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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的人格特质与焦虑的关系：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摘要 以418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内外向、神经质）与焦虑的关系，以及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是否独生子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神经质、内外向、成熟的应对方式和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是否独生子女对人格特质（内外向、神经质）、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 分类号 B848 1 问题提出 焦虑（anxiety）是个人预料会有某种不良后果或模糊性威胁将出现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情绪，其特点是紧张、忧
2、虑、烦恼、害怕和恐惧。长期处于高焦虑状态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表现，进而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焦虑是大学生群体中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黎伟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另据辛自强等的研究发现从1993年至2009年间大学生的焦虑水平随着年代的增加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探讨影响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研究较多的课题之一。 人格特质作为个体较为稳定的心理结构，是影响个体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Suls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时更容易产生焦虑，也更可能高估压力事件；Vollrath的研究也表明内向的个体更易受
3、生活压力的影响产生焦虑情绪。应对方式是影响焦虑情绪的另一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一致揭示积极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可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退避）则可能加重个体的焦虑情绪。另外，人格特质对应对方式也有一定的影响，Lazarus的研究表明，具有积极乐观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可能采用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与之相对照，具有悲观消极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可能选择被动消极的应对方式。据以上研究可推测人格特质可能通过两种路径影响个体的焦虑情绪，其一，直接影响个体的焦虑情绪；其二，通过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其焦虑水平。鉴于该领域的国内研较为缺乏，本研究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之间的关系
4、。 此外，在我国，独生子女已占到一定比例，已有研究证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方面存在差异。何蔚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神经质上优于非独生子女。陈川等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多地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消极应对方式。还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焦虑方面的表现要好于非独生子女。这些已有研究仅考察了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这些单一的变量在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平均水平的差异，而对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独生与非独生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则未有研究。 另外，大学阶段的低年级群体还面临环境适应问题，新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冲击，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焦虑问题。因此本研究拟以
5、大一、大二的学生为被试，在已有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关系，同时考察在独生与非独生群体中三者关系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以期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整群选取某高校大一、大二学生作为本研究被试，以班为单位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18份，其中独生子女211名（男191名，女19名），非独生子女207名（男178名，女29名）。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169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141人、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108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56。 2.2 研究工具 2.2.1 爱森克人格测验（EPQ）成人
6、版 本测验由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三个人格维度量表和一个效度量表（L）组成。本测验被广泛用于医学、司法、教育等领域，适合初中及以上年龄的人群测试，已被证明具有较高的效度。已有研究表明内外向和神经质对焦虑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选用内外向和神经质两个分量表，共45个项目，两点计分，在内外向维度的得分越高，表明越外向，在神经质维度的得分越高，则越倾向于神经质。在本研究中内外向和神经质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02，0.851。 2.2.2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肖计划等人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第三版），该问卷被广泛应用已证明具有较高的效度。问卷共有62道题，包括
7、问题解决、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个因子。两点计分，各分量表的因子分等于分量表单项条目分之和除以分量表条目数。这六种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的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属于不成熟的应对方式，而合理化既与成熟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又与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属于混合型的应对方式，本研究选用成熟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的分量表。在本研究中成熟应对方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3。 2.2.3 特质焦虑量表 采用Spieberger等人编制的特质焦虑量表，该量表用于评定个体经常的情绪体验，曾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的效度。共20道题目，其中11项为描述负性情绪条目，
8、9项为描述正性情绪条目。每项进行14级评分，凡正性情绪项目均为反序计分。分数越高，表明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43。 2.3 施测程序与统计方法 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有关数据使用spss13.0与amos16.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的人格特质、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进行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大学生的神经质与成熟的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焦虑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内外向与成熟的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均显著负相关；大学生成熟的应对方式与焦虑显著负相关。 3.2 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大学生人格特质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使
9、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考察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以及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如图2）。内外向、神经质（采用随机法打包的策略分别将相应分量表题目打包成三个题目小组，并由三个题目小组的得分作为其观测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成熟的应对方式（由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的得分做为其观测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焦虑（采用随机法打包的策略将相应量表的题目打包成两个题目小组，并将得分作为其观测变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以极大似然估计考察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结果发现两个模型均拟合良好（见表2）。 具体而言（见图1、图2），大学生的内外向不能预测其焦虑情绪，而是完全通过成熟的应对方
10、式间接影响其焦虑情绪，这表明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大学生的神经质不仅能负向预测焦虑情绪，而且通过成熟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焦虑情绪，这表明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0.51%。 3.3 是否独生的调节作用 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3）显示，非独生、独生大学生的内外向均与焦虑显著负相关，与成熟的应对方式均显著正相关。非独生、独生大学生的神经质与焦虑均显著正相关，与成熟的应对方式均显著负相关。非独生、独生大学生的焦虑与成熟的应对方式均显著负相关。另外结果还表明，与非独生大学生相比，独生大学生的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要更大
11、一些。 为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在大学生人格特质、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的关系上是否起调节作用，我们进一步采用多群组分析以比较在独生大学生组与非独生大学生组中变量关系的不同。使用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焦虑分别与内外向、神经质的人格维度建立两个模型。在两个多组的分析中，分别将一个非限制性的模型（即允许路径系数在独生大学生组和非独生大学生组中自由估计）与一个限制性模型（即限定路径系数在独生大学生组和非独生大学生组中相等）进行比较，根据2和df的显著性来确定模型的接受性。结果（见表4）表明，当限定路径系数在独生与非独生两个样本组中相等后，模型拟合显著变差，即与限定模型相比，非限定性模型指标匹配的更好，因此接下来
12、的内容均采用非限定性模型的路径系数。 大学生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中介作用的多群组比较的结构模型结果（见图1）发现，独生大学生的内外向不能显著预测焦虑，而是完全通过成熟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焦虑情绪；而非独生大学生的内外向不仅能显著预测焦虑情绪，而且还可以通过成熟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焦虑情绪。这表明独生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非独生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9.57%。另外在独生大学生组中，内外向这一外因变量及成熟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可以解释焦虑变量58%的变异量，而在非独生大学生组中可以解释焦虑变量28
13、%的变异量。这表明是否独生对内外向、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即与非独生组相比，独生组模型对焦虑的解释率更高。 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多群组比较的结构模型结果（见图2）表明，对于独生大学生与非独生大学生来说，神经质均可直接预测焦虑，又均可通过成熟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焦虑，这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0.44%、12.34%。另外，在独生大学生组中，神经质这一外因变量和成熟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可以解释焦虑变量78%的变异量，在非独生组中，可以解释焦虑变量63%的变异量，
14、这表明是否独生对神经质、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具体来说与非独生组相比，独生组模型对焦虑的解释率更高。 4 讨论 4.1 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人格特质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对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神经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影响焦虑。具体来说，一方面，大学生在神经质维度得分越高，焦虑水平就越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在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敏感，情绪稳定性较差，常常表现为忧郁、担忧，焦虑，遇到刺激容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并且较难平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神
15、经质维度的得分越低，就越可能会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其焦虑水平就会越低。其原因可能是，在神经质维度得分低的大学生遇到刺激时，情绪反应轻微而缓慢，容易恢复平静，在稳定的情绪状态下，个体才有可能对压力情景和自己的应对能力做出客观积极的判断，这就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而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减轻了他们紧张和不安，降低了焦虑水平。 研究结果还发现，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其内外向和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就是说，性格的内外向并不能直接影响个体的焦虑水平，而是通过成熟的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焦虑水平的。即当一个性格外向的人，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应激事件时，因为他比较积
16、极、乐观，自我评价较高，比内向个体更易做出积极预期和归因，更倾向于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从而解决了问题，减轻了焦虑。这一结果的启示是，无论是对性格内向还是外向个体的焦虑进行干预时，只要引导其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解决了问题，就能减轻其焦虑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4.2 是否独生子女对人格特质、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是否独生子女调节了人格特质、成熟应对方式和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独生大学生的神经质和成熟应对方式对焦虑的解释率高于非独生大学生；这表明当在神经质维度得分越低、在成熟应对方式上的得分越高时，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的焦虑水平更低；独生大学生的内外向和成熟
17、应对方式对焦虑的解释率高于非独生大学生，这表明，当在内外向和成熟应对方式上的得分越高时，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的焦虑水平更低，同时独生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非独生大学生的成熟应对方式则只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往往更加重视子女，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孩子，培养孩子，从而使子女得到了更多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满足，这增强了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和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会积极地面对和解决。据此可推测，即使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神经质、内外向的得分处于同一水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也更可能会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克服困难，从而更大程度上降低焦虑水平。因此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人格特质的积极倾向性、成熟的应对方式这些个体的内在因素和适应性行为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焦虑水平。这一研究结果启示我们今后在对大学生的焦虑问题进行预防和干预时，应该注意独生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的这些差异，才能采取更有效和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5 结论 5.1 大学生的神经质、内外向、成熟的应对方式和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5.2 大学生的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其内外向、神经质与焦虑之间均起中介作用。 5.3 是否独生子女对人格特质、成熟应对方式、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 （责任编校：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