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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法中礼法之探究“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这是悠远的中国历史，一直代代相传而来的。那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法治中国的建设迈上新的征途之际，是否，也需要让我们不再是一直，垂涎着欧美的思想果实，也回过头来，在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故纸堆中，找找我们从前的影子呢？ 一、礼与法的体现 （一）道德的法律化 “以礼入法”是一种道德的法律化的最典型体现。便是一种将道德之标准，加添于法律之上，使本身的一种道义，成为了刑法所规制的对象。在汉武帝时期，更是有“董仲舒治狱”和“春秋决狱”这等，直接将礼上升为了法。董仲舒引经断狱是着意要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并不排斥另一种判断
2、。即使他同时也是改造成法，重建古代法的理结构。在从汉代兴起的这一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中，从儒士当中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律学家。这便也是后汉书.陈宠传中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利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众所周知，同一事物往往都具有两面性，既有共同的表现，又有不同的影响。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恰是如此。“司法的从属于行政，法律的服从于道德。”唯有读书人，儒士方才可以本着，以道德治国的理念，去进行听讼断狱。礼义者，法之末；法者，礼义之用，二者相须尤口与舌。这一清晰的礼法的相依相存，也致使在这种强烈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道德关注，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一般思维形式，而且也对中国
3、古代法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 二、礼法之用的影响 （一）司法制度上的影响 礼法在司法制度上所留存的痕迹颇多。首先，律学之兴，将经义礼道合乎一切规则地引入到了法律当中，导致礼直接发挥了法的功效。其次，民事诉讼视为无物，正因为崇尚这样的一种礼，与家之作用的发挥。使礼法的最基本原则，不但不是权利，反倒是彻底消灭权利的“义”，此其精神与民法相反，又因为普遍的道德化，它又把一切都刑事化了，此其法律效果上与民法相悖。最后，法只具有否定的意义，而丧失了鼓励与引导的功能：因为道德化的缘故，其结果，不但是法律的应用被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准之上，司法制度也必定是简单粗陋的。 （二）司法实践上的影响
4、在这样一种司法制度之下，也便呈现出了礼法所特有的司法实践。首先，无讼被视为最为合适的解决方式存在，通过提起诉讼的解决方式，为耻。教所以使民息讼，这是审理寻常问讼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法律史上一种渊源久远的传统。其次，讼师被社会所鄙夷，法学家更无从产生。因为，争讼这一行为本身便受到了整个传统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而引发争讼一事，更是千夫所指之行为。最后，礼法缺失了法律应有的逻辑推理，因为礼法讲究的是“地法天，天法道”这样的自由与和谐，也便无所谓缜密的法学逻辑推理，而仅需要缘求于自我的内心，通过社会公义而断讼。法律结构，律学方法以及司法制度均缺乏逻辑。 三、重建中华法系的必要性 一方面，追溯我们的历史，
5、我们有着悠远的法律传统：从殷周时候的萌芽时期的易经，噬磕，尚书等等的所记所载的牙慧之拾；到春秋战国的蓬勃发展，法律思想发达昌盛，刑鼎法经不一而足；再到，儒家学说对历代法律的影响，汉制唐律，无一不彰显着德刑，礼法的独特光芒；最后，哪怕溯至清代，中国法律也只是在逐渐转向被迫纳入的法律评判轨道，而依旧还有着自我的性格风骨。 另一方面，重建中华法系的趋向明晰。重建中华法系，注定是一个全民的工程，非一人一力可为。我们不能不顾历史，但也不能完全靠历史。故因看清，首先，由礼治进入法治。礼治已经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在新的环境下，礼要确定出自己的新内容，彰显出时代性和社会性。其次，由农业社会国家进入农工业社会国家。中国已不再是过去那般单纯地，依靠着农业的维持；而在新的高速发展的21世纪，工业，尤其是高精尖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配合着这一转型，法律方面也得做好工作。最后，由家族生活本位进入民族生活本位。由礼法，家国的固有观念，需要有所进步，明确个人自由的问题，将国与家的关系，诉诸法律，调整到：相合而不相犯，相协而不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