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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文学研究前沿扫描刘扬忠 马银琴 陈才智 王达敏古代文学研究前沿扫描1、历史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以历史文化的眼光观照文学，在历史文化的宏阔视野下研究古代文学问题，是2005年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古代政教一体化的文化环境中，在文人作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而发挥作用时，无论是诗歌还是辞赋，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各体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生活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田耕滋的屈原被疏原因探幽着重讨论了屈原被楚怀王所疏的原因，这就是他“属贞臣而日娭”的改革思想与楚王的权力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上官大夫的谗言是对这一矛盾的利用，而怀王十五年，燕王哙让国于子之而引起的国内战争、齐国破
2、燕、王哙被杀事件，则是上官谗言得逞的历史背景。曾祥旭在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中指出,西汉乐府署的设立是汉王朝“以经为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在于郊祀，但乐府的发展背离了经学家原定的设想，“以俗为雅”导致了朝野世俗享乐文化的弥漫，哀帝罢乐府则是对这种事实的反动，由此也反映出西汉末年经学思想的日渐巩固。由于诗、词、散曲、戏曲等文学样式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当人们在文化的视野下观照文学问题时，音乐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赵敏俐在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作为汉代歌诗艺术主体的通俗的乐府歌诗，从本质上看是诗乐舞合在一起的表演艺术。在这种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过
3、程中，音乐歌舞表演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诗歌语言服从于音乐歌舞表演。因此，要研究汉乐府歌诗的语言艺术成就，就必须从汉乐府歌诗的表演方式入手进行。崔炼农的乐府诗集“本辞”考通过考证乐府诗集所收乐奏辞和“本辞”的文献来源，揭示了歌辞记录多种文本共存的实际情况。作者指出，乐府诗集所录乐奏辞具有曾经入乐的明显痕迹，“本辞”则是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二者的分判本是歌辞文本记录的传统，是配乐歌辞历史发展脉络的片断显现，乐府诗集对二者的收录具有深厚的古代音乐文化背景和文献资料基础。近代社会是一个经学昌盛、名家辈出的时代。刘再华的近代经学与文学以跨学科的宽阔视野，寻绎近代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结，从一个特定的侧面
4、描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该书第一次梳理了近代经学各派的文论及其演变轨迹；具体论述了近代文学各体文论与经学的联结；既探讨了经学对文学的制约，也考察了文学的经学内涵；揭示了经学在文学转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是第一部从小报角度综合考察近代上海文化与文学的著作。作者认为，小报是近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是近现代市民文化变迁的典型文本。在小报里，上海以名人为意象符号，是一个充斥着流言、摩登、物质、欲望的都市空间。小报文学是新旧调和的市民大众文学，其中，小报小说以连载性、时尚性和性爱主题等为特点，是市井众生的浮世绘；小报散文
5、继承古代笔记小品的传统，是以报章文体为基础、经玩世的洋场才子调适而成的游戏文字。2、文艺学深入渗透的文学研究随着学术研究工作朝着科学化、理性化方向的发展，文艺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诗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该书以“诗”与“文化空间”的双向建构为线索考察了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及其观念的演变。作者首先批评了认为诗是人之独特个体精神、个体情感的形象表达的“个体表达”诗学观。因为“个体表达”如果要保持其真正的“个体”内涵，必须首先打开诗的“群体性”内涵，即将诗放在一个“文化空间”中来解读，只
6、有在这个意义上，诗的內涵、价值才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指出，从西周至春秋是“制礼作乐”的时代，在此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中，“诗”以人神、君臣、同侪之间的沟通和确认身份的方式巩固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春秋战国之际，从西周以来的“制礼作乐”全面向“礼崩乐坏”转换。在此转换中，士人思想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将文化从国家机器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纯粹的话语系统，从而完成了从物质存在到精神存在的话语转换。在西周的文化语境中，诗歌作为人神关系中的言说方式实际上负载着强化既定社会秩序、使贵族等级制度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使命；而对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士人来说，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而不是强化已有的社会秋序。作者的论述揭
7、示了上古诗学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于进一步探索上古诗学观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经过鲁迅的进一步阐说，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对汉魏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汪祚民在文学独立自觉的理论风标汉代辞赋品评透视中提出，汉代的辞赋品评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作家个体美文创作的文学评论。因为政教价值观主宰文学批评的局面已被打破，审美愉悦价值正式得到承认；赋家品评定位中的唯美倾向和辞宗赋首的推出，搁置了政教批评坚守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旧准则，确立了文学自身新的审美范型和新的传统；对创作主体的情感、个性、才情以及审美把握世界
8、的心灵妙奥的关注等，都是文学观念向着文学本体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而上述种种，都标志着文学的独立自觉。文艺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渗透还表现在文体讨论的深入上。程章灿的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对墓志文体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而历来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文章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提出，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文体，应在晋宋之际出现于江左。在各种文体研究中，辞赋是2005年的一个热点，仅被收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中的赋学著作就有3
9、种：程章灿的赋学论丛、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总论。程章灿的赋学论丛是其20年间14篇赋学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两辑：第一辑关注赋学文献及其赋史意义；第二辑则是关于赋史专门问题的研究。其中两篇以绝句的形式专论先秦两汉赋（论赋绝句五十首）和唐宋两代赋（后论赋绝句五十首），是作者对论诗绝句、论词绝句、论书绝句乃至论画绝句这一传统批评形式的继承和创新。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试图通过文化的视角全面阐释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自2002年到2004年近3年间，作者陆续撰写了相关论文18篇，汇成此集，约有4类：一是有关汉赋与文化的研究；二是有关赋与诗的交叉研究；三是有关赋体文
10、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四是有关律赋与科举的研究。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总论延续了其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赋论：汉魏六朝篇”的写法和形式，呈现了她历年来对整个中国辞赋史的思考，就辞赋史上赋作与赋论中若干重要问题，做出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考辩，考察了中国辞赋的创作源流（包括在域外的流衍），阐明了各阶段赋学重要理论的意义。3、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文学研究在考古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出土文献和文物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彰显。出土文献和文物在各种文体、各个时段文学的研究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如马银琴的上博简诗论与诗序诗说异同比较兼论诗序与诗论的渊源关系，着重讨论了诗论与诗序说诗的异同关系，
11、认为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结果，诗论则反映了乐教与乐语之教的融合；在以诗序为代表的先秦诗学向汉代诗经学发展传承的过程中，作为中介环节的诗论表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廖群的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通过对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的分析，指出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而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1957年四川天迥山汉代崖墓出土的著名陶俑以及在此前后四川其他地方出土的陶俑，一直被学界以“说唱俑”称之。于天池就此连续发表了是“说唱俑”还是“俳优俑”？汉代崖墓“说唱俑”考辨、两汉俳
12、优解两篇文章，前者着重在于正名，认为根据汉代文献尚未有“说唱”一词，汉代也没有说唱伎艺，说唱伎艺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商业娱乐形式，再结合汉代社会的俳优现象以及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等实物，这些俑应该称之为俳优俑才更确切，更客观。后文则从出土的排优俑和汉画像砖入手，对汉代俳优的特点、人员构成、表演伎艺进行了讨论，认为汉代俳优既是先秦古优的继体，又与先秦古优有所区别，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人员构成的非侏儒化，将调笑、歌舞、杂技汇为一体的演出特点，对于中国古代说唱艺术和戏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胡淑芳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通过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认为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
13、此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踪凡的两汉故事赋的表现题材及文学成就，则由尹湾汉简出土的神乌赋入手，讨论了两汉故事赋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认为这些反映世俗民众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的故事赋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在俗文学的演进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胡可先的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着重讨论了出土文献尤其是碑刻和墓志资料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是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是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这个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扬之水的古诗
14、文名物新证。收入此书中的26题，时代从秦汉到明清，都是从名物研究入手，广泛而深入地考订叙述古代文人士大夫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场景、生活习俗、生活情趣的源流发展史。此书研究的对象广泛，涉及古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抉微钩沉，用可以落到实处的细节烛照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历史上的冥盲晦昧之处，在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中，达到宏观历史叙事所不能企及的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作者所创用的“三证归一”和“定名相知”的方法，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会产生启示和引导作用。4、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研究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相对于前两年来说比重虽有所减少，但单纯以数量计算，仍是古
15、代文学研究成果中的一个大类。例如，在唐代文学方面，廖明君的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借鉴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神话学等理论，全面而系统地展开对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和梳理，不仅以敏锐的学术体悟和饱满的诗意激情，抓住唐代著名“鬼才”诗人李贺对人类生命之功名、享乐、苦难、爱情、战争、历史、死亡、永恒等种种问题的追问这一关键，揭示出李贺诗歌内在的哲学意蕴和精神实质乃在于生命哲学的诗化，而且指出李贺以东方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诗性智慧，运用极富艺术魅力的诗文，围绕人、鬼、仙3种生命不同的状态，通过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尘世、鬼蜮、天国的建构来完成特定的时空转换，试图破译出李贺诗歌
16、的生命奥秘与文化内蕴之所在。在宋代文学方面，马东瑶的苏门六君子研究采用还原历史、追索过程、解读原因的基本方法，把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人集团“苏门六君子”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从解读这一称谓的道德评价因素入手，考述称谓的来历，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分析这一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钱鸿瑛的梦窗词研究对南宋后期重要的词人、婉约派词的殿军人物吴文英的生平和词作及词学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还对历来梦窗词研究作了综述，既是一本研究梦窗词的学术专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梦窗词研究史著作。各种文学流派的涌现，是唐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例如，在唐代文学流派研究方面，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
17、平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详细论述了唐代白话诗人及众多诗僧们的白话诗文学作品。陈才智的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综合考虑张祜与元稹、白居易的交往以及张祜个人的诗歌创作认为，张祜与元白诗派有离有合。就交往而言，离多于合。就诗歌创作而言，尽管可自成一家，但在浮艳与讽谏之篇并存、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颇具元白新乐府精神、诗作中不乏浅近流丽的律绝（晚年尤多）这三点上，与元白诗派的合多于离。唐末诗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又称主客图、唐诗主客图）将施肩吾列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及门弟子，陈才智的为什么施肩吾能够及白派之门分析说，从创作上看，施肩吾及白派之门有3个理由：一是内容艳丽；二是风格浅切；三是乐府诗创作上具有新乐府精神。另
18、外，施肩吾与白派及门弟子徐凝的同乡挚友关系，也是其及白派之门不可忽视的因素。“江西诗派”是宋代文学中影响最大的诗派，也是历来宋诗研究的热点。今年有两部相关专著：伍晓曼的江西宗派研究和韦海英的江西诗派诸家考论。前者意在溯源，作者从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入手，把研究重点放在宗派图中的25位诗人，加上吕本中，共26人。作者对吕氏的宗派图成书时间、“宗派”之“宗”黄庭坚及的宗派图所列诗人都一一作了考察，揭示了“江西派”由盛到衰的深层原因，勾画出南宋诗歌的发展路径。后者在梳理了大量文学史料的基础上，选择潘大临、谢逸等11家，对其生平交游、诗歌创作进行编年式考察，同时对徐俯、王直方等人的诗歌理论观点也作了探讨
19、，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江西诗派的研究。5、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近年來，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傅璇琮、蒋寅担任总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是由众多专家学者历时4年合作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属近年来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重头戏。这7卷分別为赵敏俐、谭家健主编的先秦两汉卷、刘跃进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卷、蒋寅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和清代卷、刘扬忠主编的宋代卷、张晶主编的辽金元卷、郭英德主编的明代卷。这7部著作，其结构上编为文学的基本内容，纵向描述各个时段文学的整体风貌、文学史运动、文学风尚的嬗变、文学体裁的盛衰，揭示文学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中编为各段文学与社会文化，
20、针对各种社会文化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描述文学生长的背景，横向展开文学与不同学科的比较；下编为文学的基本文献，总结传世的文学文献，对各类文学典籍的存佚、收藏及整理情况加以总结性的评述。这种文学、文化学、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展现了一幅立体交叉的中国文学全景。它们不仅反映了20世纪的学术积累和认识深度，体现了当代学者对学科的认识及对学术史的估量，而且在创作思路、表现方法以及知识积累、学科建设等各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最新成就。杨镰的元代文学编年史是第一部以编年为基础的元代文学史著。元代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仅见的最具广泛性与代表性的群体。元代文学编年史以年代为经、文学家的活动（文学现象）为纬，
21、力图关照到文学活动的完整过程与文学家，力图将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纲鉴易知录体，与当代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它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以编年方式将元代文学的不同体裁、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纳入一个总体的观照之中。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与历史进程的相互影响，是该书论述的重点。弄清文学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对不同文体结合部位的辨认，找出推动（或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是其立论基础。该著对元代全部文学现象所作综合分析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学史的全貌，意义至关重大。在人们把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来要求时，对学术史本身的关注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经学领域，刘毓庆、郭万金的战
22、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提出，战国学术中心有4次大转移：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其学术以杂学著称，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实即鲁之次室，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郭延礼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在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况时有3个独特之处：一是在体例上历史叙述和专题叙述并重。在历史叙述方面，作者将20
23、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开创期、拓展期和繁盛期，而将重点放在已有定论、歧义较少的开创期和拓展期，对于繁盛期的成果则一笔带过；在专题叙述方面，作者列出桐城派、林纾、刘鹗、谴责小说、梁启超、鸳鸯蝴蝶派、王国维等专题，比较深入地叙述了它们的研究发展。这种点面结合的叙述比较全面地显示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二是在材料的发掘上有独特的贡献。作者对海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发掘，尤为珍贵。这不仅为研究者开设了一扇了解海外近代文学研究的窗口，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的进一步交流。三是显示了作者独到的史识。如，作者在论述桐城派时指出，严复和林纾就其文学创作的总体倾向来看，他们都不是桐城
24、派作家，而且他们二人谁也没有承认过自己是桐城派。 6、文献资料建设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项目，2005年以古籍整理为基础的文献资料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曹道衡、刘跃进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针对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讹误较多、真伪难辨的问题，把先秦两汉典籍、前人整理的先秦两汉文学选本、总集以及石刻简帛文献等均列入考察范围，从史料的作者、时代、篇名、篇数等方面入手，对史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能够帮助研究者更为科学有效地利用相关文献，从而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高质量的读书目录，对于基本文献资料建设工作还很欠缺的先秦两汉文学领域而言，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兆琦
25、主编的史记笺证对史记原文重新标点、考证、校勘，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文字讹误和标点失当做了校正。在依据、尊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近百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对传统解释中的不当之处做出辨证，对过去解释模糊不清之处提出了有见地的新说。注重运用近一百余年在中国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为史记做注释，以考订、验证史记原文所叙述的史实。收集、引证了古今人物对史记及其所涉人、事的评论，使注释更坚实、更鲜活。该书在资料、观点、研究、注释、集评规模等方面均超出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唐宋文学方面，程国斌的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分总论、作家作品论，附录20世纪隋唐五代小说研究专著、论文索引。所收录的小说自隋唐
26、至五代，所收集的资料皆从历代正史笔记、书目文献等典籍中爬梳整理而成。分类编排恰当，校勘文字精审。王安石文集卷帙浩大，传世的有70余卷，涉及文史哲，典实繁博，编年笺注难度很大。李之亮的王荆公文集笺注除“四库本”正集外，还搜集了散见于他本及有关志乘、史传中散佚文5卷，是王荆公文集首次出版完整的笺注本。林葆恒辑、张璋整理词综补遗网罗光绪、宣统以来词家，共得作者4800余人，词作8000余首，大部分作者均附有小传，是一部大型的词作选集，极具资料文献价值。该书与叶恭绰全清词钞相较，重者仅十之一二，众多词人词作赖是书以存，可供整理晚清及现代词集征引之用，为近现代词史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明清诗文研究近年渐受
27、重视，研究力量的投入较以往为多，文学文献和史料的整理工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2005年 的3项成果，堪称是明清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首先是武汉大学吴志达、陈文新等主编的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包含明文学部两卷、清文学部3卷，共5个分卷，计1200万字。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体例完善，采集资料广泛，对相关研究领域作了全面拓展。全卷编纂始于1994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用十年之功，才告完成。它的出版，为明清文学史、批评史、传世典籍的研究和教育提供了便利，相信必将对上述学术领域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周维德编校的全明诗话也是古代文学批评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共收录明代诗话91种，底本多为孤本、善本、足本，从数量上说虽有不足，但使一大批传本甚尠的明代诗话通行于世，沾溉学界不浅。蒋寅在昔年所编清代诗学著作简目的基础上撰成清诗话考，将清代诗学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清理。上编“见存书目”著录传世清诗话九百余种，“待访书目”著录亡佚待访清诗话五百余种，搜罗颇为详备；下编“清诗话经眼录”为所寓目的四百六十多种清诗话撰写了提要，对作者生平、全书内容、理论源流、版本、流传诸项详事考释，不仅资料丰富，也融入了作者的一些独到见解和考证成果。（刘扬忠 马银琴 陈才智 王达敏)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本网发布时间：2006-5-17 15: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