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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钞止欠急没有张、杨二将，西安事变也会发生抗战胜利70周年西安事变纪念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自身的民族感情对于张学良是内因，中共是外因。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
5、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事与愿违，1935年9
6、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
7、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与
8、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
9、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西北文化日报刊登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规劝张学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触，汤恩伯通过特务向蒋介石报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
10、日反蒋，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应对桂系，对红军和张学良的接触就缓后处理。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带领二十余名高级将领，调动三十个师决定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且逼迫张学良围剿红军。张学良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他不仅探求桂系白、李的态度，还广泛联络各地军阀寻求他们对抗日及对蒋的态度。如1936年10月20日，阎锡山密会张学良，同意陪张学良谏蒋抗日；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张学良不仅探求各地军阀的态度，还寻求国民党中央
11、军将领对于剿共的态度，不少国民党将领称“剿共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更坚定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1936年9月21日蒋介石接到陈诚由武昌来电称：“张学良托冯庸转告，决意率部抗日，宁抗日图存，谓与其剿共而损失，不如为抗日而覆灭等语。”此时日寇侵略日甚，绥远形势日趋紧张。1936年11月，日伪军三路大举进攻绥东，绥远抗战爆发。一位东北军遗属将自己的十几万捐给傅作义后自杀，张学良部下集体劝说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绥远，我们自己也要出兵。”这些对张学良都有极大的触动。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进攻陕甘边区，也给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
12、谁都不愿意交一个窝囊废当朋友！“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张、杨提出两种方案：一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二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学良一直相信蒋介石是抗日的，但这时张、杨不得不改变策略。先试探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逼蒋抗日就是进行兵谏。张学良利用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服蒋抗日的工作，蒋走到哪里张学良就跟到哪里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至五次。”10日、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介石，蒋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张做到了仁至义尽，张、杨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谈到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
13、说：“我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处源其自身背负的国恨家仇，更是被蒋介石“逼”的，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虽然策出于他人，实动于我心。”杨虎城将军的内因与外因杨虎城将军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918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又多次请缨杀敌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杨同中共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党组织），1931年他任陕
14、西省主席时，省府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南汉宸。但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别是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达陕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督促下，派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旅遭伏击，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错杀，使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陷入低潮。南汉宸将“八一宣言”交给杨虎城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
15、给杨。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向杨承认错杀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的错误，获得了杨虎城的谅解。毛泽东在12月25日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就冲这两句，凡是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枪口一致对外。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
16、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各地实力派军阀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反应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军阀李、白将部队开往湖南，打出“反蒋抗日”旗号。1935冬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北京。刘与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会谈，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王、南对李宗仁将军的抗日主张表示钦佩。李、白还派刘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探听中共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态度。李又在天津设立了秘密电台，以便及时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张和华北局势。“两广事变”也有李、白为求自保的先发制人的动机。1936年5月蒋介石见陈济棠兄陈维周说：“中央准备对桂用兵，
17、但维持广东现状。”在当时民族危亡之际，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峰，如果蒋与桂系开战则在道义上落了下风。刘斐对李、白说：“你们只有把抗日这面大旗扛住了，死后才有棺材板盖。”“两广事变”后中共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任何人，抗日将士必须以自己武装坚决消灭。”还派出云广英到两广做统战工作。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处于漩涡之中，一方面日寇压迫日紧，作为军阀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不得不与日寇敷衍；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当汉奸，准备与日寇一战。但抗战的结果是部队打光了被老蒋借机取消番号消除异己，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将军骂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狗娘养的！”宋哲元
18、镇压过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曾在游行中发出“打到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改变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游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员长抗日”“支持二十九军抗日”。一次学生游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车将传单塞进车子，宋哲元看到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张友渔在二十九军做统战工作，促使宋哲元态度转变。不久后应宋哲元要求派张经武到宋部工作。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到傅作义处，并致信傅作义：“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
19、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深知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告之：俺们只是帮你打日本人，打完俺们就走决不贪图你的地盘傅作义说：“我宁可将地盘给红军也不给日本人！”前文提到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阎老西说这番话不过是“惠而不实”，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阎能说出这话是西征、东征被红军揍出来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红军打击下损失惨重，要求蒋公帮助“剿共”，蒋公借机进入山西还赖在山西不走，这对于军阀来说是要了他的命！于是阎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帮助其训练民众准备抗日，也有给自己拉
20、一个盟友防止被蒋吞并的意思。四川军阀刘湘与阎锡山有相似之处，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借机进入四川，虽然中央军没进川但派特务在四川大肆挑拨、离间刘湘与其部下关系。刘为了自保找冯玉祥联系西北军，冯对其说：“与蒋介石合作的没有不被他卖的，我还是他结义兄弟呢。但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什么亏吃。”1936年9月间刘派人到天津与中共秘密接洽。后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刘还积极寻找与桂系的同盟，西安事变后与桂系约定“如果蒋还继续打内战就一致反蒋”。山东军阀韩复渠在民族危亡之际也做出了释放中共党员，并在天津秘密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举动。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奉系军阀张学良是民国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好
21、的。蒋介石派在128淞沪会战与日寇死磕的十九路军“剿匪”，结果在1933年剿出个福建抗日反蒋联合政府。想借围剿红军长征进入各军阀地盘，能在民国混成一方诸侯的没有一个善于之辈，你蒋公这点小心眼人家会不知道？只要红军不进入自己一亩三分地找食吃（红军去找食吃肯定和红军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捡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穷酸的王家烈的贵州，哪一个省蒋公没进去过？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想解决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闹出一个“两广事变”，后来还是用钱收买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协结束。军阀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也有抗日的一面。刘湘在全面抗战爆发出川前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也没打出个章程，这回可要为了自己在历
22、史的地位而打了。”刘有严重的胃溃疡，部下劝他不要亲自带部队出川，其说：“我这点部队如果不是我亲自带迟早被蒋介石弄没了。”全面抗战后在民族主义这个大旗下感召下，蒋介石才能凭借政令调桂系、滇军、马家军出兵华东，东北军参加远征军；有苏联背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刘湘军队在川军出川抗日后被蒋分化瓦解的，中央军入滇也是在抗战后；以中央政令处决韩复渠；内部压倒了一直和其争长论短的汪精卫；这些如果不是抗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蒋公想借着剿匪达不到的目的，结果抗战爆发全部实现了，难怪蒋在1938年国民党大会上说：“今日方有领袖之感。”综上所述，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不过是张、杨恰好在其位置上罢了，没有张、杨也还
23、有阎、刘发动。只有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抗日才能在未来的中国占有地位，这个任务在抗战中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未来中国的地位。参考资料：王兰（台湾），蒋“总统”与中国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西安事变资料选辑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观学术集刊第七期227页朱文原，阎锡山与西安事变中徐永昌日记“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 319页文史资料第五集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辖观轮哦谷铃絮诲蒜吩衣忿袁迹伎皋总毁舆褂禹炼珍什业囚遍际粗汤盒增逢彤揉癣赁圣喳痛卢订屠榷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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