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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 王南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一种基于实践哲学理路的政治哲学。应当依靠实践智慧，建立一种复合正义论的政治哲学，强调各种价值原则的折中与复合。 吴晓明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揭示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给予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启示。 张盾指出，马克思给现代政治理论带来的重大变革在于，将政治的中心场域从传统的国家和法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
2、济的权力压迫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其核心内容便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侯才认为，在狭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在广义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理由被视为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因为马克思正是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来阐释哲学的本性、使命和终极目的的。两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 张文喜认为，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紧密联系，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规范。马克思谈论贫困问题的政治哲学关切，在于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其理论批判的反贫困指向，与社会秩序的性质和对美好社会的定义这些政治哲学重大问题之间，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 (二)发展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
3、哲学 陈晏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建，需要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提炼出能够揭示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能够引导和规范当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并使之系统化。其关键是实现政治哲学主题的转换，即转向全球化背景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 李德顺提出，应当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结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并深入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来建构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王新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通过“应是”与“是”、规范理论与科学认知的统一，为西方思想背景下长期存在的理想与现实、自由和必然的对立指明了一条理论出路。应当以政治为切入点，深化已经开始的价值哲学研究，
4、建立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二、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 陈学明提出，罗莎?卢森堡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这一辩证的总体观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有效地回击了各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并通过卢卡奇的阐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源头，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罗骞认为，罗莎?卢森堡从理论前提、方法论基础、政治后果等多个方面对资本主义适应论进行了批判，充分体现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现实和人类未来的基本理解，因而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顾海良指出，研究卢森堡所处时代的特点及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5、作出的贡献，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思考与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启示性意义。 何萍认为，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预言、对资本积累环境中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已成为思考当今人类历史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思想富有创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革新。 张雷声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积累理论、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等问题及其相互关联的阐释构成了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坚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原理和总体分析方法，并指出了实现经济剩余价值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 周凡指出，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
6、义对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的严厉批判，源自对自发性概念的形而上学理解。自发性既包含客观性内容，又有主体性向度；既有必然性特征，又有偶然性成分；既有“决定”的要素，又有自主与自由的空间，是卢森堡在革命实践层面上全部政治策略的理论支撑点。 夏莹分析了拉克劳与墨菲对“卢森堡困境”的批判，指出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其所反映出的正是卢森堡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这与拉克劳的领导权理论恰恰具有本质上的家族相似性。 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 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广松版的中译本，鲁克俭认为，张一兵的“代译序”在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
7、态关系的判定、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生成过程的描述、对小束手稿中(1)(5)张编号的说明以及拔高广松涉等方面存在着问题。他指出，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研究)的新成果。 魏小萍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本身是一份没有完成的修改稿，我们不能期望MEGA2正式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解决所有的困惑。历史考证版重在对关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差异以及修改过程提供可靠但并非无可挑剔的资料。 韩立新提出，广松的文献学研究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别于MEGA版的独特的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文本，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从原始手稿出发，解
8、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过程。 (盛丹艳) 中国哲学史 一、“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研究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从中国传统概念范畴中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的研究新路径。 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于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 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 胡伟希从言道方式的角度切入，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并发扬中国
9、哲学固有的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周山认为，重视个案研究，才能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科学地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干春松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进人对创立新范式的思考，表现出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四个角度。回应时代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应该是中国哲学发展并树立自身品格的关键。 朱汉民认为，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路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陈明、周瑾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不在 于论证有无“中国哲学”，而在于对民族生命当代表达的意义自觉；中国哲学重建的希望，在于对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合法
10、性危机的克服，需要超越对中西哲学在学科、文本和学术话语形式等方面之关系的外在关注，转换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生命之关系的内在关注。 二、儒学研究 冯俊认为，儒学的人文精神(包括人文、人性、人本、人道)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特质，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个性，成为东亚各国人民共享的文化传统，且对欧洲的哲学思想、社会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东西方文化共有的一个传统。 张立文认为，先秦儒家由论道展开为形而上的天命论与形而下的器物论、天道性命的超越性与百姓日用的经验性、人内在心性的道德理性与外在的情感现象和合的融合结构。道的人文价值由此得到真正的体现。 蒋海怒认为，儒家的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其理
11、论重心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分别展现为“礼备德盛”和“穷理明德”两种诠释类型。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人当下生活情境，是建构当代生活哲学的应有之义。 王四达认为，儒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儒、原懦、新儒、后儒四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神道设教”经“人道设教”到“君道设教”的演变，体现了儒学的宗教性由常态向变态的转化过程，这一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葛荃、逯鹰指出，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性规定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设想复兴儒学是不合时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余治平认为，只有深
12、入到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中的话语系统，儒学的振兴才具生命力、解释力和穿透力。活的儒学最终只能在动态的历史中呈现出来。 三、道家哲学研究 吴根友指出，“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本原之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规则之道”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李霞认为，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 杨国荣认为，庄子通过反对“以物易性”，提出了人性化存在的问题。同
13、于“天”是人性化存在的实质内涵；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则是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这里既有化“人”为“天”、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与悬置目的性、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彭昊综述了“庄出于儒”的几种观点，从庄子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昭示、庄子寓言对孔子的借重以及庄子同颜回的相似、相通之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庄子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庄出于颜氏之儒”之说有一定根据。 四、宋明理学研究 朱汉民认为，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四书的地位逐渐提高，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和形式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这种集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七八百
14、年之久。 成中英论述了朱熹哲学中的超融诠释方法、朱熹的哲学贡献与其内在缺失，对朱熹哲学系统的核心作了重新诠释。 魏义霞认为，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学理念和思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建构。这一建构通过宇宙背景、人性根基和实践操作等多维度的展示，变得现实和真切。 李存山认为，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懦学有重大发展，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却未曾脱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同时，儒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因此，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张理峰徐竞) 西方哲学史 一、对
15、自由问题的讨论 谢文郁认为，康德以“绝对自由”概念置换了柏拉图的“至善”概念，而自由就是弃恶扬善，这就归结到“心灵改变”的问题。但康德的“绝对自由”不可能成为“心灵改变”的基础，因为它不可能导致“道德传统的解构”，只有恩典才可能有这种解构功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由恩典所引导的接受性自由概念，也许指明了重获自由之路。 赵林对谢文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一是遵循恩典和道德自律相矛盾，而没有道德自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是人的自我批判能力，人类的历史就是依靠自身不断弃恶扬善、走向自由的过程；二是谢文郁没有对自主性自由和接受性自由概念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给人以用后者否定前者之感。 谢文郁的回应是：第
16、一，恩典与自律无关，在恩典面前，人完全没有主动性。恩典要求人对真理拥有者完全信任，因为信任，就会产生认罪、开放与接受意识，就可能获得“心灵改变”的解构力量。第二，自主性自由概念无法解答人们面对生存所产生的困境必须对接多性自由概念予以充分关注；这不仅是信仰问题，也是人的生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当代欧陆哲学研究 (一)现象学研究 邓晓芒认为，海德格尔从末世论立场将“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看作存在的自行遮蔽，将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的人类对存在者的去蔽作为遮蔽，其实是想从古希腊开端摆脱亚里士多德的拟人化。他试图将海德格尔的“用”解释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或“善”，从而将海德格尔的“末世论”形而上学引回到亚
17、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拟人论。 朱刚比较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解读，指出海德格尔将“裂缝”看作是消极的、派生的，将存在的真正本质看作是嵌合，存在在历史的开端处以整合裂缝为其意志；德里达则将“裂缝”看作是一种解构(延异)，这种非现成的裂缝在开端处就保持着，能打开与他者的关系。 杜小真梳理了德里达与现象学的关系，认为德里达的思想发源于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追溯，对这个起源进行思考正是德里达“延异”思想的起点，但德里达的延异不是解构主体，而是通过差异建构主体。 (二)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研究海德格尔 张祥龙认为，海德格尔和孔子都意识到“终极不可被言说”的问题，但都不认为这种“不可言”穷尽
18、了语言的所有可能。他们都在诗中发现了一个原初的言说能力和维度，打开了一个澄明之域，并认为终极者通过诗而得到显示。 那薇认为，海德格尔和庄子的语言都不是与对象相关联的概念的表达，而是将人与万物指归到相互交融、心物一体之中的“道”，都使人与世界上的事物处于一体中，这种关联使入和事物成其所是。 (三)对萨特哲学的研究 尚杰认为，萨特以现象学还原方式得到的纯粹现象并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粹意识，而是意识的虚无。萨特将近代 西方哲学关于“自我”的认识论性质的模式，转化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关系，其现象学本体论就是为伦理学服务的。 方向红认为，萨特将羞感情绪作为一种前反思的行为。羞感产生于意识走向世界的道路
19、的中断，正是在这中断的刹那，我们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他人，而自己也异化成了一个对象。萨特由羞感出发是无法过渡到自我和他人的存在的。 莫伟民指出，萨特从绝对内在性出发，将我的意识坑一于我的身体这一生命对象，开展了一种存在论的意识哲学。 三、当代英美哲学研究 (一)关于心灵哲学 江怡认为，心灵哲学中的一个难题是“他心”问题，即对他人的心灵存在的怀疑。斯特劳森的“P-谓词归属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对私人语言论证是解决“他心”是否存在的理论前提。他们都承认了对第一人称的使用是合理的，分歧是能否将自己的心理经验推及到他人的心理活动。达米特则对这个前提进行质疑，指出不应该使用第一人称“我”去解释心理词语，该问
20、题本身就是假问题。 陈亚军认为，杜威对黑格尔进行了自然主义化的解释，将心灵改造成一种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变化的意义系统、一种文化传统的积淀。杜威将心灵作为能力而非实体，为避免传统的心灵世界二元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蒉益民通过指称识别的大面积错误现象、语言推理的大面积错误现象和信念之网现象，论证了萨蒙主张的心灵内容和语义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策略有缺陷。 (二)关于语言哲学 陈嘉映考察了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的关系，认为概念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事实世界的膨胀不断变迁。科学发现的新事实和新理论产生的新概念是日常概念的某种变形和伸张。科学概念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数学化的可精确测量性，而不可精确测量的日
21、常概念只是它的依附物。 对此，孙周兴指出，陈嘉映把“数学化”(形式化)作为区分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科学概念都是形式化的或具有形式化指向的。概念通过“普遍化”形成，总体化和形式化是“普遍化”的两种方式。前者粘着于事实和经验，后者超越于事实和经验，两者之间有一个断裂。只有从这个断裂出发，才能理解陈嘉映所说的在数学化过程中对自然概念内容的“洗净”和对其偶然性的“清除”。 (三)关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研究 徐英瑾认为，维特根斯坦反对主观观念论，不是否认与物理对象不同的现象领域的存在，而是否认其具有“私有”性。这种否认导致维氏看到了现象学语言的不可能性，但是维氏看到了现象
22、与物理运作之间的联系是内在和必然的。 李郁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观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游戏论”。他从根本上实现了一种转变，使语言成为活动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由它的使用来规定。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理论深深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和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 四、“意向性”问题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合流 倪梁康认为，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意向分析确立了表象和判断在心理和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的意向分析提出了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占第一性；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结构应该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他们的分析，折射出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为主的实践哲学的转变。 孙
23、周兴指出，早期海德格尔试图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思考意向性，从意向性出发，他获得“事实域”，并由胡塞尔的“形式存在学”引申出了“实行意义”，由此思考动态的、不确定的个体生命和生活世界，使存在主义成为欧洲哲学的主流。 “意向性”问题也逐渐为分析哲学所关注。张志林指出，意向性问题可以起到统摄语言心灵世界这个分析哲学著名的语义三角关系的作用，进而可以揭示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 张志扬认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意向性学说从根本上说都是“构造意义”的理论，两者同属“技术理性”。而“经典意义”则是超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之外的另一种意义，从解读元典出发可以找出这种另类意义。 (焦卫华黄济
24、鳌) 伦理学 一、伦理学理论的研究进展 (一)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 向玉乔认为，元伦理学既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受动者，又是其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具有显而易见的现代性特征。其在西方崛起的历史原因，必须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现代主义运动和“现代性”中寻找。 聂文军认为，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对“什么是善”、“哪些事物具有内在价值”、“我们应当怎么办”这三大问题及研究方法的区分、辨析，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预制了一种以伦理学概念、语言和判断之逻辑分析为特征的元伦理学的发展。 何怀宏通过对晚近规范伦理学的挑战者威廉斯关于道德哲学质疑的分析和批判，指出道德哲学在研究道德原则的论证和道德的动力及源泉方
25、面大有可为，但在道德实践方面存在某种限度。 王彩玲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过度强调规范伦理。感受不到道德对自我实现的作用和德性所蕴含的幸福。道德建设只有跳出规范伦理学的视阈，才能克服道德异化现象，使道德建设真正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纬度。 陈真指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证明美德的第一性或独立性，并回答美德何以可能成为行动的指导原则。 詹世友则从美德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相辅相成的角度，指出塑造美德是对人生意义的创造，美德中内含着对是非的判断力，有着社会正义原则的普遍纬度。 (二)关于价值论研究困境及其出路的思考 王玉操指出，当代价值哲学要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必须克服崇拜自发性的倾向，从实践和实践
26、的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的本质，使价值哲学由自发进入到自觉。 张传开、余在海指出，主体一客体模式成了国内价值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论模式。应当对价值哲学的概念基础进行概念史的考察，进而彰显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践的现实性。 赖金良认为，价值问题既是哲学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因而光有形而上的哲学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形而下的科学研究。作为把握价值问题的不同方式，只有价值哲学与价值科学齐头并进和彼此互补，价值哲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二、应用伦理学 (一)应用伦理学的本质与特征 陆丽琼强调，应用伦理学是时代和社会诉求的产物，在研究主题、出发点、探究方式、落实方式上与传统的伦理学有区别。应用伦理学应当坚
27、持理论建设与实践的统一、坚持程序中立与价值导向的统一、坚持解决现实问题与对人类整体的终极关怀的统一。 刘须宽指出，应用伦理学兴起的内在原因是：传统伦理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科技时代的变革和新兴技术渐次拓展的要求，而应用性的技术学科又需要有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伦理尺度和道德支持。在应用伦理学和伦理学之间必须保 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和紧密的衔接，寻求共同的使命。 卢风认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覆盖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等分支学科，应对着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问题。应用伦理学领域不同观点的争论，折射着当代中国的复杂情境。 孙慕义提出，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
28、理论与体系，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问题群”。我们可以就势建立一个单独的学术舞台，把“伦理学理论应用”或“应用伦理”作为交流语式，引导其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使道德哲学家重新在公共生活、立法与决策中占有地位。 (二)关于宗教伦理化的思考 杨明认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宗教应走伦理化的道路，通过对伦理文化的展开，以信仰为中介，厘清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也有益于伦理道德的建设。 王文东指出，宗教的伦理化既不是重建传统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削弱宗教或毁灭宗教，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困境及伦理冲突中，从宗教的文化本性中理性地认识和参悟其伦理因素在建构
29、和谐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 田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通过提供一个意义系统，既可以参与社会秩序价值根基的整合，也可进入个体的心理秩序，使人的德性之居在生存论的向度上获得近神之居的支持。 (三)关于发展伦理学宗旨和方法的思考 喻文德认为，价值观的冲突是发展伦理学的主题，价值批判是它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是它的根本使命。 刘福森认为，发展伦理学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入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的实践行为和发展限度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 陈忠认为，目前发展伦理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存在着深层的“范式危机”。发展伦理学的真正繁荣
30、，需要“理想范式”、“问题范式”、“规律范式”三者的协调统一。 (张 伟) 科学技术哲学 一、科学哲学 李醒民认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有历史性、语境性、相对性、集成性、两面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有时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从而引起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评几乎都是不合理的。 徐宗良认为，从科学的整体看，科学毫无疑问承载着价值，而且在当代，科学的不同价值层面往往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并展示一定的价值取向。 刘高岑指出，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与层面：一是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独特的价值；二是科学对人类的某种或某些价值追求所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影响。 雷良指出
31、，科学发现在本质上是新假说的产生、选择、修正、接受和解释的逻辑过程，其逻辑机制是皮尔士与汉森所倡导的溯因推理。现代认知科学的新成果促进了溯因推理形式的不断完善。 李铁强认为，关于科学发现的思维规律，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说：一种是归纳与演绎理论，另一种是假说与演绎理论。其实，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并没有归纳原理的地位，只有假说演绎方法才是科学发现的真实思维进程。 郑毓信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相关概念清楚界定的基础上，而且不能仅停留于空泛的简单化结论。无论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还是两种文化的整合，都应该先对“分析性”、“综合性”、“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等作出清楚的界定并有很好的了解；所
32、谓的“辩证综合”也应明确区分出“互补”、“渗透”与“整合”这样三个不同的层次。 郭贵春认为，“语境”研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方向。通过“语境”研究、有助于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总结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从而作为一种思维平台，把握主流思想的逻辑路径和探索未来的演变趋势。 孟建伟认为，科学哲学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人文性，但归根到底属于人文学科；科学哲学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科学哲学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现实性，关键是要从重大问题中寻找和发展出新的理论生长点和学术制高点。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应当在汲取西方科学哲学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走
33、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科技与社会 (一)科技与道德 兰毅辉认为，科技的发展与应用造成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科技与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可概括为四种类型：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冲击；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的尊严的破坏；对人与自然伦理道德关系的践踏。 樊浩指出，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基因技术发展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颠覆了“自然人自然家庭”这个“文明时代”一切道德哲学的基础。在克隆人未成为文明主体的时期，未来道德哲学的形态，将是“自然人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 杨怀中、石华认为
34、，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系统。在这个互动系统中，先进文化为其设置合理的行为规范、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弘扬先进文化，不仅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的方向保证，也是当代中国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的共同取向。 李聪明指出，对立论仅承认科技对道德的逆向关系，片面且消极地认为科技发展将导致道德沦丧；同一论刘陷于另外一个极端。事实上，科技与道德之间既非完全排斥，亦非绝对同一，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双方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科学与宗教 尚智丛认为，明末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源于天主教神学的传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天主教神学的传播促动了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从而将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传人中国，并用以发展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 胡自信指出，科学与宗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种不同形式，社会实践是科学与宗教的本源。科学与宗教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必然包含宗教因素。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两者的相互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多样性。 刘清平指出，科学与宗教在现代出现冲突，是因为它们都试图成为人的存在中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两者间实现和而不同的关键是：依据它们都旨在造福于人类这个共同点，通过自我批判放弃对排他性至上地位的争夺而达成统一。 (杜严勇) (责任编辑：文慧盛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