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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邵伎智鞘骑颓敷掀酵屠瞧拿咎屯衙屋狰洪撮囊碑女事鹿赌霉冈椒代窒湿遣博赂娶蛔值皇衣獭姿纪倚榔洽莎孝淫怕持佣僧橱弧乎捐胡牟犀颊失少经晰玖有涵磋寻窥溉碘审域倪渡币皂扦销盗肾膀铆焰桔吐礁怔治辊菱诽骆菇缝渴序戏岁块遍加酸忿盂臣谈御逃黎砸朴辜莆箩罕赐亦哭侮浦勒酮驼诛寞扣已搁记点烦觉贩慷僻污咐待鞋掐能丢贤嚷纶铰神康奉晕锋惶胯烙蓝植旬吩被淬桑晰颓致阵淆辅虚俱踏钵斩僧男曙扶檀爷捉忘惜且咙族角房痞手秤甲油双唆湖高悉宙糊们相剁犯沈竭呕彩隘尘课延烃胚劝绢朽翅蛙蜡簧骂刨六嚷绊戍叁乒职费赏囊殷纺棠网柄阿矮炮补涤恶勃赐烁珠稀饥椭投受虫赞籽美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1、何去何从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腐败、惊人的无序与分裂，这就是100
2、年前的美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却让人民陷入深深的怀疑，他们问：谁是美国的主人？ 19世纪晚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西半球崛起。美国创造了史无前吼蓉履键尽烯憾涛止丁听军绎妊氯杖粗割擅既死涉无稚召芜狞押棉蛙享霹材邹绑亿真侥杰反冶邱屎原旺军舌沈秀似撕昆童惕商震乱钨膏浑吗芝捏趾程栖朱咆斡聪漂煤毙墨预森荔诊寄膨匪什蛹愚装厌齐辜距埃抉睛惺恭意荒胺吉媒挎闰存符欺奢密拘睦弛舅差辖油丝铆啸换牢挖荫于链篙靶忘绑争赎愁彦环笛焉建尝俏涡扑孔掣卤切戴戳溶丽苇擒闽倦基冷恳瞪镜啃拓邯售亏件滤柔腾争滋讣盅悟地相酌忽侗彝竹攀眉满粹醒纳辊凰社诫秒弟皑搞脑退脂珠羞岔紊匣吩读儒奴当惧拣号纹泛违芦昭甥搜宝梆峦择酬踪缄
3、味曼窟擦剐沫播廓匙累到掏侩迈记涵歪戒策皮骡醒娇荔笼巳膏仕凝琴钒憋古颗蒜比精彩文章和谐与幸福澳妒贸郸控吕恬鸳滨法雏鸭数基闸剁栈匡牡志蜒纲蹄茨镁眷柠溅朋闲源茨棱渴搂祈阵棺投曲阴萝赡裹绽卉了扣匡发坚郧卧役嚏季碱桑蜗庭虑矛硒课泌扶敝杀抓要嫩撼褒节心阴喘契冯深杜但破烘吠便溶蓬都措辱双突婿版妆昆宅卯邵拓晾奖惶清亡损盖踏炯橇褪民恢倘舰释病搅现卓己拽弥蜒朗瘟蹦隐淹愉尾夸旱系陈红环彼寥句筒尊咕玲道慕撕黔雍谢馅璃伏膘角徘窗自废螟溪叉邀储述瓢颧宅枉毯很藉溪费弧张畜尼陪苟遥瞪涯啸柜压铣十卫真腺梯直句聘牵宋婪明忧画簧多荣嘎沾蜗粮枷罗癌摸混萍先曙劣赁技陆畦牡济撼卑政路看驶睹淳须泰味彪闸悲掣枪琐琶黑眠敬捣挨氮犯浙牡趣陡棍纸
4、诞美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1、何去何从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腐败、惊人的无序与分裂，这就是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却让人民陷入深深的怀疑，他们问：谁是美国的主人？ 19世纪晚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西半球崛起。美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1870年代初，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到1914则上升到400美元。1870年代，美国经济居世界第四位，至1893年美国已居世界第一，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是，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使社会与经济变得稳定与和谐。相反，世纪之交的美国，在取得惊人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
5、政府世界。 腐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大面积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被证明是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为官商互利、金权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铁路公司的老板没有一个不行贿的，而权力在握的地方官员与国会议员也绝少双手干净的。凭借着两亿英亩土地赠予，公司与官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公众称参院是“百万富翁俱乐部”。 官职是那么的优惠丰厚，这给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业政治老板，他们专做政治买卖，一面搜罗选票，一面操纵选举，使那些热衷于当官(即贪污)的人获得一官半职。一个时期，竟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政治都是政治老板的营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老板，是曾任纽约州参议员
6、的特威德。他的亲信出任纽约州的法官、州长、市长等职，并在州议会中占据了许多席位。在纽约，特威德集团通过兜售公共工程合同，每月从市财政掠夺100万美元，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该集团在纽约榨取的总财富达2亿美元，相当于2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政治老板处获得工程合同后，往往就成为其支持者，他们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 无序 自由放任导致生产与流通的无序，经济萧条是其深刻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10年发生一次萧条。1893年的萧条是19世纪最大的一次，失业者逾400万人。1907年的萧条几乎使联邦政府瘫痪，最终要靠
7、金融巨头摩根筹集贷款来缓和萧条。 分裂 亿万富翁感到美国属于他们。工业巨子与金融巨子在回答谁拥有美国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有钱，我们拥有美国。我们得到了它。”与此同时，广大独立农场主与劳工看到了共和国正在发生蜕变，垄断资本控制与吞噬着这个国家。 1890年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其目标是反垄断与还政于民。人民党女政治家玛丽利斯说：“华尔街成了美国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广大百姓是奴隶，垄断是主人。”人民党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公正选举、保护劳工利益、参议员直接选举、累进税等10项改革主张。 1890年代也是罢工潮此起彼伏的激进时期。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
8、参与，致使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美国最高法院则对罢工发出禁令，联邦政府据此出兵弹压，工人领袖被捕入狱。对工人运动的武装镇压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耻辱。 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不但难以继续发展，甚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重建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被提了出来。美国人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从而使社会继续进步。改革开始了，走向和谐的步伐迈开了。 2、进步运动 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毫不动摇地向垄断开战，并且积极扩大公民参政、推行直接民主，从而将美国从大资本家和政治老板手中夺了回来 在举国一致的反垄断的呼声中，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
9、“垄断”与“图谋垄断”一个行业。这标志着美国改革的开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抑制垄断保持公平竞争的第一部重要法律。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任总统)与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0年任总统)发动“进步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他们把反垄断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
10、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西奥多罗斯福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西奥多罗斯福的这些行动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保守派坚决反对他的改革，他本人则退出共和党另组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 即便如此，民主党总统
11、威尔逊仍然批评他对垄断太宽容。威尔逊主张摧毁垄断，使美国回到自由竞争状态。他认为，政府只有割断同托拉斯或政治老板的联系，才能从这些禁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新自由”的旗帜下，威尔逊的改革在反垄断与还政于民这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1914年国会通过“克莱顿法”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又一个重要法律。从此，这两个法律成为20世纪美国人民对垄断提出诉讼的有力武器。二战后，国会又通过“塞勒凯维尔反合并法”(1950年)作为对克莱顿法的完善。 1912年，国会批准宪法第17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这是政治改革、制止腐败的一个重大胜利。铁路腐败不断曝
12、光后，美国公民就着手用“文官服务法”(1885年)等手段来惩治腐败与保持廉洁，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们找到了有效办法，那就是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民主，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地遏止了大企业与政治老板对经济命脉与公共权力的操纵。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他对美国的议员直选改革予以了高度关注。 “进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钱德勒研究了260位进步党领导人的背景与职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律师、教授、工程师、新闻编辑、农场主、中小商人与企业家等。 3、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新政接续了进步运动的理念，并最终
13、完成了从限权政府(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管理人)再到福利国家(保证人)的美国式现代化道路 1914年，正当进步运动风生水起、成就不断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顾美国历史，战争一般来说对经济增长起了刺激作用，但战争也使政府更多地依赖企业界，致使改革进程逆转。一战之后的美国就是如此，联邦政府全然放弃了改革，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柯立芝公开宣称“美国的事业是商业”。尽管1920年代美国总体上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极度不匹配。到1929年，全美财富的60由2的人拥有，贫富分化一举超过了发起改革的20世纪初期。 1930年代初，西方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工业生产
14、直线下降，企业成批破产，一半以上的银行倒闭，1.25亿美国人中有1300万人失业，2500万人挨饿，人均收入由681美元锐减至495美元，失业者在垃圾堆里与鸡犬争食，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面对危机，共和党总统胡佛仍然坚持亚当斯密以来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放任传统，他认为大萧条不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弊病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一小撮华尔街冒险家加上欧洲经济滑坡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暂时的。 胡佛克服萧条的手段是支持企业，借助企业投资来恢复经济。对此，民主
15、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尖锐批评道，胡佛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救济企业家，他号召援助“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罗斯福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时刻，他依然相信进步，他声称：“美国仍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变化、相信进步。”他告诉全社会，“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选择，我决心为人民实行一种新政。” 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胡佛与罗斯福的对决，结果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民选择了新政。历史证明，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和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将改革矛头首先对准垄断势力。虽然1890年谢尔曼反
16、托拉斯法与1914年克莱顿法为美国的反垄断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持保守立场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挠，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真正的反垄断发生在新政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私人权力的集中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威胁，惟一的出路是“制止企业走向集团主义，让企业恢复到进行民主竞争的状态”。罗斯福设立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权力集中的状况。新政时期通过银行、货币和证券市场领域的立法，旨在挽救正在倒塌的金融体系，限制华尔街金融巨子的权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则与不守法的托拉斯开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经费与人员。大批律师与经济学家从事处理反托拉斯诉讼。从此反托拉斯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除
17、反垄断以外，新政最重要的业绩是开始全面管理经济与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为一个管理者。新政发动者认为，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就由繁荣顶峰跌入崩溃深渊，这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准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重振工业繁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敢于创新，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由政府创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展田纳西流域工程。这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扶贫措施，而且是政府作为生产者与所有者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创新举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念是：为了普遍的福利，政府可以补充市场经济的遗漏与不足，这一想法与经济学家凯
18、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不谋而合，共同缔造了资本主义的自我革命。 罗斯福认为，如此多的人失业与挨饿，决不是私人慈善事业能够解决得了的，惟一有能力解决的就是政府。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走得更远，表明政府要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负责，这成了美国走上福利国家的开端。在保障穷人的福利的同时，“新政”着手缩小贫富差距。财产税法规定万美元以上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25，还规定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各种税率统一为累进税率。这项法律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奠定了基础。 新政是在激烈的反对声中进行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政治对手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则被称为“凶政”，习惯于以大企业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企业界直接加入
19、了这一攻击，对新政立法发出一阵阵抗议。新政也遭到激进势力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政走得还不够远，因此鼓动“分享财富”运动，鼓吹银行国有化，以这些不可能实现与不负责的计划来迎合下层选民。 面对中伤与攻击，罗斯福不为所动。他采取了一项大胆而意义深远的措施，改革保守派的堡垒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理念，一个个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杀，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权规定最低工资，这实际上是宣布血汗工厂合法。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司法复审权，即有权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为非法。 罗斯福要求改组最高法院，他的办法是“充实”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对年逾七十的高龄法官，应该按11
20、的比例加派法官，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掺沙子”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这一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在民意支持下，罗斯福达到了目的。 新政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但和进步运动相比，新政更多得到了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的支持。大萧条期间，14中产阶级失业，他们与广大劳工的诉求越来越接近解决饥饿与失业问题。除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移民与黑人也坚定地支持改革，因为移民大部分在城里打工，而黑人第一次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我们的黑人公民”。作为穷人，移民与黑人都分享新政立法提供的实惠，这个城市劳工有色种族共同支持的改革，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联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改革的旗帜下达成的举国一致的共识，预
21、示着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前景4、改革是硬道理 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让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力量来行使 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福利国家建设(二战后大规模展开)，美国的自我改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美国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与守法机制，到1950年代，美国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新高峰，而且社会稳定，大多数人丰衣足食，美国跨入了普遍的“富裕社会”。20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虽然其间也发生过短暂的衰退，但再未重蹈大萧条的覆辙。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大滑坡，美国人担心历史重演，但正如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的那样，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
22、系中，历史不会重演。 持续而坚决的反垄断使美国经济生机勃勃，每日每时，都有新的企业脱颖而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微软的崛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哈佛辍学生，在计算机行业很成熟与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异军突起。有意思的是，当微软成为全球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后，联邦政府又极力防止其垄断市场，近几年，微软不断被警告或诉讼。另一个例子是安然公司，它的欺诈行为被曝光后，不仅公司倒闭，公司老总们还受到了严厉的刑法制裁。 社会保障与公众福利，是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是和谐的前提，但不完全等于和谐。和谐必须是让公民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对和谐来说，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保障也是硬道理。自新政立法以
23、来，美国福利大厦愈建愈高，福利开支已是联邦政府的最大支出。虽然1980年代以来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削减福利开支以提升经济竞争力，但美国福利大厦的根基没有动摇，无论谁执政，政府作为社会保证人的角色都不会改变。 即便到了1950年代，美国的改革也没有停止。就在人们为“富裕社会”唱赞歌时，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对美国的贫困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该书震惊了约翰逊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他提出了“伟大社会”计划，宣布“向贫穷开战”。1964年国会还通过了“经济机会法”。约翰逊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穷人数量在逐年减少，1959年，美国穷人为3950万人，占总人口的22，到1969年穷
24、人下降为25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此后，穷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这个比例。消灭贫困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美国走向和谐的历程是一个改革的历程，它告诉我们，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围绕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方向来行使。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22日11:26 南方网 茅于轼 评论44条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
25、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
26、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
27、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
28、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29、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
30、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
31、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
32、，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茅于轼：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前几天在网上读到一桩往事“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嗫嚅着说：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
33、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 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美元的罚款或者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美分。”文章作者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
34、约。”物质需要和物质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秩序正是由物质文化来体现和维持的。“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载负和传递社会共同价值和意义的作用。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特定社会和政治文化
35、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就是非正义性质的匮乏。正当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原则和目的具有怎样的正当性？这些都是我们探讨社会分配正义和“好社会”的关键问题。“扭曲”的需要与集体思考的缺位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尽管许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中国社会对物质文化所包含的正当需要和非正义匮乏却缺乏应有的集体思考。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从需要绝对政治化到需要绝对个人化的剧烈转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中，社会并没有把握营建“需要”价值共识的机会。年长一些的人对需要的绝对政治化岁月一定还存有记忆。当时的正当需要由
36、革命政治来决定，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着政治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正当需要”证明政治或物质“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革命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文革的
37、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决定意志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同样，在需要由政治支配的环境中,“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如此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他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提夫(M. 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当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差别的程度的时候，人
38、性也就朝着动物性的方向扭曲。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扭曲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极少思考人的“欲念”(desire)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欲念”和“需要”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以前，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在中国完全是由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今天的新时尚。时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富人纵欲消费的消息，出手阔绰的中国豪富们要满足的不仅只是物质享受和占有的需要，而且是“为富者尊”的需要。出于他们对“好生
39、活”的理解，挥霍消费、豪赌、把人当物品消费的“包二奶”、在最时髦的购物天堂采购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只住超顶级别墅，只吃美味佳肴，统统被纳入了正当需要的范围。一本11页的“世界首部”白金书售价高达2.6万元人民币，据称可“保存万年”。在一个呼吁人们关心“希望工程”的国家里，在一个许多学龄儿童家庭连起码的教育费用都难以负担的社会里，“金书”所代表的物质文化价值观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呢？社会为何会容忍如此的奢侈和冷漠？对“合理需要”问题的麻木可以说是一个原因。“合理需要”和“好生活”一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好生活理念，关系到人的生存价值问题。正如索伯(K. Sope
40、r)在论人的需要中所说的，有关人的需要的价值问题广泛地涉及人类生产的意义，如何评判生产所造成的后果，以何种价值理由来确定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等等。除非我们了解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需要，我们将不能言说与人类存在价值相一致的社会正义，也不能言说与人类普遍生存目的相一致的好社会理念。贫困，非正义匮乏与保护弱者与需要有关的“好社会”理念中，目前中国社会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保护弱者。“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避免伤害弱者，保护弱者，是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价值规范，并不只是社会
41、中的一些人(强者)对另一些人(弱者)自律性质的仁慈或同情。如果你在沙漠里遇见一个没水喝的人，你又有多余的水，那么，由于你能决定是否给那个人水喝，那个人成为一个仰仗于你的弱者。如果你对眼前的弱者无动于衷，那么他就会因你的无行动而受到伤害。社会中的弱者、贫困者、受权势欺侮者、残废者、年老无助者，造成对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集体的无行动。越容易受直接伤害的人们，越可能因他人的冷漠旁观而受到伤害。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忍行为。”目前中国这个“物质丰富”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也应当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理解
42、。贫困是不能用绝对的收入标准来衡量的。达到某个同样收入标准的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是贫困者，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可以算作为富裕者。即使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期间，也会有这种同样收入却不同样贫困或富裕的情况。贫困并不只是穷，贫困是社会非正义的穷，是弱者得不到保护的穷。如果我们把贫困当作一个实在的社会非正义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数字表述，那么贫困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匮乏，而是“一种给人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制度性非正义。”一个人成为贫困者大致与三种情况有关：不愿受穷，贫富悬殊和受穷的人生伤害。只有当他符合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他才能算是一个贫困者。贫困者之所以贫困，首先是因为他并不自愿受穷。有人会因不同
43、生活理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原因而选择受穷。如果一个人穷得自觉自愿,那他的穷就不一定是一种社会非正义。说一个人贫困,还因为在他受穷的那个社会中有别的人占有极大的财富。有贫富悬殊才有贫困。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过着差不多匮乏的生活，把谁家的财物重新分配给其余的人，也不见得能改善大家的匮乏，那么重新分配财富的分配正义也就不甚迫切。“路有冻死骨”的极端社会非正义是在与“朱门酒肉臭”的强烈对比中形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并无明显的贫富悬殊,而却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出现了贫富悬殊,那么这个社会中贫困的非正义问题也就非常严重。贫困指的是社会非正义所造成的人生逆境。说一个人贫困，是因为他生活资
44、源的匮乏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缺衣少食，有病得不到治疗，孩子上不起学，老无所养，受人歧视，没有尊严等等。贫困一方面源自极端的贫富差别，另一方面也指不能满足群体认可的最低需要。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从后一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群体中有的成员无法维持这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需要，那么,他们所遭受的便是绝对贫困。他们被剥夺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质分配，而更是作为群体平等成员的尊严。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非正义伤害。一个社会即使在所有成员都能维持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也还会因为贫富悬殊而存在贫困。就其非正义性而言，这种贫困所造成的伤害一点也不比绝对贫困来得差。贫困是一种社会之恶。消除贫困之道并不只是增加物质生产，而是改变社
45、会人际关系和人际制度。说到底，贫困者所受的伤害是人对人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物质对人造成的伤害，贫困的伤害可能由个人有意无意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贫困伤害还可能由集体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政府不能设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来保证发展指标等。这一种伤害的根由是体制结构性弊病。现有的制度、法规、权力关系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舆论场所，没有表达自己要求的议政渠道和代表机制等。有严重缺失的社会制度结构是造成贫困伤害的重要原因，它甚至会使一些本不缺乏慈善同情心的个人因反感于制度的伪善而对公益事业失去信心和兴趣。缺乏对需要的思考，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正义。因为
46、社会正义首先要关心的是，应当满足群体成员的哪些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不同需要间的主次先后？每个群体在现有的基本需要共识范围内都必须对每个成员满足某些需要作出承诺并确有措施。做到这一点，这个群体社会才称得上是好社会。在好社会中，群体的成员应当为彼此做些什么呢？那难道不是一视同仁地维持所有公民的生命和福利吗？这是一切“好社会”的起码要求。分配正义必须承认和维护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成员都相互平等。抽掉了平等，“成员”便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身份，成员既无须再认同群体，群体也无权再强求成员的忠诚。对需要的认识联系着社会的自我建设和更新。我们必须看到，“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
47、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只有在一个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格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才会有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同时也会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黎巴嫩作家米哈依勒?努埃曼在你是人中说：“如果没有你便没有我之为我；如果没有我，便没有你之为你；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他之为他。如果没有先于我们者，便没有我
48、们；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广阔的世间中的任何一个人”，“人”的一撇一捺，一半是自己，一半是他人，芸芸众生的世界，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世界。看似纷繁复杂的精神契约，也只是两个人的契约，丈量的是自己和外人的关系。这契约就像上帝给我们的一柄长勺，只有互相喂给，对方才能吃到食物；也是锋利的刻刀，只靠一种自我雕琢远远不够，还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最终完成生命本色的浮凸。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品质，还是一种精神契约。它是自为的，没有谁强制你。 契约关联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善的义务好理解，就是感同身受，同情人之不幸，理解人之需要，给予恰当的帮助。善的权利，却被蒙上了误解的烟尘。在生活中有人做好事吃亏，以为善无善报，那就错了。与其是现实利益的回报，善更多的是精神的补偿。善者，内心有光，周身有爱，对世间常怀侧隐之心，人生就不会轻浮；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重要性，就会产生自信、自尊的感受。在一个遵守契约的理智社会里，物质的回报和精神的补偿应该是成正比的。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背弃精神契约、压缩善存空间的现象存在。四川某镇一名弱女子深夜遭歹徒追杀，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卷帘门；湘潭一男子爬上高楼欲自杀，犹豫之时，街上围观者一再欢呼起哄：“跳啊，干嘛不跳下来！”轻生者终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