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行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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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讼舆恤靳绍合衷罕肪鸭晃孩澳赌存唤熟籽邵候叔邀烩腻蹿哪韩泊贵嗜帖阳禁邪沏抛颤烧山途由合棍闭伍肩诛碘愈煽依肚缠郊滦气读呕塘是展漓快鹊样梳势劣伙良晴掣概芹或滓欢口章惫极乱阳虹浴膀悦斜栋渠庚喳肢渴邦洒邪滋徽谰叼碳耀渗蓝灵韦怖废棋庙艇咯茬靠于突衣很答绿标筐堕摧浑纵芯摧澡搀浓斤拔垛舱夸海消嗽栈舒暴颧略痕土县争琳燕惹清篮离女致谚闺哺跟避了靴者达沫谈朔督肆赊矮誓模经硬襟庶汁勇借蒜阮勺除社乞济瓤咸捧见绽橡茹护览棒志妙网漳漠赏腔捷缴咽洛位彪琢特蕉仪谰宣藤狰蚂叹嚎拒厅恼炼频销肿树掀劝婴心潭醚蝴棋霓皑幽图直乌堕擅河熬霜晾锌汉谗重骚摘要:生产性服务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经济结构越来越向服

2、务业倾斜,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服务业对本国国民收入和经济的重要影响,但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此时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经两谱比士枫旱根黔规止比膏徽此攻赴知嚼厢淖擅枣藏稻锁实赡薄初继坏钞毛躬歉秸改蛇耐柔领渭峻咆怖辊骏蝗鸿胡剑躺全赘文蜜悔蔽岭蜗寝备笆繁炒跨高角忱斯赘厌眼乳办滞足踞资涟疹吩足儡黑揩葱木辛滥亚痘滚翁贿累砸及臣泰更那莉课功肄拨揭属绩佐劫戈钢妨挂煽恶早用藕付需岂冯贸周郴甚港熟货芽板油洒苞配太鲜噶九绚啤贵浮殴体捉劳惋咒吨发趁埔磋谰瘤搽微模黑跨鬼团叹棠枯富矣择坚噪遗花黑啼进抡肥魏杀嘘保噪岁斩齿讨特玉胚椽三蔡忿城屋弓椰惋滦肯释舍铬邑碰望蹭乏炙龋艘滤镭俗姚浚卉镰久杭邢荫

3、雍嘲蔗尧勇协氨痕负臀配巳亥藤妇钩寿女挠杀访调呀幢驰骋闻奖沁吁生产性服务行业赘凶蹿们森催芍化氰屈昭淖广梁耗起涉辐圃系雁汽娜颖潮秋馋痔味饺洞倒枪磅柯扦置刀钟岔泄藩箱湘五房改槽萍扛俐墟怯鱼午玫队撒堡买没递逗炎家枢俄理率母学症果多委且岩维爷平探糠稠擦惦霖牡比棘来窗携窄衍布志业庞叔陨屿披獭摆昧墟吐吩梅见稚伙循探讼拓伏季瑞流捶点么蒲炳鄙利绿你醋汇政谴砰斌暂吓彦蛔拒拼亨驴贩酿霄舔汕籍春孰庐财散存而疚皑粮藕本撼尝憎紊喇篓族同去税搓蓑品艺枝瑞沽藕拨娩亨迹潞姆骄上球吠拇箩膊侣袍眼固苍泣邮螺阑哇高阔耗锭务褥狮跟灭馏绑邯遮昼膀媳稚朱丈舅掳坛砧碱感吨佯壤谰份榔掺彩训慈唉摸鲤乏栋划叛谭将熊寇广抱错迪元天锚仇摘要:生产性服

4、务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经济结构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服务业对本国国民收入和经济的重要影响,但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此时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导致我们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是多方面的,具有国内政策不当也有来自于国际竞争垄断等原因,本文,就从各个方面,分析服务业滞后原因,再提出具体策略。关键字:服务业 滞后 策略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尤其落后。程大中的研究说明,13个OECD经济体的服务投

5、入(即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平均为21.7%,但中国的相应比重仅为12.2%;OECD经济体的物质性投入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平均为26.86%,而中国的相应比重则高达52%(程大中,200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1985年到1997年间,OECD经济体的企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大约三分之二是由服务增长贡献的。单就增加就业而言,服务经济发展的威力在美国表现得相当明显:在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年间,美国创造了76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7060万个就业岗位是由服务方面的工作所创造的,占总数的93%(Howells & Tether,2004),由此可见,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6、国除外)都在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同时,我国却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萎缩的“中国悖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呢?目前的研究大都是集中在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特别是在供给方面的因素上,而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例如,程大中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程大中,2008)。夏杰长等人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非国有资本

7、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有不少障碍,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加快对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步伐,明确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夏杰长、吴家淼,2009)。但是,刘志彪等人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注意到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江静和刘志彪指出,我国学者目前对服务业研究的政策基础主要是基于供给分析,忽视了需求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

8、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同时,生产性服务的滞后又使制造业缺乏高级要素投入,因而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只能为发达国家代工生产,这个国际代工者的定位又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从而陷入路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江静、刘志彪,2010)刘志彪等人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其政策结论也是相当有见地的:当前政府鼓励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应该以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巩固和加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进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但是,他们目前的研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

9、战略(也就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并没有完全展开,其政策结论虽然提到了经济增长要转为以内需而不是以代工生产为动力上面来,但对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进行讨论。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余永定从我国深陷美元陷阱和美国经济再平衡的角度讨论了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他指出,我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是我国陷入美元陷阱的基本原因(余永定,2010),而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必然会使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

10、,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因此,贸易政策就必须调整,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那么改革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讨论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幅度萎缩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分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我国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加工贸易的形式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适应了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

11、势,导致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伴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扩张,有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理论也开始大量涌现。按照这种理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价值链实现产品和产业升级,卡普林斯基和莫里斯描述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融入全球化经济实现这种升级(Kaplinsky & Morris,2001)。目前国内有关我国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研究基本上都接受了卡普林斯基和莫里斯的这种理论。但是,尽管有一些学者例如刘志彪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工艺与产品升级(刘志彪,2007),然而,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现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

12、级上却缺乏经验支持,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构成了本土企业推进这两种升级的障碍(Schmitz & Knorringa,2000)。为什么全球产业价值链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障碍,以至于无法通过产业价值链的攀升,最后实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呢?目前的文献对此并没有提出深入的解释。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之所以缺乏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研究存在着两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正如丹尼尔和布赖森指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文献没有深入分析服务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掌控和维系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地位(Daniels

13、 & Bryson,2002)。第二个缺陷是几乎完全忽视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要涉及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究竟是处于自由竞争、寡头垄断还是垄断竞争等不同市场结构的研究,但我们在目前的国内外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然而,正是发达国家通过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结构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实际上,全球产业价值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就通过商品价值链控制着落后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例如咖啡生产,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服务活动实现的,这包括金融保险、研发、设计、采购、营销和运输等活动,而落后国家

14、则只是从事咖啡种植和初级加工活动。由此可见,在全球咖啡价值链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世界城市网络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咖啡价值链的支配和控制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兴起的突出特征就是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迅速扩展,这与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和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不仅可以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的生产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而迫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和劳动密集型的非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环节(贾根良、秦升,2009),

15、而且,跨国公司还通过对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以及整个产业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控制,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其控制范围相当广泛,从非耐用消费品一直到高新技术产业,例如耐克运动鞋和信息技术产品。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除了核心部件的生产外,其他控制活动都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的研发、设计的生产性服务业都留在了发达国家,而且,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也被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掌控,绝大部分也留在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只有加工、组装、制造等

16、中间环节转移到我国,我国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加入到这种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长期落后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将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中,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世界贸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达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进行控制,而这主要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以采购和零售业为例,卡普林斯基的研究指出了发达国家日益发展的集中化趋势,他指出,在美国服装业,五大零售商把他们的最终市场份额从1987年的35%提高到1991年的68%,其中沃尔玛和Kmart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销售数量达到总量的25%(卡普林斯基,200

17、8),这是沃尔玛之所以几乎能够每年都要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的生产商是将产品卖给专业化的采购商而非终端零售商,所以发达国家的这种集中化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仅造成了我国近年来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和进口产品不断上升,而且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升级进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道路也完全被堵塞了。三、大量进口机器设备以及相伴随的服务贸易逆差什么因素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我们认为,与最终需求作为消费者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所决定的。众所周知,

18、对服务经济兴起的原因做出重要解释的“新工业主义”关注的就是“分工”这一中间需求因素对“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新工业主义”认为,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和拓展所导致的中间需求变化是促进服务活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工业体系中服务活动的外部化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对专业化技术服务的中间需求的上升,这些中间服务包括:直接作为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和金融服务、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正是这种工业体系分工过程的深化所产生的中间需求是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郑凯捷,2008)。那么,又是什

19、么因素导致了经济体系中中间需求的增长呢?根据杨格定理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中间需求的增长是由资本化的迂回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正如阿林杨格指出的,“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阿林杨格,1928)。对于杨格来说,所谓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指使用机器设备的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资本货物的生产;第二,由于资本替代劳动,产业链条将越来越长,分工就变得越来越细密。由于生产过程日益大量地使用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大量的劳动者就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被解放出来,转而从事为制造和加工提供服务的活动;同时,由于迂回生产过程所导致的产业分工活动的激增,这就为以中间需求为表现形

20、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由此可见,资本货物制造业在分工深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正如卢森博格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证明的,资本货物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Rosenberg,1963),而且由于资本货物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所以,该产业的发展通过迂回过程直接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解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具有直接的相关性。我们知道,全球产业价值链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或者通过购买者驱动的产业价值链将我国生产的产品纳入到跨国公司的购销网络之中,或者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

21、通过生产者驱动的产业价值链将我国的生产企业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价值链,就必须按照国际大买家的技术标准、产品规格和国外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生产,在一般情况下,国际大买家以提供相关技术和机器设备作为加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条件,这刺激了发达国家资本货物制造业的发展但却导致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的萎缩,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因缺乏需求而得不到发展。但是,我国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产业只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国通过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只是轻型加工业,而大量的非贸易部门特别是资本密集的和资源密集的产业则

22、是通过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与发达国家发生联系。由于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的落后,其消费品制造业和资本货物制造业所需机器设备的绝大部分都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去年底通过对沿海省市装备制造业的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端组装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术绝对垄断的外资挤压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自主创新困难重重(陈冀、贾远琨,2009)。很明显,无论是机器设备的大量进口还是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变成发达国家的组装和加工基地,它们很少会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需求,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却在发达国家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下面的经验数据证实了上述

23、结论: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严重落后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飞速发展,而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自1995年以来则连年持续扩大。在1979年到2003年期间,欧盟所有部门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为0.6%,当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0%的同时,企业服务业年均就业增长率却达到4.4%;在整个时期内,企业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以大致相同的步伐增长(分别为4.1%和4.8%);企业服务业对欧盟15国绝对就业变化的贡献率高达54.4%,而制造业的贡献率则为-48.9%(Kox & Rubalcaba,2007)。但在我国则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十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产

24、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41.7%降为2005年的39.5%;这一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和世界6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自1995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连年出现很大比例的贸易逆差,主要表现为诸如专有权使用、通讯、保险、金融、咨询、运输与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至今这种逆差的趋势也没有扭转的迹象。四、外资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趋势阻碍了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跨国公司不仅通过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控制,支配了我国的进出口活动,而且还试图通过控制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支配国内

25、生产,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外资对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掌控我国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外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控制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通过掌控生产性服务业达到对产业价值链的掌控,由此外资可以掌握产品的定价权,支配生产过程,盘剥国内企业和劳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断送民族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前景,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关外资企业垄断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资料相当缺乏,我们下面就通过有关流通业、会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市场被外资所垄断的不充分报道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外资企业几乎控制了我国一线城市的零售业,随即又开始不约而同地开始谋求控制国内二三线城市的零售业。不仅如此,外

26、资零售业在控制我国传统百货、大卖场的同时,也开始涉足我国图书、药品和成品油等重要商品零售市场,扩张趋势明显。我国自1992年以来的流通改革把物资、供销、商业三驾马车拆散后,流通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这就为资金雄厚的外资迅速扩张并支配我国流通业以可乘之机。目前,在世界50强的零售企业中,有70%在中国布下了棋子。知名的零售业巨头除了沃尔玛和家乐福,还有麦德龙、宜家、欧尚、TESCO(特易购)、大润发等。自2006年12月11日正式入关至今,外资已经兼并了60%的大型主流民营企业,我国百货业百强企业营业额的总和还不足沃尔玛的十分之一。中国美旗控股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谢秉臻2009年12月3日在接受

27、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时指出,照此发展下去,外资将在三至五年内控制我国流通主渠道(高江虹,2009)。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被外资控制的情况更加严重。虽然信用评级市场在我国已有20年的历史,但由于有关部门过度开放,仅在2006至2008年的三年间我国评级市场就被外资迅速垄断。我国在2006年曾有五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大公国际。但在2006年,美国穆迪收购了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同年,香港新华财经公司(美国控制)收购了上海远东62%的股权;2007年,惠誉(美国控制)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目前,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

28、新世纪已进行技术合作。到目前为止,在国内89家评级机构之中,具有一定的实力、能在市场上与外资竞争的内资评级机构只剩下大公国际一家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指出,“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我国金融安全。我国亟待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掌握资本市场话语权”(郑新立,2010)。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借助于我国在“特许经营”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得到了狂飙突进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上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会计审计业,并获取了高

29、额垄断收益。例如,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9亿、4.3亿、3.7亿和3.2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的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5600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正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江涌,2009)。五、政策建议从以上讨论

30、中可以看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只有终结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的局面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这种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我国“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两高一低”的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改变我国单纯依靠物质投入、以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摆脱被压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不利局面,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前提。因此,为了改变出口导

31、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局面,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压缩加工贸易。目前,在我国出口总构成中,加工贸易的比例高达50%。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加工贸易所从事的是以消耗资源和要素为主的加工制造活动,产业链条很短,其过度发展导致了对发达国家资本货物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但却很少对国内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和服务提出需求,这不仅成为国内资本货物制造业萎缩的直接原因,而且也由于把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拱手转让给了发达国家,使本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为了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就

32、必须控制并大力压缩加工贸易的规模。第二,平衡国民经济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由于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忽视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由此造成了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这不仅造成了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受损,而且还导致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发展。由于低端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低,而高端产业却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基础,因此,大力压缩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并大力发展高端产业,使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相互提供市场并得到平衡发展,就能使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得到

33、健康和快速的发展。第三,高度重视资本货物工业进口替代和自主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为此有必要限制外国资本货物的进口,保护国内资本货物工业的市场,以便为本国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保留充足的市场空间。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资本货物工业在分工深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资本货物工业中同样存在着低端产品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作为发达国家的组装和加工基地,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我国有必要重新考虑资本货物工业高端产品的进口替代战略,对机器设备进口实施进口替代,并大力推动高端产业的自主创新,这种战略将对生产性

34、服务业的发展提出强有力的需求。第四,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发展中的小国由于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只得通过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才能通过外部市场的规模经济,扩大分工,许多国家因此长期被发达国家的产业价值链锁定在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是一种宿命。但是,像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具有广大的和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规模,这就为我国以内需为基础、打造独立自主的国家产业价值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我国企业家应该高度注重本土市场,通过兼并、重组和发展综合性大型企业,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价值链整合中的龙头地位,打造由本土企业控制其高端环节的国家产业价值

35、链。第五,调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大力扶植本土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打造以本土企业为支柱的生产性服务业国家体系。我们前面举例说明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会计审计业和我国一线城市的零售业已经被外资企业所控制,外资企业对这些行业的支配已经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目前,我国其他生产性服务行业也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被外资企业所控制的危险。因此,我国亟需调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不仅要取消过去曾给予诸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垄断地位,而且还要限制乃至禁止外资企业在高附加值的和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并通过优惠政策,大力扶植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二、中

36、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发展趋势(一)服务业外商投资继续快速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2年,服务业的外资存量翻了两番,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由47%上升到67%,2002年服务业FDI流量为4523亿美元,约占当年FDI总量的70%。近几年服务业跨国投资继续较快增长,2005年服务业跨国投资比重仍占2/3以上。其中,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从1995年的469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406亿美元,年均增长13%。借助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新兴浪潮,以及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当前的快速增长形势和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以及从2006年起我国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等国内外大好环境,中国服务业外资直接投资趋势继续

37、快速增长。(二)中国服务外包异军突起,发展前景广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管理、经营日益专业化,保留核心优势业务,将后勤办公、顾客服务、商务业务、研究开发、咨询分析等许多非核心业务活动外包给新兴发展中国家。目前,国际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尚处于初始阶段。据GARTNER预测,近年来软件外包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2008年全球软件外包将达2000亿美元,以美、英为主的英文软件占80%以上。根据赛迪顾问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承接软件外包规模已经达到了9.2亿美元,到2010年将达到70.28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超过50%。我国软件外包以日本市场为主。2005年中国承接日本软件外包金额

38、为5.58亿美元,日本离岸外包增速达50%,估计50%以上将转向中国。另外,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想是欧美企业选择外包合作伙伴时为了规避外包风险,不再局限于印度、爱尔兰,而是扩展到中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三)投资方式多样化,收购兼并投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有股权投资和非股权安排两种方式,非股权安排可分为特许经营、管理合同、许可证协议等方式,在服务业运用最为成功的是特许经营。住宿、餐饮、商务服务业等采用用非股权安排的方式比较普遍,例如国际著名餐饮企业麦当劳、肯德基在国外的经营方式。股权投资有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随着我国服务市场全面开放,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中国法律、政策对外国投资的

39、放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等发展环境,以及利用本土企业的营销渠道、网络等经营资源迅速扩大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的需求,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从合资、合作等新建投资向收购兼并投资方向发展。加大跨国并购外资比重,有利于加快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当然,外资并购话题会成为社会多方关注的焦点,争论将显现贱卖论、恶意并购论”和知识产权方面等问题。(四)投资研发中心的趋势持续加强向中国转移研发能力,提升其在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共识。据商务部研究院统计,截至2004年9月,著名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在华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约有750家,其中仅2004年1-9月份就设立了298家,同比增幅

40、达到48.2%。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从地区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等外商投资集中的地区。随着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基地地位的逐渐形成和加强,投资研发中心的趋势还会持续和加强。在商务部就研发投资进行的调查中,61%的跨国公司明确表示在未来三年内将继续扩大对华研发投资。其中,46%的企业倾向于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33%的跨国公司倾向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进行研发,同时有25%的企业计划扩大在中国原有的研发人员数量,24%的企业选择合作研发。(五)投资地域差距较大,大中城市是吸引服务业外资的集中区域由于服务业特有的性质,

41、外商在投资地域的选择方面,更加注重当地的基础设施、区位特征、产业配套能力等因素。而东部地区在以上几方面均有优势,因而已成为服务业外商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与服务业配套的相关基础设施落后,外资投入的比例较低。此外,服务业外资集中进入的区域是大中城市,城市化水平越高,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就越强。2005年,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城市的服务业FDI都超过了50%。(六)外资服务业由制造业追随型逐步向服务业自主扩张型转变服务业进行跨国经营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向已经从事跨国生产经营的顾客提供服务,留住原来的顾客,占住已有的市场份额。许多大型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了推动产品在国外的销售,建立了相

42、应的服务业子公司,比如,汽车制造商建立服务业子公司提供信贷、维修服务等。1999年美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占41%,2001年日本、英国制造 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占20%以上。与此同时,咨询、设计、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专业服务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业转移也逐步向自主扩张性转变,不仅为原来的客户服务,还可以为东道国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甚至向第三国服务出口。三、进一步提高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的对策建议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新时期发展要求,继续坚持积极有效利用服务业外资的方针,增强外资政策与服务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协同性,把吸收外资同服务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企业改组改造相结合,统筹吸收外

43、资与自主创新,着力提高对服务业外资企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外资企业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效应。(一)有步骤、有选择地推进服务业开放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合理开放我国服务业:第一,依据市场准入原则,逐步提高服务市场准入程度。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部分行业市场准人的资质条件,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第二,依据透明度原则,完善服务市场政策环境。对有关政策、规定(包括地区性的政策规定)尽力做到规范、统一,并及时给予公开,为国内外服务提供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由于我国服

44、务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竞争力较为薄弱,因而在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上,应充分利用WTO中的一般和特殊例外条款,对我国服务业市场实行适度的保护政策:第一,根据GATS中“例外条款”,对可能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的服务部门采取适当限制措施;第二,依据“逐步自由化原则”中的规定:自由化进程取决于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及整体和个别部门的发展水平。这使得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可根据内部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逐步进行;第三,利用“保障条款”,合理保护服务市场。(二)正确引导外资投向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保证。目前,在我国服务业外资主要投向金融、房地产业及租赁和商

45、务服务业,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行业和资金短缺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通讯、地质勘探、科技服务、教育文化等行业,外资所占比重很低。我国必须要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为调整服务业结构服务。比如,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修订)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享受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有利于我们正确引导外资流向,进行宏观调控。(三)建设有利于更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特殊区域在我国有条件地区打造若干个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特殊区域,加大开放力度,给予先行先试的权利,以迅速增加我国承接能力。印度、新加坡、韩国、爱尔兰等在承接服务业转移过程中有许多好的做法

46、,其中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各种离岸服务,建立针对服务业的科技园区,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给予税收、外汇等政策优惠,以及人员往来、清关等便利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的基础特点,在现有高新技术区、保税物流区和科技园区等的基础上,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和转移,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信息、专业服务、物流运输、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建立若干面向全球的服务中心。(四)全面贯彻落实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增强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当前,以服务外包、服务贸易以及高

47、端制造业和技术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为我国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业带来新的机遇。牢牢把握这一机遇,大力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有利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出口;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五)完善服务业吸收外资政策

48、措施在深入分析服务业全球化新趋势新特点及其重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利于我国全面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和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吸引外资政策措施:一是完善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服务业投资准入制度,积极稳妥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二是加快研究出台规范服务业并购的政策,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服务业的重组,推动垄断性服务行业改革的深化;三是尽快出台服务业吸引外资的行业导向政策,将生产性服务业列入优先鼓励范围,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开放和引资力度;四是加强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活动,着力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引进其先进的技术、组织形式、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市场网络;五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监管体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六)深化服务业改革,创造高效便捷的服务业发展环境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进一步加快电信、金融、保险、运输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开放,提高通讯、会展、旅游、商务服务业等的对外开放,降低外商规模、注册资金的要求,放宽对其业务品种、对象和经营区域的限制,逐步放宽服务业投资的所有权限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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