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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 朱浒 英文标题From Relief Affairs to Western Affairs: The Rise of Gentry-Merchants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n the Western-Style Enterprises 中文摘要本文围绕着对洋务企业中一个活跃群体即江南绅商崛起过程的细致分析，对学界此前观察中国近代绅商阶层的起源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兴起进程的视角和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历史事件决非是仅仅构成宏大叙事的重大事件，而是都包含着由冲击与回应、传统与近代、内因与外因、整体性与地
2、方性等一系列二元关系发生复杂的交织和互动而形成的实践逻辑，也只有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样的实践逻辑。 关 键 词洋务运动/江南绅商/赈灾事业 作者简介朱浒(1972-)，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众所周知，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到以“求富”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建设阶段后，中国社会中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的有产者阶层。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出现，学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将其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敏先生对此提出了反思，认为这个阶层尚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更宜将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即近代绅商阶层。这个意见后来在学界
3、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所以近数年来提及这一阶层时，已很少有人呼之为“资产阶级”而多称“绅商”之名了。不过，有关这个阶层的来源，学界基本上始终沿用张国辉先生多年前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的名义下所作的表述，即这个阶层主要是以创办人、投资人或经理人身份加入洋务企业建设的三类人物转化而来，那就是洋务派官僚、买办(亦被称为新式商人)和旧式商人的上层(或称一部分地主和商人)。关于官僚和买办群体的类型划分和转化状况，以往研究已作出了颇为明确和合理的论述。至于第三类人物，迄今为止仍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这是因为，不仅第三类人物的具体来源和转化情况从未得到清楚地说明，而且从未有人解释第三类人物在洋务企业中究竟起
4、到怎样的作用，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与另外两个群体形成鼎足之势的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诸如“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或“近代绅商阶层的兴起”等问题业已乏人问津，那么现在研究第三类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正是因为第三类人物身上蕴含了以往从未得到注意的复杂脉络，才使我们有可能更完整地把握近代绅商阶层的兴起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启动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实践进程，进而还有助于对学界此前看待这些进程的视角与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反思。一、民用洋务企业建设从江南启动的要求及其难局在第三类人物身上，一个极为明显的地域性背景遭到了长期忽视，那就是江南绅商在其中占据了压倒优势。其实，张国辉先生本人已在无意中给出了一个显著的证
5、明。在张先生的论述中，总共有八个人物被列举为这类人物的代表，他们是经元善、朱其昂、李金镛、李培松、谢家福、蔡鸿仪、郁熙绳和王炽。我们之所以说张先生提供了一个无意的证明，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就承认，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只对朱其昂和经元善的情况稍有了解，至于其他六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则付诸阙如。张先生列举的这些人物是否都能够被当作这个群体的主要代表的问题，暂且另当别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作为云南铜矿投资人之一的王炽籍隶云南外，而包括朱其昂和经元善在内的其他七人，可以说都与江南绅商社会有着极深的渊源(后文对此再加说明)。那么，这种情况反映了怎样的意味呢？随着这个问题的出现，另外一个被学界长期忽视的
6、情况也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的空间背景。以往研究早已证明，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在中国的出现，是1840年后西方经济入侵和移植的结果。而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就表明，西方当然试图全方位地打开中国经济的大门。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起初，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的落脚点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及相邻的香港一带，且仅仅集中在航运和船舶修造等少许行业上。可是，刚刚进入19世纪50年代，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活动的重心就转到了上海。并且，就行业种类和经营规模的总体而言，除了在产地和运输等问题上受到很大限制的出口加工工业外，到七八十年代，上海不但远远超过40年代的广州和
7、香港，甚至达到了为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的总和都不及的程度。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动力，显然与此一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发生了从广州到上海的转移有着密切关联。而这种转移当然不是西方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它们在鸦片战争后本来期望的是五口通商，可是直到50年代末，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加九个口岸后，中外贸易集中在上海的局面依然如故，到60年代结束，上海一处即占当时中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对此，汪敬虞先生认为，这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力量同时扩张到新开的各个口岸”。那又为何是上海一家独大呢？在此显然不能忘记，近代上海的成
8、长有着不容低估的“江南因素”，而江南又是传统时期国内市场的中心之所在。因此可以说，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活动的目的固然是要打开整个中国的市场，并为此铺开了漫长的战线，然而它毕竟不能摆脱中国传统市场结构所给定的条件，这才出现了向上海集中的倾向。既然连西方的冲击都不能不受到中国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发生当然也不可能建立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之上，这就注定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最发达的江南，必然会在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对此，李伯重先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他在深入研究了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后指出：“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
9、表现，从而使得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然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进展远为顺利”(11)。虽然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种从直观出发的推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提醒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发生机制，绝对不能抛弃江南提供的这条地方性线索。正如以往权威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洋务运动中从国家层面出发、自上而下地进行近代工业建设的活动，既是中国本土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和接受新生产力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12)。不过，这种新生产力得
10、到落实的过程，并不始于首先着手的洋务军事工业。这是因为，尽管以往学界在这部分工业有没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上尚有争论，但都承认这种沿袭着传统官营形式的工业的“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的目的”、“产品更不是社会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即“还不是商品生产”(13)。就此而言，洋务军事工业既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脱节，其所引进的微弱的新生产力也没有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进入民用洋务工业建设阶段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前述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的空间背景，可以说民用洋务企业建设从江南的启动及其对江南绅商社会的首先借重，都有着某种必然性。对此，李鸿章在创建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即轮船招
11、商局时的抉择可谓一个明证。同治十一年(1872)初，李鸿章开始实际操作轮船招商事宜，当时曾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进行筹议(14)。而在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病故，李鸿章成为新式轮运事业的实际主持者之后，他所借重的对象立即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转而声称“此事应由上海办起”，而且在明知“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的情况下(15)，最终还是选择出身上海沙船世家的朱其昂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并出任该局总办。显然，李鸿章之所以作出这种抉择，不可能不怀有在江南经济基础上为洋务企业建设直接获取社会资源的意图。不幸的是，这种试图把江南传统经济与近代工业化直接进行嫁接的努力并不成功。而
12、与朱其昂同时期加入洋务企业建设的一批江南绅商也没有抓住这次本可以率先展露头角的时机，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资金和人事两个方面皆无多少成效。就资金而言，他们在江南社会中进行的招股活动始终不见起色。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资本中，除朱其昂“自以身家作抵”外，仅有同样来自上海沙船世家的郁熙绳投资了1万两，而更多的沙船商对于投资招商局的态度是“群起诧异，互相阻挠”，其激烈“竟至势同水火”(16)。其他本地商人也是态度非常迟疑，入股很不踊跃(17)。在人事方面，首先的困难是连朱其昂都未能从江南商人社会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情况是，江南著名豪商胡光墉(即胡雪岩)曾在朱其昂邀请下参与了筹划成立招商局的事务
13、(18)，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托词“不肯入局”，致使该局领导机构迟迟不能建立(19)。其次的困难则来自于朱其昂本人。虽说他是“从旧式商人中游离出来具有新兴倾向的人物”(20)，但是正如刘坤一指责的那样，朱其昂“既于外洋情形不熟，又于贸易未谙，买船贵而运货少，用人滥用靡费多，遂致亏折”(21)。这就难怪在他主持局务期间，轮船招商局在经营业务上屡遭挫折，且仅有轮船4只，总吨位2319吨，开辟航线两条(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以前，江南商人群体在轮船招商局之外创办近代工业的活动亦乏善可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样的活动仅有5起。其中有4起还在尝试阶段就止步了，它们是：1868年，旧式沙船商
14、人赵立诚曾禀请承办轮船运输；同年，两淮盐商、浙人何至华在镇江尝试过买地采煤；1873年，上海商人魏镛等人拟在上元、句容等地勘探采掘煤矿；其后不久，江宁商人王浩生亦曾禀请开发此两处煤矿(23)。至于这一时期江南商人成功创办近代工业的唯一例子，是朱其昂于1878年在天津紫竹林开设的、规模不大的近代面粉厂即贻来牟机器磨坊(24)。然而，大约在开业后不久，朱其昂就病故了(25)。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绅商集体乏力的情况下，从60年代起就在上海商业社会中相当活跃的另一个群体才得以进入洋务企业建设的中心舞台，那就是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广东买办。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买办商人是当时最熟悉新生产力的中国人士
15、，并且最早拥有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的知识和资本(26)。而由于较早接触西方而得风气之先，广东人不仅首先显示出胜任买办的能力，也是崛起最早、最具实力的买办群体(27)。于是，在轮船招商局开业半年后不得不进行的改组中，朱其昂辞去总办职务，由唐廷枢接任总办。从此之后的约十年时间中，招商局的经营主要控制在唐廷枢和徐润手里(28)。有关唐、徐两人的个人情况已经无须再加说明，这里只需指出，他们入主招商局后不久便扭转了此前的局面：除在接手后的一年时间里便新招股本40余万两外，还从1874年起使该局船舶拥有量年年稳定增长，到1877年已拥有各种船只29艘，总吨位达3万多吨，该年度的总收入亦达154万多两，此外还
16、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甚至还有远洋航线(29)。以经营招商局的业绩为起点，在1880年以前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广东买办是最被大力借重的绅商群体。这一时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民用洋务企业共有3座煤矿和1家纺织厂。在3座煤矿即1877年的安徽池州煤矿、1878年的直隶开平煤矿和1879年的湖北荆门煤矿中(30)，池州煤矿的主要经营者杨德同样是一位广东买办(31)，规模最大的开平煤矿则由唐廷枢一手经理(32)。至于当时唯一一家纺织厂即上海机器织布局，虽然其具体创办人彭汝琮并非广东人士，然而他的禀请之所以会被李鸿章批准，与他提出由时为太古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充任该局会办有很大关系(33)。这里应该指出
17、的是，此时的郑观应实际上并未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发生直接联系，也没有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或者其他洋务企业中起过实际作用。而他后来真正在洋务企业建设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主要也不是因为广东买办的背景，反而更多地与江南绅商社会有关。对此，后文将再加说明。然而，广东买办在洋务企业的初步发展中所起到的引人注目的作用，并未从根本上促进洋务企业建设的社会化和本土化进程。也就是说，他们既不足以使新生产力在更深入和广泛的社会层面中被接受，也没有使中国实现传统经济与近代工业化的衔接。众所周知，相对于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广东买办其实更多地属于西方的附庸。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虽然在中外贸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
18、位，但是这种地位根本不能在其原籍即广东得到维持。这是因为，通过西方列强巩固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各国洋行纷纷在新辟口岸设立新的分支机构，随之“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着外商到各口岸去”(34)。前已述及，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从19世纪50年代起便集中在江南一带，中外贸易的中心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因此，大批广东买办在江南的出现，完全是其紧紧跟随西方步调而行动的结果。更糟糕的是，恰恰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江南社会中，广东买办遭到了非常明显的排斥态度，特别是他们主要因参与洋务企业建设而使其社会地位急剧上升之后，这种态度更为强烈。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频繁出现的嘲讽商人的“竹枝词”，其
19、实主要就是针对广东买办而发(35)。而1873年底发生在上海的名伶杨月楼偷情案，更是成为江南社会宣泄对广东买办敌对情绪的突破口(36)。一位署名“赴粤宦客”的人士甚至在申报上发表了以“香山既多寡廉鲜耻之人”为主题的激烈人身攻击(37)。尽管此人身份不明，但是与当时社会情势联系起来，仍可认为这里体现的是江南社会的基本立场。反过来说，寓沪广东人士同样没有忽视强化自身的地方认同。对此，1872年唐廷枢与徐润等人在上海设立广肇公所的举动是最好的证明(38)。另外，针对申报上不断表达江南社会的对立情绪，广东买办于1874年以“从前申报持论有不允当处，恐将来有偏袒不公”为由，创办了一份汇报(39)，并且与
20、申报每每在与广东买办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40)。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廷枢等广东买办为其经营的洋务企业招商时所面临的困境了。具体地说，就是他们虽然在招股方面颇有进展，但是这些股本基本上只能依靠他们自身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其他买办商人的投资。例如，唐廷枢和徐润在接手轮船招商局后招到的首期股本中，徐润一人即入股24万两，唐廷枢则不少于8万两(41)。另外唐廷枢本人还承认，在其他许多投资者中，“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者，廷枢亦大半相识”(42)。与此同时，徐润也“设法招徕各亲友”投入了大量股份(43)。张国辉先生的分析表明，即使不能把凡与唐、徐交往的商人都看作买办
21、，但以他们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在招商局这时的资本构成中无疑占据了压倒地位(44)。在开平煤矿的招股活动中，情况亦复相同。在1880年前招到的20余万两资本中，主要投资者仍然是唐廷枢和徐润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港粤殷商”(45)。与此相对应的是，江南社会中根本没有多少兴趣加入广东买办进行的洋务企业建设。对此，湖州丝商兼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早在60年代，陈竹坪就已是上海“最有实力最富有的人之一”(46)。在1862到1863两年间，他仅在各洋行轮运业的投资即达21万5000两之多(47)。连当时琼记洋行经理人都表示：“陈竹坪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48)。但是，
22、当招商局于1877年购并旗昌公司时，拥有大量旗昌股份的陈竹坪宁愿撤股，也不愿意投资招商局(49)。由此可见，广东买办主导下的洋务企业建设，仍然在推进社会化和本土化进程上面临着严重的发展瓶颈。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于这种发展瓶颈，这一时期主要以官员背景而进入洋务企业的经营群体同样无能为力。在这方面，盛宣怀的情况首先提供了一个证明。由于此时在资历和能力上都有欠缺，盛宣怀继1873年争当招商局总办职位未果之后，又在自己从1875年开始独立主持的首家洋务企业即总办湖北煤铁开采总局中表现不利，数年之间成效甚微，致使李鸿章后来给予了“实属办理荒谬”的严厉训斥(50)。另一个显著证明则出现在上海机器织布局
23、中。在该局筹建过程中，李鸿章最初委派的人选皆为官宦人员，却无一堪当大任。1876年，李鸿章开始筹划织布局之议，派遣湘中世家出身的幕僚魏纶先前往上海试办，而此人在江南商业社会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因此很快销声匿迹(51)。1878年，李鸿章又允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创办织布局，结果此人随后一年多时间中的举措毫无章法，很快使整个局面残破不堪(52)。1879年秋，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和两个官宦子弟吴仲耆、龚寿图主管局务，但他们接手后依然是一筹莫展(53)。二、打破瓶颈的契机：晚清义赈的兴起与江南绅商后来的情况表明，几乎从来没有得到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注意的、发生在民用洋务企业建设初期的一场特大灾
24、荒，即1876至1879年的“丁戊奇荒”，恰恰为打破上述发展瓶颈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场灾荒是以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而载入史册的：这是一场空前的大旱灾，几乎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五省，并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其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虽无法精确统计，但无论是估计最高数2000万还是最低数950万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54)。可以说，这场旱灾是有清一代最为惨烈的一次灾荒。那么，这样一场灾荒又为何能够为洋务企业的建设提供打破发展瓶颈的契机呢？原来，正是针对这场灾荒中华北地区的严重灾情，江南社会从1877年起自发兴起了一场救助华北灾民的行
25、动，这就是晚清义赈活动的开端。晚清义赈是与传统民间赈灾形式有本质不同的新型救荒机制，它不仅大大突破了早先民间赈灾活动仅限于狭隘地区的范围，而且实现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彻底地“民捐民办”，即民间完全自主地开办赈济行动。这场义赈活动以江南绅商为主体，以苏州、上海、扬州(以及镇江，此两处的义赈力量是合为一体行动的)、杭州四处的义赈组织为基地，从以江南社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中集结了大量赈灾所需的社会资源。在这场历时四年多的行动中，义赈同仁总共募集并向灾区散放赈银约100万两，救济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四省灾民总数亦超过百万。(55)在前述张国辉先生列举的“旧式商人的上层”代表中，除朱其昂和郁熙绳之外
26、的五位江南绅商，都是这场义赈活动的活跃成员。其中，李金镛、谢家福和经元善皆位居整个义赈活动最重要的主持人之列，他们分别籍隶江苏无锡、苏州和浙江上虞(56)。扬州盐商李培松和宁波富商蔡鸿仪虽在义赈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则略逊于李、谢、经三人，但也分别是扬州和宁波义赈组织中的重要人物(57)。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在民用洋务工业开始建设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五人既没有在江南商业社会中享有多么显赫的名声，亦未与近代工商业有过任何密切联系。而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开始迅速提高，进而能够获得参与洋务企业建设的机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丁戊奇荒”时期举办义赈的活动。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场义赈活动中唯一成
27、为最重要主持人的广东人士就是郑观应(58)，并且他真正开始在洋务企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主要借助了义赈提供的机缘。那么，义赈为洋务企业建设和江南绅商的结合提供了怎样的机缘呢？易惠莉曾经敏锐地注意到，“1870年代后期，正值民用洋务企业活动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以持续数年的华北赈务活动为契机，中国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融洽”，“对于此后不久即出现的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热潮，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并且通过“赈务这个纯粹传统的事务”在这一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作用，可以看出“江南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所具有的内在积极因素如何在近代环境下转化为推动
28、社会变迁的动力”(59)。应该承认，这段表述是非常恰当的。遗憾的是，由于她对这场义赈活动的基本情况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致无法充分说明赈务如何使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和融洽，以及赈务究竟起到了怎样的特殊作用等问题。这样一来，下面所作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不是画蛇添足之举了。义赈对官方与江南绅商界之间关系的促进，最主要的表现是，正是在“丁戊奇荒”时期从事救荒活动的过程中，许多身为义赈同仁的江南绅商(还有与之关系密切的郑观应)才与洋务企业建设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及其最积极的追随者盛宣怀都建立了密切联系。李鸿章与义赈之间的联系，始于义赈诞生不久。1877年冬，也就是以李金镛为首的江南义赈同
29、仁在赈济山东灾荒期间，他们曾就某些救荒事宜向李鸿章禀请给予帮助(60)。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李金镛曾在同治初年投效淮军而有可能结识李鸿章(61)，但是这并不表明李鸿章对李金镛有深刻印象。这是因为，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这次举动发生前，根本找不到他们两人有过联系的任何记载。所以，很可能是在1877年底，两者才发生了自李鸿章就任直督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联系，其时李鸿章札委李金镛前来直隶办理官赈(62)。而李金镛不仅在此次办赈期间表现出色，还通过其他义赈同仁从江南为直隶募集了6万多两赈款，这就使李鸿章对义赈的能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63)。更为凑巧的是，“丁戊奇荒”甫一结束，直隶就发生了严重水灾，而整个义赈活动
30、的重心亦从1879年冬初转向了直隶(64)。这无疑使李鸿章对义赈的认知更为深入了。从他在1881年专门为两位义赈同仁谢家福和严作霖(镇江廪生)的办赈劳绩而请奖的举动中(65)，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按照通常的印象，作为江南绅士圈子一员的盛宣怀，与义赈发生联系似乎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盛宣怀从弱冠时就离开原籍生活，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江南地方社会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66)。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义赈兴起的过程中始终找不到他的身影。直到1878年初，他才与义赈同仁发生联系。其时，李鸿章因直隶河间府旱荒严重，特地将盛宣怀调回直隶，与吴大澂共同主持赈务(67)。恰好李金镛也被调来办理河间
31、赈务，于是盛宣怀首次得到了与李金镛合作的机会(68)，并且很可能通过李金镛而对整个义赈活动的情况有所了解。河间赈务竣事后，盛宣怀与义赈的联系日多。1879年夏，盛宣怀在上海期间适逢上海义赈同仁在广肇公所内集议赈务，从而与经元善等人都有了直接的交往(69)，并且对义赈同仁此时筹议的晋赈提供了帮助(70)。从是年秋到次年中期，盛宣怀先是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后又主持直隶筹赈局(71)，从而与义赈同仁进行了更多的沟通(72)。因此可以说，盛宣怀与义赈同仁之间的熟悉程度，大概还要超过李鸿章。至于义赈同仁通过上述关联而产生参与洋务企业建设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这样两个方面给李鸿章等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关
32、：其一是他们的筹捐能力和成效，其二则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品性。关于义赈同仁筹捐能力之强、成效之显著的状况，只要对比一下这样两组数字即可略见一斑：从1877年到1880年初，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荆门矿务局所招到的股金分别是10万零100两、30万两和5万两份额，总计为45万零100两(73)；而义赈仅在同一时期为山东、河南、山西和直隶四省筹集的赈款，分别超过了10万两、42万2000两、12万1000两和39万1000两，总数在103万4000两以上(74)。况且，在“丁戊奇荒”期间，李鸿章本人也遭受了筹款维艰之苦。当时，朝廷曾多次下令从军用和民用洋务企业中为灾区筹助赈需，李鸿章虽深知这些企业
33、资金紧张的状况，却又不能对这些命令置之不理，无奈只得从本已入不敷出的海防经费中拨解了70多万两充当赈款(75)。这样一来，李鸿章肯定不会无视义赈筹集资金的能力和成效。对此，1880年底的一个情况可谓明证。当时，严作霖因江南和江北地区灾荒堪虞，准备将直赈结存的义赈款5万余两带回江南，李鸿章竟然命其将此款“仍作直隶赈济要需，无须汇回南省”(76)。这决不能视为一个偶然事件，要知道，义赈同仁在1879年初将豫赈余款拨助山西(77)，以及同年11月间从晋赈款项中拨解6万余两分赈直隶时(78)，河南和山西官府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通过义赈活动而名声大噪的江南绅商，在办赈过程中大都显示出了实心实力、任劳任怨
34、的办事素质，以及组织和管理义赈这种长时期、远距离、大规模社会活动的能力。并且，他们大多还具有忧国忧民的品行。如李金镛不仅完全赞同兴办洋务企业“实为中国富强之基”的认识，还以提倡商务系“为民兴利”为由来劝说经元善加入洋务企业，而后者亦向有“收回通国利权”的考虑(79)。谢家福述平生之志时则称，“区区心中但为中国保自主之权，无所谓善事也”(80)。因此，李鸿章与他们一经结识便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1878年奏保李金镛时，便称“其才具心力，足胜表率之任”(81)。1881年，他又奏称谢家福“才识闳通，心精力果”，严作霖“品诣端方、坚苦有为”，认为此二人“若出居民上，必可为民造福”(82)。另外，梁元生
35、的研究表明，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只能通过人际关系的非正式系统向上海商人和士绅圈子进行渗透，借此有效控制上海的近代化项目(83)。而鉴于此前无论是唐廷枢等广东买办还是盛宣怀等官宦群体都与江南社会相隔膜的情况，李鸿章当然会产生将这些自江南来的义赈同仁另加任用的想法。基于上述情况，在70、80年代之交，许多以义赈为背景的江南绅商(还有郑观应)纷纷开始参与洋务企业建设也就几乎是势所必然了。按照时间顺序，最先进入洋务企业的义赈同仁兼江南绅商是李金镛。盛宣怀在办完河间赈务后的1878年9月间，即以“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向李鸿章举荐李金镛出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总办，同时还建议调派苏州绅
36、士金德鸿(字少愚)“随同李丞前往工次，以收用人之效”(84)。而这位金德鸿正是从光绪二年底起就随同李金镛办理赈务的赈友(85)。显然，盛宣怀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举荐李金镛，一方面出于他在办赈过程中对李金镛能力的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肯定体会到了李鸿章对李金镛的赏识。如其不然，盛宣怀最晚到1876年就与李金镛有过交往(86)，为什么前者在1875年开始办理湖北矿务后的三年多时间中，从来没有要求李金镛协助呢？曾有论者认为，盛宣怀此举是为谋求从湖北的“脱身之计”起见(87)。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确切的判断。因为盛宣怀根本就无法从中脱身，他在举荐李金镛后不仅仍旧专任“督办之责”(88)，而且最终湖北矿务开发的
37、失败责任也完全是由他来承担的(89)。因此，在促使他举荐李金镛的动机中，更多在于他通过赈务合作的经历而相信后者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继湖北矿务之后，义赈群体又介入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前已述及，郑观应在1878年10月被李鸿章任命为该局会办，主要是出于彭汝琮的越俎代庖。直到办理义赈的名声传开以后，郑观应才真正博得了李鸿章的器重。这方面的显著证明是，1879年下半年，郑观应因无法与彭汝琮共事而禀请辞职，而李鸿章在痛斥彭汝琮的同时，却对前者作了这样的批示：“该道于直、晋、豫赈捐竭力苦劝，集资颇巨，全活饥民甚众，足见志趣迥超庸俗。来春开河后，务即北来一晤为盼”(90)。李鸿章的这种评价表明，郑观应在
38、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非比寻常了。果然，在机器织布局从1879年秋到1880年春间历经两次改组仍无起色的情况下，李鸿章迅速同意了第三任布局主持人戴恒提出的再度延揽郑观应入局的请求(91)。而郑观应在此次入局之前，便向戴恒提出，此次入局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邀请经元善加入，则“我方敢预闻”。这个条件也立即得到了李鸿章的应允。约在光绪六年夏间，织布局在经元善和郑观应主持下又一次进行了改组。郑、经两人与戴恒、龚寿图、蔡鸿仪和李培松作为创办人订立集股合同，并商定由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92)。另外，涉足该局事务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江南义赈同仁至少还包括李金镛和谢家福。就李金镛而言，他不仅是说动经元
39、善入局的关键人物(93)，而且在布局的选址和移交等问题上都给予了郑、经二人以积极自大的协助(94)。谢家福则于光绪七年初在经元善的邀请下介入了布局事务(95)，尽管谢家福没有接受织布局帮办的职务，仍然成为对该局事务颇有影响的人物(96)。大约与介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同时，义赈群体又积极参与了创办电报局的活动。值得强调的是，这也是义赈同仁加入人数最多、最为致力的一个行业。正如易惠莉所说的那样，电报局的创办是“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范例”(97)。其实，盛宣怀本人就对这种关系作过明确的说明：“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98)。可
40、以说，中国电报业的建设之所以能够比当时其他所有产业都取得更快、更好的进展，与李鸿章、盛宣怀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义赈群体作为合作伙伴显然有着莫大的关系。以往研究早已指出，中国自办电报业的真正起步，是李鸿章在光绪六年奏准后，由盛宣怀主持办理的津沪电报。尽管电报总局起初设在天津，但由于“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99)，所以上海在筹建过程中的地位就比天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盛宣怀在领命之后，亦深知“天津而外，自以上海为最重”，故此处“用人一端”尤为其“所兢兢者”(100)。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首先确定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的人选就是郑观应。其后不久，谢家福和经元善也先后加入，从而与郑观应一起组成了上海电
41、报分局的领导机构，整个电报业的建设亦从此得以全面展开。对于这样的状况，经元善曾经作过极为清楚的描述：(101)光绪辛巳孟夏，电务正在开办之际，郑陶斋为总办，谢绥之为会办。适谢君病危，举元善自代。承郑君推心置腹，畀以全权。受任以后，励精图治，事属创举，用人极少，而南北同时兴工，运料、运木络绎于道，以一身而兼仆役之事，其劳众所周知。迨壬午春改归商办，先集股湘平银八万两，督办盛公派善出一万两，当时电利茫无把握，实以同德同心，力顾大局，不得不勉而行之。是电局商办开首股东，善固八分之一也。嗣郑君专务纺织，兼会办轮船，应接不暇，改委善总办沪局，添本扩充。又公议创始入股者为商董，共支商董月薪五百元，盛得二，
42、郑、谢、经各得一。是电局商董职任仔肩，善又五分之一也。诸君子固皆推诚布公，善亦公而忘私，所有手购材料，与大北、瑞生订立合同而签名者，照西例可得九五回用，从未取过分毫。应当说，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电报局的情况，还不能反映江南义赈同仁参与建设电报业的全貌。因为国内设立电报分局的地方并不限于上海一地，同时江南义赈同仁的身影也不仅仅活跃在上海。在筹建初期设立的七个电报分局中，除上海外，盛宣怀最为看重的是苏州和镇江两地，而他对这两处所作的人事安排是：主管苏州电局的是谢家福之侄谢庭芝，主管镇江电局的则是张世祁和严作霖(102)。需要说明的是，谢庭芝的任职并非主要依靠其与谢家福的亲缘关系，因为他与张世祁一样，
43、以前都是苏州义赈组织中的重要人物(103)。同时，谢家福还受盛宣怀委托，负责督查苏、镇两处的电报业务(104)。另外，郑观应在1882年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帮办，亦与义赈有着更多的关系。表面上看，由于邀请郑观应入局的禀文是以唐廷枢和徐润的名义呈给李鸿章的(105)，所以郑观应的入局似乎应该是出于粤东买办商人的内部合作。然而，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唐廷枢和徐润直到这时才邀请郑观应加入呢？须知早在唐、徐入局的1873年，郑观应就决非泛泛之辈了。而在正式入局之前，郑观应却留下了这样颇堪琢磨的一段话：“日昨李秋亭、唐景星二君传述李傅相谕，将委弟招商局事。李君所传较唐君尤为切实”(106)。作为招商
44、局外人和江南绅商的李金镛，居然比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更令郑观应感到可信，这显然一方面是因为郑观应在义赈活动中与李金镛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另一方面郑观应肯定深知李金镛为李鸿章和盛宣怀赏识的情况。正如易惠莉分析的那样，郑观应此时入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盛宣怀有关，而这也导致了他入局后并无实权的处境(107)。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许多义赈同仁凭借义赈而进入洋务企业的状况，连当时社会上都有着明确的认识。例如，1885年间，申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中就称：“从前办赈诸公有因急公好义，为当道登以荐剡、荣以官阶者，近年以来，出而办理他务，如电线等局、一切公司，宪委煌煌，居然总办、会办。彼其初心，原不藉筹赈以为进身之阶
45、，而劳绩所在，宜沐恩施”(108)。更有人根据他们的情况而总结道：“今有捷径两途，一洋务，一赈务，无不名利兼收”(109)。此言虽多有讥诮之意，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洋务企业与义赈的紧密结合。三、义赈同仁兼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经营绩效应该说，与洋务企业建设中的官僚和广东买办群体相比，义赈同仁中的江南绅商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像官僚群体那样可以从政治上寻求特权的庇护，也不像广东买办群体那样既熟悉新生产力又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甚至与先前的朱其昂相比，他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条件都逊色不少。然而，由于能够更加牢固地依托本土特别是江南的社会资源，他们对洋务企业的经营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绩效。正是主要在他们的努
46、力下，才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为主体，形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尤其是在1883年那场极其严重的上海金融风潮发生后，在洋务企业中包括郑观应在内的广东买办群体都受到沉重打击而纷纷出局的情况下，也主要是由于这批江南绅商作为中坚力量，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并发展了此前洋务企业建设的成果。也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江南绅商才谈得上实现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而近代工业化也在中国真正得到了初步落实。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建设中的崛起，是从招股活动上打开突破口的。1880年以前，民用洋务企业的招股都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例如，轮船招商局虽然在唐廷枢和徐润入局后到1874年8月间共招收资金4
47、7.6万两，但是此后几年却每况愈下，从1876年到1880年，每年招到的股金都在5万两以下，始终没有招足最初预定的100万两股本(110)。而招商局的招股成绩如果还称得上差强人意，那么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承继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荆门矿务局的状况，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了。开平矿务局计划招资80万两，到1880年仅招到30万两(111)。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之初计划招资50万两，但在将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却自始至终未见实际，在1879年改组领导班子后，该局对招股集资仍是一筹莫展(112)。荆门矿务局在1879年开局时计划招股20万两，实际招到5万两，连采煤费用都不够(113)。以往从未有人注意的
48、是，正是来自义赈同仁的江南绅商根据筹赈经验而形成的一套集资方法，才为洋务企业乃至当时整个中国近代企业的招股活动打开了新局面。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在招商活动中运用这套集资方法的是李金镛。在1879年6月间颁布的湖北荆门矿务招商章程中，虽由盛宣怀和李金镛共同署名，但其中最具号召力的话语，乃是李金镛凭借自己的办赈经历而向江南社会发出的呼吁：(114)前经宣怀据实禀奉南北洋大臣、湖广督抚宪批准招商试办，并蒙札委金镛总办局务，在沪纠集股分，会商筹办。窃维东南士民莫不急公好义，前金镛经办三省助赈数十万金，尚蒙信任。此次矿务，实为中国富强之基，试办有效，获益全局，想官绅商富同抱公忠，必能众力相扶，乐观厥成。这份章程最后还声明：“开办以前，陆续收集股分，开办以后，各项支用款目及煤吨收销各数，悉照办赈章程，随时录数刊登申报，以供众览，俾得周知”。不过，李金镛的此次招股活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义赈活动此时仍处于繁忙阶段，引起的社会注意力不够，同时其他同人也无暇给他多少帮助。而到了1880年代中期，即从1877年兴起的大规模义赈活动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当义赈同仁再次运用这套方法来筹集企业资金的时候，就与187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只是这一次招股活动的发起人和相关企业已非李金镛和荆门矿务总局，而是经元善和上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