红是诗人、诗论家，当时是辽宁当代诗歌主编，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的观念；杨光治是评论家，也是出版家，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为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对上园派诗歌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截止到1991年10月，“上园派”的7位诗论家就有5位在花城诗歌论丛中出版了著作，包括阿红探索诗的奥秘、杨光治诗艺?诗美?诗魂、袁忠岳缪斯之恋、吕进新诗文体
8、学、朱先树诗歌的流派、创作和发展。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学者的加入，为“上园派”提供了更广泛的学术阵地。尤其是诗刊，它始终代表着诗坛上最主要的、引领主流的声音，“上园派”的诗论家不仅每个人都在诗刊上发表论文，张扬自己的诗学主张，而且吕进、阿红还在1988年应邀为诗刊评刊，总结诗歌现象，引导诗坛观念，每期选择诗刊上的优秀作品或体现出来的某些诗歌现象进行“背对背”的评论，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出来，最终体现出较为一致的诗学主张。吕进说：“被诗界誉为国刊，的诗刊，在1988年出了一个新招：辟每期漫评专栏，由我和阿红搞半年的评刊。阿红在东北，我在四川，一北一南，互不通信息，每接到一期诗刊，就各自写一篇评论寄往
9、北京，在同期刊出。四川太远，因此，为了不误期，我每次都是用特快专递将文稿邮出的。”这些文章大有把握诗坛方向、引导诗歌创作的味道。 “上园派”的旗号是1986年在华夏诗报上正式亮出来的。袁忠岳回忆说：“后来，朱子庆到广州参加华夏诗报的编辑工作，就在该刊总第9期上刊发了其中5个人的文章，加了编者按，简介了上园 派的来历，原来是因为两次聚会都在上园饭店的缘故。这算是一次公开的集体亮相。” “上园派”诗学主张的集中展示是在吕进编选的上园谈诗一书中，该书1986年初编出初稿，1986年8月定稿，1987年9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主体部分包括四个板块：“上园笔会”收入杨光治、袁忠岳、叶橹、朱先树、阿红、朱子
10、庆、吕进的论文9篇；“上园诗评”收入研究该群体所认同的诗人的评论文章8篇，这些诗人包括傅天琳、刘湛秋、李钢、张学梦、叶延滨、杨牧、周涛、章德益，论文作者中的吕进、阿红、叶橹、袁忠岳、朱先树属于“上园派”，而张志民、周政保则可称为该群体的“同路人”；“上园诗论”收入7位学者的诗学研究论文、通信等12篇；“上园诗话”收录阿红、朱子庆、杨光治的短篇诗论(诗话)20则；另有“附录”4篇，介绍阿红、袁忠岳、叶橹、杨光治4人在诗歌创作尤其是诗学研究方面的成绩。 在上园谈诗中，如果要考察作为诗歌理论群落的“上园派”的诗学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先树撰写的“卷前语”关于诗的传统与现代追求问题和吕进撰写的“卷末
11、语”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上园派”的诗学观念。朱先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当今诗坛创作追求五彩缤纷、诗歌观念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本书的作者和所收文章，其思想艺术观点大致有相通处。”可以看出，群体的形态已经基本形成。他还简要概括了这一群体对于诗歌、诗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诗是现代的；它面向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绪，在艺术上创造出适合中国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的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宽容一切艺术的追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各种艺术存在，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吕进说：“入集作品大多曾公开发表过，现在
12、按照一定顺序分辑编集，希望能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学派的整体性印象。”。很明显，编者是希望通过这本文集来最终确定一个诗学流派在中国诗坛的出现，同时强化诗坛对这个群体的了解。对于这本书的缘起，吕进做了简洁而又富有文采的介绍： 这本七人合集的缘起和上园饭店不无关系。1984年春，一个读书会在上园饭店举行。这是一家新建饭店，位于北京的西北角。一年多过去了。1985年隆冬，又一读书会的地址凑巧又是这里。从第一个读书会到第二个读书会，上园饭店给一群诗评家提供了结识机会。他们虽然大多过去不曾谋面，然而早就熟悉彼此的名字，以文会友，上园饭店的相聚使他们一见如故。两个读书会的参加者虽然不尽相同，友谊却是相同的，面
13、对面的切磋，北往南来的鸿雁，深化了讨论，也深化了友谊。于是，一个念头应运而生：合出评论集子；于是，又一个念头不谋而合：书名一定得有“上园”二字，以纪念在这家饭店萌生的学术友谊。 这段记述和其他几位当事人的记述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吕进更注重对其内涵的揭示，而不太注意事实本身的描述。但他所谈的仍然是“上园派”形成的过程。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吕进用了三个词组来描述：求实意识、创新意识、多元意识。它们正是“上园派”诗学主张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后来研究“上园派”及其诗论家的文章也大多认同这几个特点。第一次在专著中对“上园派”进行评介的是黄子健、佘德银、周晓风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 新时期诗歌
14、理论批评中所谓稳健派代表了企图超越崛起派和传统派各自偏颇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方向。在新时期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中，这一派稍微后起，但人数更多，实力较强，是前两派均所不及的。其中包括诸多诗人和诗论家如沙鸥、公刘、牛汉、刘湛秋、杨匡汉、陈良运、吕进、阿红、杨光治、朱先树、袁忠岳、叶橹、朱子庆等。后七人还因合作出版了上园谈诗，明显呈现出“一个学派的整体印象”，被称为“上园诗派”，是稳健派的中坚。该派诗歌理论批评的突出特点是力求平稳，力避片面。“求实、创新、多元”则大体反映了这一派诗论的基本风貌。 这个名单中涉及到多位诗人，他们的诗歌探索方向是“上园派”所赞同的，也可以说是这个群体总结诗歌艺术特征和
15、规律的诗学基础。许多没有加入这个群体的诗论家其实也是和“上园”的道路有着相当契合的，如吴开晋、陈良运、李元洛、吴欢章、古远清、张同吾等等，这些诗论家在诗歌批评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上园派”主张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后的许多著作和文章都对“上园派”及其主要成员的诗学主张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古远清曾发表“上园诗派”主张的生动阐明等文章予以全面分析，在1988年5月由诗刊社主持召开的“运河笔会”上，古远清再次谈到了“上园派”及其形成过程。总体而言，“上园派”在诗学研究上的基本特征是“稳健的开放”，主要体现在艺术追求上的开放和研究方法上的开放。在艺术追求方面，“上园派”主张“多元化”，在
16、他们看来：“只要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各种艺术追求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遵循诗歌艺术的发展轨迹，越轨之作便不是诗。”这种开放还体现在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诗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开放的艺术追求带来了上园派艺术视野的开阔性与科学性，也形成了它的广泛的指导性。”“研究方法的开放是艺术追求的开放的必然要求。上园诗评家善于吸收和采取各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符号学等现代科研方法常常渗透在他们的文章之中。求实和创新是他们把握研究方法开放的基本原则。”这种开放具体体现在注重探索诗歌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注重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等方面，最终获得了既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又具
17、有新意、适应当下诗歌发展现状的理论主张，因而能够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上园派”诗论家注重诗的基本理论研究，试图从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寻找新诗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中国现代诗学(1990)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上园派”和“传统派”、“崛起派”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开放与传统关系的态度上。传统派过分强调传统，崛起派过分强调开放，“上园派”则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吕进认为：“在历史上，开放往往为诗歌的创新创造良好环境。新诗的诞生就是遇到了20世纪初叶的文化大开放年代，新潮汹涌，孕育了新诗的胎动。”“然而，开放只是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要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得有几
18、个要素，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开放环境中保持、扬弃、丰富本民族传统。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没有传统根基，开放反而可能使得一个民族的诗歌变得芜杂和怪异，损害诗的成长。”因此，“在开放的环境中开拓诗歌创新之途，看来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侧面，一是外国艺术经验的本土化，一是民族传统的现代化。这样，才能创造出当代的民族诗歌”。对于传统，“上园派”的看法也值得注意，吕进认为：“在某一个民族诗歌的永恒的无穷尽的变化中总是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不变的艺术精神和形式特征，这就是传统。遵循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古代诗歌鉴赏古代作品中的现代艺术因素；我们也可以更准确地 把握现代诗发现现代作品的艺术渊源；我们甚
19、至可以预测未来从变化与恒定的矛盾统一中去探知诗歌的路向。”这是吕进一贯坚持的艺术主张，也是其诗学体系的基石，同样是“上园派”得以成立的学理基础。可以看出，辩证法观念在吕进诗学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开基础研究的同时，“上园派”诗论家也非常关注对诗歌现象的把握，对于有成就、有特色的诗人，善于总结和研究，而对于不符合诗歌艺术规律的现象则敢于批评。朱先树就撰写过大量论文总结诗坛现象，其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就对8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全面的关注，新时期诗歌主潮(作家出版社2002年7月)记载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是研究当代诗歌的重要文献和史
20、料。阿红的诗话清新活泼，诗意盎然，袁忠岳、杨光治等人的论文具有思辨性，对诗坛上的各种新现象发表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上园派”的出现打破了80年代初期诗坛上二元对立的格局，使诗坛多元化的渴望得以实现。但到了80年代中期“上园派”出现时，由于诗歌创作现象越来越丰富，诗歌观念的多元已经成为事实，群体之间的争议已经不像80年代初那样尖锐、激烈，融合态势已基本形成。因此，“上园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与“传统派”、“崛起派”的抗争，而是在诗坛引领了一种新的潮流和方向，可以认为是“传统派”、“崛起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根据朱先树的记载，参加1984年诗刊读书会的几位专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些年的诗歌评论
21、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谓崛起理论的出现和在诗坛形成的影响就是例证。”“崛起派”是诗刊读书会主要针对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这个活动是具有反“崛起”之嫌的，换句话说，“上园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崛起派”的。不过，如果对他们的理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上园派”和“崛起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传统和外国艺术经验的态度上，一个主张“融合”，一个更关注“拿来”，但在创新意识上二者其实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对手”是缺乏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传统派”。80年代初，“传统派”和“崛起派”在人数上都不占多数，但后者因其“新”与“破”而受到关注。80年代中期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
22、里，“上园派”的诗学主张代表了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的意见。古远清曾说：“这派抛弃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单纯的横向移植，把新诗研究置于以现代生活为基础的中国新诗和外国诗歌交叉点上。他们主张新诗既要民族化，也要现代化，既要立足于传统，但又不能株守传统，抱残守缺，而要横向借鉴于西方，赢得了众多的知音。”由于“上园派”在事实上的认同者和参与者很多，除了上园谈诗中的几位诗论家外，其普视性似乎超越了具体的指代性，因此，这个称呼在其出现之后并没有很多人采用，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上园派”核心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朱子庆很少参与“上园派”活动，专门谈诗的文章不是很多；阿红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退休以后撰写的文章越来越少
23、；叶橹逐渐转移到对“先锋派”的关注上；袁忠岳、杨光治、朱先树等也先后退休。在发展过程中，“崛起派”也出现了诸多变化，一些诗论家对诗坛上出现的非诗现象给予了尖锐批评，比如孙绍振就在1998年1月号诗刊上撰文对“后朦胧诗”进行过深度解剖，对由“新潮诗”演化而来的“后新潮诗”进行了全面打量，他并不反对创新，但不再像80年代初那样对所谓的新探索都给予肯定，而是客观分析了“后新潮诗”所存在的致命缺陷，体现出诗学观念上的转向。他说：“今天，孙绍振在这里却表示，目前大量新诗他看不懂了。不但如此，而且还在本年度星星的八月号上发表了文章，要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在我们的诗坛上，虚假现象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来
24、。或者用一个年轻诗歌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到处都是塑料诗歌。用外国文化哲学理论廉价包装起来的假冒伪劣诗歌占领了很大一部分诗坛。”“我们希望一切诗人都能把对于诗的使命感，对于自我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使命感统一起来，首先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再谈得上把自己的生命升华为诗。我无法相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命感，光凭文字游戏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会有什么本钱在我们的诗坛上作出什么骄人的姿态。”这与同一时期吕进的观点非常接近，吕进说： 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我们主张弘扬传统，因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中。中国诗歌传统有一个中心观念，就是以国家和群体为本位，所谓“话到沧桑句便
25、工”。传统诗美学将此作为评价作品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诗美学与西方的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观念大相径庭。近年一些中国诗却不见“中国”，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情感体验，中国人身外的文化世界和身内的精神世界，都在诗中消失了。文字游戏、语言狂欢、“解构”崇高、眼光只看得见自己鼻尖的肤浅之作，使人大倒胃口。不要“中国”，又叹息诗在当代中国成了边缘文化，岂非逻辑混乱!将中国的诗歌精神“重铸”为西方诗歌精神，新诗就必然得病，必然被读者所看轻，所疏远，甚至被目为怪诞。 进入90年代，80年代初那种诗学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在诗坛上已逐渐成为历史。接续诗歌探索、创新
26、的是另外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和评论家，世纪之交的“盘峰论战”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观念碰撞。不过，其语境已经和80年代前期有很大差异，是多元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之后的论争，已经很少有人用“对”与“错”来加以评价了。 不过，作为“上园派”基地的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还在，作为这个研究机构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吕进一直引导着这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方向；可以称为“上园派”“盟主”且编辑出版过上园谈诗的吕进还活跃在诗学研究领域，他的多种著述和针对诗坛现状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仍然受到诗歌界的关注。换句话说，“上园派”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开创一个诗论流派，
27、而是要通过群体的努力开创一种“稳健的开放”的诗学主张，即使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追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具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力，诗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当年“上园派”提出的主张，毛翰提出的“中锋”之说也是上园派主张的延续“上园派”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张“化古化欧”的“中锋派”。 2004年9月，吕进、骆寒超等人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提出“新诗二次革命”主张，这实际上是对“上园派”诗学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升华和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提出“新诗二次革命”之前，吕进关于“三大重建”之一的“诗体重建”的系列论文诗体解放以
28、后、论新诗的诗体重建、作为诗体探索者的贺敬之等先后于1995年4月、1997年10月、1998年7月发表在诗刊上，后来才引发了诗的“精神重建”、“传播方式重建”的深度思考。1998年11月12日至16日，在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诗刊社承办的“全国诗 歌座谈会”(张家港诗会)上，吕进再次谈到了“诗体重建”的主张，受到高度关注和肯定。 总括起来看，“上园派”的出现和延续都与诗刊有关。在1984年诗刊举办的读书会上，多数与会者对诗歌批评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大家认为，诗歌评论，重点应该是浇香花，表扬好的，同时也要批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作品。”。吕进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主张其实也是以批评诗歌创作、诗学研究中的非诗现象作为基本立足点的，而且与此相关的很多成果都发表在诗刊上。他说：“中国现代诗学需要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宣战，向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和窝里捧的诗评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探讨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上园派”诗学主张和学风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提升和延续，只不过比过去谈得更全面，更直接，也更具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