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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汉语学习网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教案（下）第一编宋代文学第一章 绪 论宋代是中国文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十分繁荣；二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发达；三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四是作品的数量惊人。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为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迥异其趣的宋诗；词，在宋代达到了颠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
2、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种，而宋人别集则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0000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为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三、四辈之多。全唐文收录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刚出版不久的
3、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仅68家，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宋代1330多家词人的近2万首词，是唐五代词的50倍。宋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众多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首先，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
4、。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其次，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
5、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
6、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第三，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
7、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第四，宋代的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宋代的思想状况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理学的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尤其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将担负社会政治责任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一起来，他们的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情感强度不
8、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都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士大夫们更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第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演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发展，而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宋代因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以财富笼络官员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享乐
9、的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因此，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之中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士大夫词人们以诗文来表达他们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如欧阳修诗文、词就如同出自两人之手。正是宋人将词看作是用来娱情、宣泄个人隐秘情怀的载体，因此，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而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以各种渠道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社会对词的需求，刺激了词人作词的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与发展。宋代文学，诗词散文仍占重要地
10、位，它继承前代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杰出的作家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而且诗词方面流派多，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戏曲小说虽然没有众多的作品保留下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宋词的成就最高，一向被推作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宋初的词，直接继承五代南唐的余风，词调仍以令曲为主，李煜在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词作进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化。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
11、作新声”（李清照词论），词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一些新的变化。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进一步奠定了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达到高峰。宋诗
12、开始是承绪中、晚唐诗风。白居易体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学晚唐体则多是僧侣隐逸之士。至杨亿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隐，诗风一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真正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黄庭坚和追随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诗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诗坛最突出的人物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宋后期“四灵派”、“江湖派”学习晚唐，多抒发流连山水、田园的情趣。宋诗以意胜，重气骨，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因此后世诗歌出现“尊唐”、“崇宋”两个派别。宋代的散文，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成果而有新的发展。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等人的推进，才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唐宋八大家有六
13、家在北宋，而欧阳修、苏轼的影响更是垂及元明清诸代。宋金时期，在民间说唱、歌舞表演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戏曲，它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杂剧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雏形，金院本表演的故事性增强，戏曲音乐和表演艺术又有新的发展。南宋的戏文，是在南方温州等地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宋金诸宫调是我国说唱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说话艺术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是用口语和比较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第二章 宋词的繁荣、演变和发展一、宋初词人北宋前期将近百年的承平，使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定局。北宋初期，上层文人仍继续晚唐、五代“花间派”或南唐的婉丽词风，但在言情写志、抒发作
14、者主观情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深入，这时期词坛的中心人物是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人。在他们笔下，词的抒情性又有所发展，风格也变得更为雍容秀雅。晏殊词绝大部分内容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的，但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显得温润娴雅、和婉明丽。晏殊非常善于捕捉自然景物敏锐而纤细的感受，并善于抒发由此而产生的深蕴凄婉的感情。这类作品最能反映晏殊词的特色。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词意蕴单薄，感情柔弱，这是最大的不足。但是他的词音律和谐，语言精美，进一步奠定了疏淡清丽、精致柔婉的风格在宋词中地
15、位，也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文人化、典雅化。张先早期所作的词仍袭花间、南唐遗风，大部分作品是描写男女之情的。由于他善于写“影”，时人曾据其三个佳句，誉之为“张三影”。他的词风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前期词作全是小令，后期写了一些长调慢词。对于词体的解放有一定的影响。较早为宋词开辟新意境的，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范仲淹词作不多，今存者仅六首。但因他久任边防，首先把边塞军旅生活写到词里，给词意词风带来了新的内容与新的精神，为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范仲淹词作沉郁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派词的滥觞。欧阳修词数量很多，今存二百多首。世以“晏、欧”并称，可见他也
16、是学南唐、五代的。这与欧阳修对词的认识有关。欧阳修大体上还是将词看作为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他的词在形式上仍多用传统的小令，在内容、风格上多以婉约之笔写柔曼之情，有些作品写得比较香艳甚至放肆，以至于有人将这些艳冶词和其本传中所说的帷薄不修之事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同作者私生活本有浪漫一面、同整个时代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与欧阳修本来就没有将词作为严肃文体看待有关。欧阳修喜用口语入词，这一点和张先多作慢词的尝试，在后来的柳永词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改变词风的两个重要方面。再者，欧阳修在其宦途生涯中几经波折，他常把由此引起的个人身世感慨写入词中，这是当时词人写得较少的题材。另外，他的词歌咏自然风光，抒
17、发人生感慨、豪迈性格与怀古之情，对当时狭隘的词风有所突破，进一步加强了词的抒情功能，使其成为更能表现个性的抒情言志的文体。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晏几道的词有近似其父晏殊的一面，如写妇人不作淫腻之语，写富贵不作猥俗之语。但他也把词作为娱乐的艺术，所以词的题材比较狭窄，不脱“尊前”、“花间”的艳科，不如晏殊词之深刻，少含蓄韵外之
18、意。其长处在于他的词作写得风流妩媚，轻柔自然。虽更逼近花间，但感情却比花间词派真诚深挚，他写恋情时包涵了自身的经历与体验，在凄楚伤感的情调中给读者以较大的感染，思想也较为健康。另外，还善于在词中“多寓以诗人句法”（黄庭坚小山词序）。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里才发生重大变化。柳永对词的发展贡献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晏殊、晏几道、张先等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慢词的发展和词调的丰富。慢词（按：“慢”，本指音乐
19、而言，“盖调长拍缓即古曼声之意也”。见词谱卷11。一般来说字数都比较多）本始于民间，唐代文人偶尔为之。至柳永始大盛。慢词占了其词的十之七八。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乐章集的153曲（曲名同而宫调异者，仍别为一曲）中，仅4调、21个词牌系采自前人，其余大多数是柳永改造旧调、自创新调而成，所增新声又多为长调慢曲。其曲名在教坊曲（有40多曲）、敦煌曲（有16曲）本为小令者，柳永大都衍为长调，如长相思本双调36字，柳永增为双调103字；浪淘沙本双调54字，柳永增为三迭144字。柳永以前无二迭词调，而乐章集中的夜半乐、十二
20、时、戚氏等都是三迭，其中戚氏长达212字。这些慢词，体制加长，篇幅增大，音调更加繁复曲折，句式又富于变化，从而增强了词的容量，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多内涵，开拓了新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第二，柳永还从词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通过采纳市井新声、自度曲及改造旧曲等手段，“变旧声作新声”，极大地扩大了词的影响范围，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市民文艺。也正因为此，柳词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3）。不仅下层民众喜欢柳词，而且上层人物
21、私下也很喜欢。宋仁宗就很喜欢柳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柳词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写歌妓及与歌妓的恋情，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应歌妓之求而作，是为歌妓写心的；二是自抒羁旅行役之苦与离情别绪的。二者有时也相互渗透。此外，还有少数作品专写都市风光的。这些作品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表达了被遗弃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痛苦的心声。可以说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柳词描写都市繁华及上层社会豪华生活是他对词的内容的又一开拓。第三，柳永还对词作了艺术上的革新。柳词一方面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和意象，另一方面，也善于运用
22、口语俚语，大都写得比较直率明白，不以典丽见长，很少掩饰假借之处，这种雅俗结合的语言特点，与别人词不同。柳词还喜欢运用齐梁以来小赋的铺叙和白描手法表现比较复杂的感情和事物，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在词史上，柳永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二、苏轼和豪放词派对词的革新词的彻底革新，实成于苏轼之手。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是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
23、的。苏轼词的最大特点，可以用“以诗为词”来概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词境的开拓。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乏，苏轼革新词体，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使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24、”（胡寅酒边词序）第二，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王士祯：花草蒙拾引黄庭坚语），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苏轼词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象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真正使词成为“诗之苗裔”（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苏轼词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限制，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苏轼词不少作品开始使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一些小序长达数百字，文采斐
25、然，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第三，风格多样化。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既有像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昂扬，又有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劲拔，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的一些恋情词、悼亡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其中，苏轼词与前人最主要的差别、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豪放词派。“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郭麐灵芬馆词话）。苏轼的豪放词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北宋时黄庭坚、晁
26、补之等人就有续作。至南宋则蔚为大国，形成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三、北宋后期的词北宋后期，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他们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此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贺铸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等大晟词人群。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其中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
27、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在苏门文人中，黄庭坚不仅以诗名，词也写的很出色。他的词今存192首，大抵收录于山谷琴趣外篇中。据说黄庭坚早年的词风很像柳永，爱写艳词，有的艳词比柳永写得还露骨。为此，受到了法秀道人的指责。黄庭坚遂尽改前非，把早年的词都烧了。但从现存的词来看，他的词仍有柳永的痕迹。不过，黄庭坚词受苏轼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黄庭坚论诗强调“以俗为雅”，论词也是雅俗并重。一方面承认词是“艳歌小词”，另一方面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从词史流变的角度
28、看，黄庭坚主要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信念。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他的词大多数有题序，表明写作时间、地点和日常情事。这一点给后来南渡词人进一步将词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可加仿效的创作范式。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并不是一个主动投身于政治的人，虽然少怀壮志，决心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但世事艰难，他37岁才中进士，43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便被卷入党争的旋涡而被流放。由于秦观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再加上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所以内心总被悲愁哀怨所缠
29、绕，不能自解。他的诗被人称为“女郎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四），他的词也是泪水涟涟，情调悲苦，“愁”成了他词的最常见主题。如踏莎行郴州旅社：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在伤怀人生命运之外，秦观又写了不少描写男女恋情的词。这虽是一个传统题材，但秦观往往写得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与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如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
30、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秦观词大都写得纤细、轻柔，语言优美、巧妙而平易，善于把哀伤的情绪化为幽丽的境界，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写景、抒情更形象化、生动化，善于捕捉细节，作微妙而细腻地刻画，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来说，秦观对另外两个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的影响。当时另一个著名词人是贺铸。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十分奇特的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他身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但他的词却情思绵邈，“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出生豪门、又娶宗室之女，而颠
31、踬潦倒，一生当不了高官。为人豪爽，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但又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于书无所不读，而且手自校雠，如同寒苦书生。贺铸词和他的个性一样，也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明显地受到词的诗化的影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所谓得力于“骚”，是指他的词长于幽怨，时有牢骚不平之气。因此，贺铸的词有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的，如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
32、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鶡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此词追忆少时豪侠，抒发英雄报国无门的一腔不平之气，声情激越，词调悲凉。北宋表现爱国情感的豪放词作，惟此篇可与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相伯仲。可以说，在宋代词史上，贺铸是第一个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的词人，对南宋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及辛派词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夏敬观说：“细读东山词（按：即贺铸词集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知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
33、亦不知稼轩。”这个见解很精到。但是，贺铸词的主导风格，却是另外一种，那就是较多地继承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路子，以秾丽精致的语言表现男女之情和人生愁绪，并时常把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结合起来。著名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其中“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种意象表现出愁思的广度、密度和长度，化抽象无形的情思为具体可见的形象，构思精妙，堪称绝唱。贺铸也因此得了一个“贺梅子”的雅号。贺铸词长于造语，善于融化古人成句，却如同己出。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周密浩然斋词话）夏敬观也说贺铸词：“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亦恒类晚唐人诗；慢词命辞遣意，多自唐贤
34、诗篇而来，不施破碎藻采，可谓无假脂粉，自然秾丽。”（手批东山词）这是符合贺铸词的实际的。贺铸精通音律，长于度曲，现存东山词中，自度曲有十数调之多。他善于以密集回环的韵位来突出词曲的音乐美。贺铸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影响。他一方面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之气，开启了辛弃疾豪放词的先声；另一方面，语言上又承晚唐温、李密丽的风格特点，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早年有过与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词作上受柳词影响颇深。后期进入宫廷，为朝廷制礼作乐，仍然与歌妓舞女来往甚密，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因此，他的词内容比较狭窄，玉艳珠鲜的艳情和羁旅离愁几乎占了其清
35、真词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周邦彦虽然没有遭受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漂泊流落的辛酸。“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红林檎近），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而“飘零不偶”、羁旅行役之感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漂泊的孤独疲惫和憔悴失意，成了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即使是他在朝中做官，他的心情也一直是压抑苦闷的，词中充满孤独与悲伤，潜在地反映了北宋亡国前夕士大夫悲观失望的心理。周邦彦的词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离愁别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他的成就主要在于融合诸家之长，使词这一体裁更加精致。具体表现在：第一，周邦彦的词极端重视
36、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致化。周邦彦善于创调，广泛采摘“新声”，使之规范化。所创词调，音韵清蔚，与柳永的市井新声有雅俗之殊。周邦彦还是第一个以“四声”入词的大家，填词不仅分平、仄，而且注意分平、上、去、入，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所以，他的词格律十分严谨，读起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地结合，因而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及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邵瑞彭说：“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亦莫细乎周。”（邵瑞彭周词订律序）王国维也说：“读先生（按：即周邦彦）之词，犹觉拗怒之中，自
37、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后世格律派词人都瓣香于周邦彦，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周邦彦极讲究词的章法结构。他在继承柳永词善于铺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柳词的直叙变为曲叙，善于将顺序、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 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将来及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如他的名作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38、。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第三，周邦彦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浑然天成，如同己出，既显博学，又见工巧，深受后人推崇。他还善于炼字，重在骨力，注意在关节眼上下工夫。在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与民间的俚语。而且，无论是用雅语还是俗语，他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王国维说他在这方面“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人间词话）。总之，周邦彦的词虽然在题材与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等方面都
39、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甚至有人将他比作诗中的老杜，称其为奄有众制之长的古今一人。“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着，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陈匪石宋词举）四、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继元祐词人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他们自觉地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且日益贴近社会现实，去表现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
40、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李清照不仅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第一流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散佚，现存漱玉词1卷，为后人所辑录，存词约60首。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见解。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词不仅像诗一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李清照词论），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去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征。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的角度提高了词体的地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
41、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李清照词的主要内容和情感都可以用一个“愁”字来概括，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词的“愁”主要是围绕自己的闺阁生活来写的，写自己与丈夫的离情别绪，有些还能结合写景咏物来表现。如果将李清照前期词分为两半，可以说一半是对丈夫的钟情，另一半则是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对禽鸟花草的眷顾。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人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人生命运的巨变，也引起心境和词境的变化。此时的“愁”，已不是从前的“闲愁”，而是由乡关之思，身世之苦，丧失亲人的悲哀和理想破灭的失望等等交织而成的。因此，这“愁”往往表现得非常沉痛乃至凄厉，有了较深的思想意义，是她内心深处爱国思想的一种隐约而自然的流
42、露。在词的艺术方面，李清照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个性化的抒情和完美的意境。作为一个女性词人，李清照的词在描写心理与情感的活动方面有其特别的长处。她善于选择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表现情感的微妙变化，在起伏回环的语脉中层层破露复杂的心境。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所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情。李清照还善于结合写景咏物，借以抒发美质难久、物是人非的感慨，使词极具个性化的意境和性格。第二是清新朴素而完美的表现手法。李清照善于
43、把新鲜的口语和华美的词藻统一起来，雅语和俗语兼用，使词中的语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气息。她的词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亦多融化无迹，近于自然，这是非有很深的语言素养不能办到的。李清照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兴、比喻、拟人、夸张、用典、叠字，但又运用得非常自然而不见锤炼工夫，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刘熙载艺概卷4）的最佳效果。再加上李清照善于掌握声调韵律错综变化的节奏，以适应思想感情的起伏抑扬，词作声调和谐，富于音乐美，使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
44、自我的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宋室南渡，一批词人身经丧乱之苦，出于对国事的关心，他们抒写重大的题材，词风慷慨激昂，成为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重要作家，其中以张元干成就最为突出。张元干在南渡之前，生活上十分疏狂放荡，时常是“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青），创作上则模仿“花间”，内容不出酒畔花前，词风绮艳轻狭。靖康之难，他曾投身于抗金战争，在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更亲身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耻辱，也更加痛恨投降派的妥协误国。因此，他改变了早年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词风，而以豪放的格调、跌宕腾挪的笔势来抒发他慷慨报
45、国之志，并表达对神州陆沉、权奸误国的愤慨之情。“元干喜作长短句，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曾噩芦川词序）这类作品内容、风格的代表作有兰陵王卷珠箔、石州慢雨急云飞、满江红 春水迷天、水调歌头举手钓鼋客、贺新郎寄力伯纪丞相、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张元干的一些词写的虽是个人生活遭遇，但抒发的是爱国情怀，这种借身世之感来表现爱国精神的手法对后来的陆游、辛弃疾也是一种开启。他善于采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意，把它们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与眼前的景物风光相间交错，构成一种纵横的空间感与历史感；又很擅长于把心中低沉悲伤的情绪与激昂高亢的热情错综交织，形成脉络的起伏流动。在他的词中，这种情绪起伏
46、变化、视境变换流动的作品屡见不鲜，读者由此可以深切地体验作者在当时处境下的复杂心情。五、辛弃疾和辛派词人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向高峰。辛弃疾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浑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而且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革新日益鲜明突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成为许多词人的选择，词体因此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词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词体
47、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最终确立。与此同时，以姜夔为代表的包括众多作家的另一派骚雅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在词坛上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纵观辛弃疾的一生，可知他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首先是一个中原起义的豪杰，一个力主抗金的名臣，一个有才略有建树的地方官，一个凛然有节概的爱国志士。但“入仕五十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基本上是在无所遇合、无所作为的处境中度过了一生。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弘扬苏轼的传统，将词作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将自己终生的追求、探索、苦闷、愤慨发抒于词中，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从而在词
48、史上成为划时代的作家。最能体现辛弃疾词特色的是他大量创作的抒写爱国志士渴望为祖国战斗的英雄之词。最能体现这种英雄特色的是那些抚时感事、情辞慷慨的爱国篇章。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业绩，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那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如“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而对于那些偏安江左、庸俗圆滑、文恬武嬉、无所作为的媾和、投降派，辛弃疾进行了尖辣的嘲讽与抨击。他嘲讽偏安的南宋小王朝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指责文臣武将是“江左沉酣求名者” （贺新郎），将投降派或喻之为“水底鸣蛙”、“枝上蝉噪”（江神子），或比作“冻芋旁堆秋瓞”（念奴娇），是一群在国难当头时“蓄缩”不前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