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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倡导者及其拓荒之作通常，我们会用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等词汇来形容专家学者的底蕴与高产。郝克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著名教育学者，公开出版、发表了丰厚的学术专著、研究报告、论文等鸿篇巨制。从中国教育地图集到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其内涵之博大精深溢于言表；从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到关于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研究，其思想穿透力与影响力至今响遏行云，历久弥新。滴水能见太阳光辉，本文只就郝教授思想精华荟萃教育•社会•未来中的“教育发展战略”思想直抒己见，试图折射出她那深邃、厚重的教育思想以及深透、卓越的教育实践。 郝克明先生是中国教育
2、战略研究的倡导者、奠基者，她以非凡的毅力与十足的热情专注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郝教授及其领导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对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具有较大影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咨询报告，积极参与国家多个重大教育决策和一系列纲领性文献的研讨与起草工作，为促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我国教育宏观学科，特别是教育发展战略相关研究方面有填补空白之功。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发展战略研究，2005年，郝克明先生又联合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教育战
3、略学会，聚集、培育一大批从事教育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推动和组织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战略、教育规划和教育领域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研究与交流，为国家教育发展和决策服务，为地方和学校教育改革服务。教育•社会•未来中比较集中展现了她的教育战略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决策所作出的贡献，也折射出了她投身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辛勤足迹。 一、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崛起的时代之需 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改革开
4、放的进程发展起来的。”1。 （一） 教育发展战略一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教育战略研究，顾名思义，就是要对事关教育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宏观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思考谋划，描绘蓝图，科学决策，它属于宏观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同其他领域的研究有所不同，它涉及教育系统内外的多方面因素，紧密贴近国家和地方的重大教育决策，具有跨学科、跨部门和综合性、全局性的显著特点。”29。然而，正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却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受到人们的冷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一度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教育决策者们对此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教育战略研究的忽视会带来一系列事关国家教育长远发展的重
5、大问题的认识偏颇。从实际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时期里，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关系，各级各类教育的内部结构与比例，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人才培养规模的数量与质量，高等教育中的文科与理工科，基础教育中的普及与提高，教育指导思想中的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教育管理体制中的集权与分权等问题似乎总是难以协调好，处于忽左忽右的摇摆之中，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甚至还被人为地抛掷到极端。不难看出，国家发展教育的宏观统筹、长远规划以及战略决策的不受重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 教育决策失误及其深刻的教训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可以看到，道路河流不通了可以人为加以改道，高楼大厦设计不好可以引爆
6、重建，赝品次品出来了还可以销毁回收。然而，唯独教育不能推倒重来，教育的产出“学生产品”不可能会有第二次回炉的机会！一代人的教育牵连到国家与民族的千秋万代，一个孩子的教育维系着孩子一生的发展，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教育的周期较长，发挥效果的时效长，现在的在校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将是未来十几年、几十年间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教育的失误是最可怕的失误，教育决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诚如郝教授所言：“我从大量历史经验的体悟中，深感宏观决策的正确是教育事业发展和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而宏观决策的失误则是最大的失误，这也是我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宏观决策研究的根本动因。”28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并不算长的教育历史
7、当中，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一些教育决策失误的教训甚至是惨痛而影响深远的！对此，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6年来的教育成就时，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并且使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
8、来。以1952年以来的高校院系大调整为例，撤并了一大批专科学校，1953年只剩下50所。高校招生中专科学生的比重时高时低，总趋势是不断降低。1953年专科招生占高校招生的比重曾达到32.6%，1960年降低到23.0%，1965年进一步降低到9.2%。专科层次人才培养的萎缩也直接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瓶颈的难以解除。近30年，我国不断强调稳定、发展专科教育层次，这一时期，专科在普通高校招生中的比重很快由1979年的25.8%先后提高到1985年的48.7%和1995的51.6%3。如今，高职高专早已是支撑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半壁江山：截止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 079所，高职（
9、专科）院校1 184所；以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生招生数与在校生数为例，本科招生数2 820 971人，专科招生数2 838 223人；本科在校生数10 243 030人，专科在校生数8 605 924人。从专科层次教育发展大落大起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教育战略研究及规划的重要性。再如，自1958年以来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的教育过分强调通过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研究来进行学习，忽视了对学科知识、间接经验的系统学习和积累。在“文革”中，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文革时期的种种做法，破坏了学生接受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生不以学习钻研为业，荒废学业，学到的也只是支离破碎、片面的
10、知识，实际用途不大。而且，把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引向完全服从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被“四人帮”所利用，这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 总之，我国教育发展大量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表明，教育宏观决策的正确与否在于教育事业发展和成功的重要性。郝教授在另一篇文献中语重心长地指出：“特别是教育与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还有不同的特点，经济、科技工作的失误还来得及纠正，而教育的重大决策正确与否，则要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所造成的损失是很难弥补的。”1此情灼灼，言之凿凿。我们必须推动和加强教育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并积极为决策服务。 （三） 教育战略研究的意义不断得以彰显 自1985年
11、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尤其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以来，国家领导人、国务院等相关机构日益重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从宏观上、战略规划上加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围绕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战略研究的意义不断得以彰显，教育部门也越来越认识到战略规划的重要性。战略规划的信号力、引导力以及直接的推动力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已充分显现。 我们以顺应时代要求、民心所向的“高校扩招”重大决策为例来说明教育战略规划的重要意义。从决定颁布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基本上是在“控制”之下“稳定”发展的。然而，在1999年的“高校扩招”这一
12、宏观战略布局指引下，从1999年到2009年短短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从1999年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40万人，是1998年的整5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 5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4。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彻底成为历史，被誉为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奇迹。高校扩招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意义是值得拍手称快的。分析起来，正是因为国家有高校扩招的可行性论证、周密部署
13、、长远规划以及相关的高教园区建设、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调整、大学生助学贷款工程、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规划的推进，我们才得以显现出一幅巨大的高教事业跨越式发展蓝图。这就不禁让人想起郝克明等在30年前的颇具警示性的预见：“单靠四年制、五年制的全日制大学，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于人才的需要，如果全国人口按1%增长，到1990年，在校大学生在每万人口中的比例，也还不及印度的1/2。如果不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就是这个指标也不可能达到”5。 大国必然要办大教育，大教育尤其需要开展对重大教育问题的研究。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2001的中共中央
14、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到2008年8月启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与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已切实感受到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规划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我们也越来越能深刻感受到，国家层面启动、统领一个时期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的重要性。这些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吸收了教育战略研究的成果，颇具前瞻性和引领性，至今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二、 中国教育战略研究的学理路径 何谓教育战略研究？它是对教育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问题的谋划与决策。教育
15、战略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全局性或区域性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决策方案，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分析、调研和论证，从而提出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教育改革的政策选择。这一谋划性的宏观决策研究具有全局性与长远性意义。通过研习郝克明先生的教育战略研究思想，可以窥探出一些标志性的特点及其学术理路。 （一） 多重跨越，战略思维揽全局 一般而言，我们所讲的战略，泛指重大的、全局性的、规律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是一种宏观、全局与统整的研究与决策视野。要对某一重大问题进行战略谋划，需要战略思维。有研究将战略思维定义为“对全局性的、规律性的、长远性的问题做出重大决策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思维方法”6。可见，后者重心在
16、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思维方法，需要跨学科知识、方法，这正是郝教授研究当中所充分体现的除教育学以外的哲学、管理学、战略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思维科学、领导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特点。郝克明先生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首先在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开展研究方面创造了典范（我们简称为“多重跨越”），注重跳出教育领域来加强与决策部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实际工作者和教育理论工作者等的合作。 郝克明先生研究的全局、统整视野渗透于字里行间。可从两个维度来观之，其一，纵向上，贯穿历史、文化；其二，横向上，横跨多学科、多领域等。她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就强调跨越界限，注重方法的交叉融合。
17、注意把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研究，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改革实验结合起来，把现状研究和历史比较、国际比较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深入分析社会发展各种因素与教育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2468。教育问题往往不局限于教育本身，也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所言“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重要”。郝克明先生的研究努力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诚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打破就教育论教育、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模式，注意考察政治、经济、科技、人口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发展的影响”2
18、849。 多重跨越是郝克明先生学术研究思想及其成果的一大显著特色。我想，这也正是其所领衔的教育战略研究之为中国特色战略教育研究之关键所在。她强调，在教育发展战略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从战略的高度，对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进步对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进行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拓宽思路，加快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步伐297。一个报告的完成，往往涉及研究和考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多个领域，常常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工作部门，牵涉到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机构的协同参与；要与各级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紧密合作。我们可举一例：在开展“
19、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时，郝教授领导下的团队从1986年开始，会同100多个单位、600多位专家和研究人员，就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范围涉及机械、电力、冶金、计算机、农业科技、法律、金融、新闻、财会和临床医学10个学科领域，并在机械、电力、农业科技和法律4个学科领域进行了面向实际工作部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实验271。坦白地说，任何一名教育研究者，看到这么一连串部门、学科领域的名称，都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的。此外，就自身学科领域方面来看，郝教授的教育战略研究也涉及诸多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方针、教育分类、教育预测、教育评价等。
20、同时，还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2443。 （二） 实事求是，实证调研取向彰显研究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教育的地域、人口、文化等差异很大，牵涉问题十分庞杂。全国各地的教育问题、经验、特色等的及时发现与总结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要掌握教育一线的实际情况，亲临一线、踏踏实实搞调查便是第一要务。郝克明先生及其领导的科研团队，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与严谨扎实的学风，以专项课题为抓手，以实证调研为基本研究取向，会同各有关部门，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委广泛开展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她的研究自始至终摆
21、事实讲道理，用数据说话，书中还辅以大量的图表分析数据。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当中，为确证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不相适应以及在科类、层次、规模、效益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研材料和统计分析的数据图表。例如，为了说明一个时期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办学小而全、专业与学校重复设置、投资效益不高等弊端，所提供的调研数据一目了然，令人震撼：“1985199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从27.3万人增加到61.9万人，增加了127%；学校数却从404所增加到1 016所，增加了151%。平均每校在校生只有1 700人。其中5 000以上的学校仅有50
22、所，占高等学校数的1%；而1 000人以下的学校有447所，占44%；其中500人以下学校有179所，占17%”252。实际上，这些数据及其相关陈述方式仍然是后来我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呼声的说理依据。再如，2007年5月启动的“中国独生子女与民族竞争力问题研究”课题，更是深入到中西部7省市、300多所中小学开展调查，发放并有效回收了10多万份问卷！这一问卷调查量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而且，尽管研究课题大气宏观，但研究却是从小处着手，深入细致，尤其是问卷题目设计极为考究，精致入微，如“春游时，规定8点集合，但是你迟到了几分钟，你会怎么做？”等问题适应学
23、生心理，密切联系实际，能够很好地掌握独生子女的特点与问题，从而为深化相关改革的决策服务。一句话，我们教育出了什么问题，缺什么营养元素，要补多少钙，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数据来说话，按方配药，掌握火候的。唯有科学的研究才能为科学的决策服务。诚如郝教授在15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努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并注意把调查研究、理论分析和改革实验结合起来，把典型调查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7 （三） 立足国内教育发展需要，放眼国际视野 只有立地的研究才能顶天，只有源于实践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回过头来指导实践。郝克明先生的研究立足国内
24、，脚踩一方沃土，密切关注本土教育的实践。她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人口和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创新的巨大源泉。”2468 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又深刻指出，“在教育发展战略问题上，要从我国现在和相当长时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研究、确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2397。 郝克明先生的研究从国际视野出发，特别强调研究工作的开放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同样有很多东西需要补课，需要向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学习，并借鉴先进的教育经验。以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为例，“我们了解
25、到，许多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对面向实际工作的专家的培养，也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不少国家的研究生学位制度，也打破了只是传统的研究性学位一种模式，有些国家还建了专业性学位。我们还了解到不少国家的实际工作部门对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才的要求并不完全和其学位挂钩。这些做法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76这些写在20多年前的话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耳目一新！要知道，我国的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也是近些年才真正起步发展起来的。 为了拓展和提高战略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水平，郝克明先生还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科研机构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通国际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研究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
26、特点，努力吸收一切先进的教育研究成果和经验，力求在某些研究领域能够站在世界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沿。例如，在进行“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项目时，她十分重视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与各国相关专家、世行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来萃取他人经验，为解决我国终身学习以及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谈及国际视野与交流合作，郝克明先生还出访了多个国家，认真考察、了解这些国家教育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在把握别国教育情况的同时，也积极交流、宣传我国的教育。她倡导翻译的发达国家教育的动向和趋势等系列丛书远近闻名。为分享各国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的经验，积极推进双边、多边教育交流合作，201
27、0年5月，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在上海主办了高规格、高层次的“国际终身学习论坛”。 （四） 研究时效显著，直接为高层决策服务 教育战略研究需要紧扣实际需要，更要以适度超前的意识为教育决策者服务。“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既是综合性的理论研究，也是应用性的实践研究。”2442它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提出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对策，研究结论应能有效服务于教育的宏观决策或政策选择。郝克明先生的诸多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很多研究报告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国家教委等领导的重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要重视发展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职业教育是我国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一系列教育
28、改革檄文在今天看来仍是掷地有声、经久不息的。难能可贵的是，一些研究成果还直接成为国家重要教育决策的依据。如李鹏总理曾在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并要求国家教委和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据悉，像包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国家教委主任、教育部长对其成果的重要批示就有20多条。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我国宏观教育政策研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郝克明先生及其领导的团队还直接参与了中央政府、教育部（国家教委）许多重要政策的调研起草工作，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
29、10年发展规划、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 诚如“宏观教育研究奖”设立的背景与宗旨所揭示的那样：“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重大的教育改革越来越成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加强对教育发展和改革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8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见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将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战略机遇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必将对教育和教育科学的发展提出更高的新要求。郝克明先生在纪念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成果直接关系当前和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关系当代甚至几代人全面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增强研究成果的精品意识、质量意识和创新意识。”2467我们诚挚地祝愿郝克明先生在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绩。 （注：特别感谢陈学飞教授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一手宝贵资料，并为写作框架提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