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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意识与历史叙述下的语文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为它不是朝着某种确定已知的目标而前进，因此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并不是独立于人意志之外的某个精神实体。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确切来说是由多种多样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某种统一的范式而推动的，同样的，人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对杜甫的石壕吏的解读，就可以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进行分析。杜甫的这首诗是个人意识与历史叙述的完满结合。诗歌是艺术，具有表现性，不同于完全历史典籍的客观性叙述。个人的意识情感总是渗入文本之中，并且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石壕吏中的叙述者显然是一位“暮投石壕村”的“行人”，他的身
2、份是平民或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若是上层人士，他们在躲避战乱的时候绝不会孤单一人，必然会有侍从相随。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杜甫的代言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作者通过这位叙述人来表达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即对安史之乱对百姓的生活带来困苦表现出一种愤怒，谴责猛于虎狼一般的官吏，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们表示出一种深切地同情与关怀。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传达出了一个观点，即判断一个历史运动是否有价值，并不是看这一历史运动的抽象意义，而是落在实处，落在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得到维护保障。凡是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使他们在某一历史运动之后的生活远不如从前的，即使那些历史学家、政治家以精妙的语言和缜密的逻辑证实了这一
3、历史事情有重大意义。也是无效的。那些所谓的证明不过都是掩饰而已，其目的在于愚昧人民，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以这个标准去看石壕吏所处的时代，那一场席卷全中华，使得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只是一场浩劫而已。安禄山、史思明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诛奸臣，从表面上看非常光明正大，然而实际则是为了他们能够夺得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唐军的郭子仪、李光弼也并不完全是正义的，一方面他们维护统一，歼灭叛乱的地方势力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唐朝李姓一家之天下而战斗。决非是百姓所乐意的。这固然是因为唐代统治者醉生梦死，让广大百姓失望。更因为普通民众其实对谁成为皇帝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他们只看见眼前
4、得到的利益，如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所以，安史之乱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是一场灾难，他们被无辜地卷入却不公平地承受了更多苦难的后果。 悲天悯人的杜甫通过叙述在石壕吏中讲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在这一文本中隐藏社会存在是诗歌所处的社会存在的投射。石壕吏显然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其诗中的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艺术的表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安史之乱中普通人的苦难。文本中正式出场的人物有老翁、老妇、吏，叙事者，隐性出场的人有三男、孙、孙母。其中老翁、老妇以及隐性出场的人都是普通百姓的代表，他们组成了典型化的受到战争摧残的“百姓之家”。而吏则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挑起了战争，却把战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转
5、嫁到百姓的身上。他与前类人物是二元对立的，即压迫与反压迫，至于叙述者则是起到两者之间的价值判断作用。他显然是偏向百姓，对他们给予深切的怜悯。诗中的社会存在是从众多现实的社会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典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表现出现实的世界，虽然是现实的影子，但这一影子与现实的社会存在有相当多的联系。 再来谈作者杜甫的生平。他出身官宦之家，奉儒守礼，深受主张“仁者爱仁”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这首诗虽是叙事却饱含了作者的感情，他的个人意识进入文本是以叙事者的感情体现出来的，而叙事者的感情又是在叙事语言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一些客观的描绘性的字词，其实体现着叙事者的感情，指向叙事者的价值判断。例如“有吏夜捉
6、人”中，叙事者描述官府征兵的时候，是用了一个“捉”字，而不是“征”这样中性的词。“捉”含有一种不平等的意味，是压迫，是一种贬义，显示了叙述者对“官府征兵”这一行为的全然否定。而且在“捉”之前，叙述者特意点明是“夜”，表现了官府是多么地扰民，根本不是白日进行的事情，而是借着夜色的掩饰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叙述者只“夜捉”二字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即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叙述者对老妇的言行进行描述的时候，几乎是句句表现出其价值取向，例如叙述者在旁旁观时描述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用了一个程度副词“一何”强调了“怒”和“苦”。从中可以品昧出叙述者的愤怒，而且他在描述官吏是用了“呼”，大
7、呼小叫，一到老百姓家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显示了吏的张狂，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苛政猛于虎也!”而老妇则是一个“啼”，在凶恶的官吏面前，老妇人只能哭哭啼啼的回答，显得那么的可怜。至于叙述者在转述老妇人的话中，只用了“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这一寻常没有华丽词藻修饰的句子，写出了战争给百姓的家庭带来的痛苦，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百姓中男丁大量地战死沙场，成为这场不正义的安史之乱的牺牲品。 叙述者的个人意识，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小人物命运的客观叙述中，是以隐性信息的形式展现出来，立足于儒家的“仁爱”思想，反对这场不义之战。对官吏的行为乃至统治者的残暴进行批判，对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给予同情与怜悯。 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从根本上，在长期效应上，这种批判是服务于皇统的长期利益的。其中心仍然是道统依附于皇权。即作者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奉行儒家思想的传统文人，他的代言人叙述者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杜甫本人的个人意识，即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皇权，而是以道统来服务皇权，使封建王朝统治得以维持罢了。 不光是杜甫的石壕吏，教材的其他课文都可以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文本，从而使得文本不光是一个孤立的文本，而展现出来了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世界，所得出的解读也更细致与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