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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立家：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社会主义社会”是竹立家教授的一个命名。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一是要从经济社会中心转向社会建设中心；二是由工业型的社会转向城市型的社会；三是由现代化转向现代性；四是由政府的治理来转向公共治理。这个转型和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将要实现两大重构：第一就是以公正为核心，以公正为价值导向来重构我们国家改革的话语体系，从哲学或者战略的高度来重构我们中国的改革路径。第二，以公共权力的治理性改革为重点来重构政府的价值，要建立一个廉洁、廉价、效率、效能的政府。
2、一个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一个政府机构的价值很明确，适应社会现代性要求的哲学一致的政府。未来10-30年，通过一系列的渐进式的改革和重构，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也是竹立家教授主要的一些学术观点。在这一讲里，竹立家教授将告诉我们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分析的框架，中国改革进程中可能碰到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以及我们中国改革应有的改革途径。这些年，竹教授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宝级的大师，中央的媒体和许多高端的会议，包括一些决策性的会议，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本科是南开78级，硕士和博士读的是人大，并且他的本科、硕
3、士、博士读的都是哲学，是真正的科班出身。他当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也当过满洲里的市长助理，他是韩国最高的智囊机构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韩国的名牌大学高丽大学的博士后，他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访问学者。他在学术界呆了30年，有20多年都是在哲学和公共管理学。我说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良识、有良思的学者。“良知”就是他有担当、有责任，“良识”就是他有良好的公共意识和战略性的眼光，这跟学哲学很有关系。“良思”就是他有独立自主的思考精神。大家如果关心一下媒体、网络，你们经常可以听到竹立家教授的声音，以及很多批评他的声音，你就知道竹立家教授的份量。这些年，竹立家教授关心的都是大问题，叫做风口浪尖的大问题，中
4、国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大问题。并且他是以直言和感言，被誉为中国改革路上的建炎者。竹教授是山西人，在南京和北京两京读书，曾经在内蒙工作，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平时没有什么爱好，爱好的就是读书，每天要读20-30页严肃的文字。我说一句夸奖的话，在我们学术界，在我们中国高端的精英队伍里面，有了这样有殷造之气的北方汉字，那是我们学术界的福气，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种希望。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可以说整个社会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不但是因为新一届政府上台，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必须完成转型。一、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为什么？首先一个依据就是
5、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这一点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很多地方讲话一直强调的，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各级政府，我们的学术界也好，政界也好，要有这样一种认识和共识。只有认识到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才能扎扎实实地谋求和谋划改革方向的路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而是认为现实还是非常好的，还是莺歌燕舞，那么，我们在改革时就有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两个关键词，我们要认识中国现实，要理解中国这篇大文章，必须要记住“转型”和“战略”这两个关键词。我们要谱写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也是关键词。“转型”就是风险社会来临，在中国它主要有四大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社会治理的中心政府威信
6、大幅度下降。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群众对个别人的不信任和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变成了对体制性的不信任。这是一个重大信号，社会主义的威信、执政党的威信、政府的威信在下降，群众开始对我们的体制产生了不满和怀疑，这个要有认识。第二个标志就是现在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特别是政府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在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社会所出现的许多许多责任性事故，包括食品安全，各种各样的安全，都是相关的公共机构责任不到位所造成的，出现了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倾向。所以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信任，这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是
7、非常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现象，那标志着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大幅度下降，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不确定性状态，社会的安全程度大幅度下降，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件、事故层出不穷。比如说最近的大学生投毒杀人事件，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标志是主体意识的崛起。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段性转化，每个人都在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微博，过去在传统社会我们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官方的声音，现在不是了，整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国家，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到，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声音我想发声的话也可以听到。这就增加了社会的治理难度，所
8、以中国社会现在从一致性向多样性转化。过去上面领导说什么老百姓听什么，所以很多人讲老百姓麻木、泛从、无知，现在不是这样了，特别是80后这一代，他们将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代表，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年纪大的人可能比较清楚，在文革时候，中国是一个高度一致化的社会，像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汇报在睡觉之前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中国当时7亿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这种唱法是不对的，上午和下午唱的是矛盾的。上午唱有个大救星叫毛泽东，晚上唱没有大救星，靠我们自己，但是7亿人就没有一个
9、人想到这个不对，照唱不误，高度一致性，上面说怎样唱咱们就怎样唱。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多元化的形成和主体意识的崛起，这个力量不能小视，我把它看成是中华民族进入理性化时代的一个表征。过去大家在研究我们的文化的时候，认为中国人是顺从、麻木、认命等等，现在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特别是80后的这一代人，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要用自己的脑袋来思维，绝对不会任意听人顺从。第四个标志就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好多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环顾左右而言谈，他们所关照的不是现实，而是某些方面的意图，根据意图来胡言乱语，而没有认真研究现实。所以，在很多学者的研
10、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地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完全是依附派，上面讲什么我跟着讲。理论不在状态，现在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体系。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我们说“三个代表”，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又说中国梦。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要搞什么东西，是按邓小平的搞，还是按“三个代表”搞，还是按科学发展观搞，还是按中国梦搞？这几个理论之间有什么联系，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懂规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有关。国外的思想家，比如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盖哈尔脱等等，写思
11、想史的都由思想家写，在我们社会主义状态下，思想史都是领导人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等都是这样，学术界集体没有声音。社会上为什么出现问题比较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思想。这个人说一句话我们在演绎，在坚持，在浮沉，从来没有说学术界有哪个大家出来搞什么思想。所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表征就是理论的不在状态，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该怎么发展，有什么内涵，不是很清楚。就等于一个人说，说了之后我们再演绎。14亿人靠一个人在思想，人再多，一盘散沙，一个小国家有500人在思想，整个人民都在思想，国家虽然小但是国家很强盛，很团结，很有民族力。为什么？大家都在发
12、表意见，而我们14亿人为什么没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国4亿人，全世界11亿人，中国占世界人口1/3多。当时中国有95万正规军，英国只有30万，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9.6%，当时英国才占4%，我们现在占世界上10%多。1840年的时候世界上70%的白银从中国运到拉美、欧洲、非洲，中国通过丝绸贸易、茶叶贸易、瓷器贸易，大幅度出口。英国人没有钱了，没有办法，想给中国人推销鸦片，就打起来了。战争结果你们都知道，小小英国不远万里7、8艘船，几千人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割地赔款。什么原因？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我们尽管可以给自己戴上很多辉煌的帽子，但是我们这个
13、民族的劣根性，软弱、顺从、屈服、唯利是图等等，致使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近百年的发展中，我们很难走到世界前沿，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性被压抑了。1840年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和1840年在世界上相比，还没有1840年高，包括我们的部队状况，财政收入状况。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外贸大幅度出超，现在我们需要3万多亿出超，那时候比现在高得多，世界70%的通货在中国。40、50年时间佳绩倒腾光了，先是和日本干，给人家赔款，后来跟八国联军干，给人家赔款，官僚体制腐败无能。这个教训我们要吸取，我们搞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下一步发展必须要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不能一个
14、人说一套，我们再来演绎，这是不行的，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共产党的原则。所以，现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大家要清楚，主要有这四个表征，每一个都是要命的。如果我们在下一步改革中不切切实实地推进一些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谋划的改革，我们的前途堪忧，中华民族堪忧。转型就是标志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是第一个关键词。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思考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是“战略”。我们都比较清楚，一个有战略胸怀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前途和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只看三步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谋划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进行思考。有两点很重
15、要，第一，战略很重要。一个国家、一个民主、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个人，没有战略眼光是没有前途的。什么都可以失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战略的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08年出了一本书，叫做苏共失败的教训，他明确提出战略性的失败。苏共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处于两张皮状态，不搭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久而久之老百姓对你失去信任，说得天花乱坠，为人民服务，我是如何如何，我是你的公仆，制度是另一套，特权推行。所以，老百姓讲当我们2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夺取了苏维埃政权，当我们20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希特勒，当我
16、们200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垮台，还不知道怎么垮台的。老百姓一开始相信你，你带着我们闹革命，要反剥削，要公平，很好。10年相信您，20年相信你，30年就开始怀疑你了，你说你是公仆，你住好房坐好车，我这个主人生活比你差很远，那你这个公仆是怎么当的，他就开始怀疑了。40年就不满，50年就怨恨，60年就不可接受，70年起来就被推翻了。你可以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道理非常简单。因此，我在很多地方讲，我说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是我们的价值合理性，并不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朝代都是说历史赋予的，刘邦特权是历史赋予的，都是历史赋予的，这个不是理由。有人讲我们党执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我说这话是完全不懂历
17、史。共产党执政，价值合理性，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念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这一点要认识清楚，战略很重要。第二，战略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大家很多人认为战略是国家领导人的事，离我们很远，这是中国人的盲区。事实上战略决策结果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决定了每个人的前途。所以，过去毛泽东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原因就在这。有个童话故事，里面有只老鼠看到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它很害怕，于是就告诉动物王国里面的所有动物，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主人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它首先找到老母鸡，老母鸡代表平民，告诉老母鸡，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老母鸡讲这不关我
18、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又找到大肥猪，大肥猪代表有钱人，告诉大肥猪，你要小心，主人在房子里放了老鼠夹子。大肥猪讲这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又找到了大黄牛，大黄牛代表有权人，告诉大黄牛，说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大黄牛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老鼠夹子夹死大黄牛的，这个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晚上一个人就猫在窝里面不敢出来。第二天早上女主人听到仓房里有响动，就以为老鼠夹子夹住了老鼠，事实上老鼠夹子夹住的是一个蛇的尾巴。由于仓房很暗，女主人没看见，结果被蛇咬了。于是故事情节急转直下，男主人立即把女主人送去医院，住了几天院。出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女主人虽然
19、出院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回家以后一定要给她增加营养。于是男主人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把老母鸡宰了炖汤喝。所以，任何社会动乱伤及的首先是老百姓。由于女主人住院期间，亲朋好友、邻居纷纷去看望女主人，男主人为了答谢邻居们的好意，就把大肥猪宰了，摆了几桌请客，有钱人也跑不了。最后，由于女主人住院期间还欠了医院的一些医疗费还不上，男主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大黄牛送到了屠宰场，换钱给医院还医疗费。有权人最后没办法，忍痛割爱也要把你割掉。所以，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会造成影响，对每个阶层都会造成影响。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谋求幸福生活的人，我们必须要下决心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积极地关心
20、国家政治生活，不要光说好话，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出台的一些政策方针，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只有这样共和国才能好，我们每个人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更好。否则的话，由少数人来操纵、指导社会生活，那这个社会的前景就是不确定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能会受损。所以说战略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不要认为它是领导人的事，不是的，战略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每个理性的中国人都应该参与，把我们这个共和国，把我们的国家打造得更好。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解读过去30年中国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是关键词，我们要谱写好未来30年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也还是关键词。所以，我们通过转型和战略手段来深入解读一下关于中国的现状、面临
21、的问题和改革路径。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1、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三个30年2、改革进程中的五大颠覆性问题3、改革路径：中国发展面临四个重大战略转变四、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四、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有很多人讲话、写文章讲未来30年、未来30年，第一个就是我提出来的，我认为30年可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宿命。我们中国古话讲“黄河，母亲河，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能30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从1840年算起是这样，从1949年算起也是这样。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已经经过了两个30年，未来我们要经历第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1978年
22、，这个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稳固国家政权。在思想上，我们重视意识形态，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经常讲“千万别忘阶级斗争”，“坚持共产党战略下继续革命”，“毛主席思想万岁”等等，都是这些大标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意识形态特色非常浓厚。我们在理论上第一个30年主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就是第一个30年的基本特征，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的革命工具，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我们不评价这30年的好与坏，但是这30年基本上简单概括就是
23、这样。第二个30年就是1978-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30年我们主要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要消灭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贫困的边缘，老百姓普遍贫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主要是贫困问题。在思想上我们是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这30年我们很少提意识形态，包括领导讲话、学者写文章都很少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很少提。我们遇到资本主义概念的时候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我们用发达国家，中西概念。当我们遇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不用社会主义，我们用发展中国家，我们说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有意淡化意识形态。我们在理论上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这30年改革理论
24、上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现在描述改革的一些词汇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比如说“小政府大社会”、“经济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公共治理”、“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这30年我们的理论几乎没有变，用个什么概念，什么核心框架来研究关照中国社会现实，没有。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理论创新不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没有没有靠社会主义的词汇来揭示、关照、描述、叙述、勾画中国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现实。所以，理论创新任务非常艰巨，绝对不是这样来说几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的。有次我在中央党校开会，关于社会主义提案问题，我就讲现在理论没有发展，我说马恩的时候我们的理论体系是一本一本的，
25、到毛泽东的时候我们的理论体系变成一片一片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一片一片的，现在更差，变成一句一句的，白猫黑猫抓住就是好猫，那不是理论，我说你们写一篇文章先把一句一句的变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变成一本一本的。理论没有依据，我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这30年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我们在实践中主要是学习市场经济模式。这就是第二个30年的终极概况。第三个30年就是从2009-2038年，这是未来30年的出处。这是我提出来的，07年我经常在南方、北方的一些报纸上讲未来30年。我个人认为未来30年中国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目标是消灭社会普遍不公正性的问题。如果说前30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6、和主要问题是贫困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经变化为公正问题。所以，未来30年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消灭普遍不公正性的问题。在思想上我们要重视意识形态，还是要强调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就在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说我们不谈社会主义，或者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谈社会主义，那我们的执政合理性就要受到威胁。我们的执政合理性是我们的价值合理性，我们党章的原则和价值是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好作风、好榜样、好典型等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在现实社会中必须是这个样子才符合社会主义。我在美国和很多学者辩论，我说我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从人类的历史发
27、展来看，我们一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正问题，不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公正问题。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搞一批人大公无私、心怀宽广、牺牲个人利益为整个社会进步，为民族进步。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执政性就没有合理性，你凭什么当官，谁教你的。我价值很高尚，我入党时宣誓，但现在谁来监督你，这都是问题。我一直强调，在下一阶段我们还是要强调和重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个中性概念，不是一个坏概念。现在有的人讲意识形态是个坏概念，我说是个好概念，它对于分析思想体系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概念。我们领导人讲话，学者写文章，以后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在改革理论指导上
28、我主张还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阶段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理论，它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建设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讲了很多关于民主的问题，你们可以看邓小平文选。现在有些人就不提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改革理论还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要重新挖掘邓小平理论里面的一些深刻内涵，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受到非民主的冲击，所以他对民主非常重视，对人民赋予公民权利这个程序非常重视。我们下一步改革要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新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把民主纳入我们改革事业。在实践中，我强调
29、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是坚决反对“特色”两个字，不要这么提。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像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都在搞资本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提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日本特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样的，以自由为核心，自由的价值和自由的制度都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也是一样，社会主义具有普世意义，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指导意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中国特色，中国搞出来的东西就是对人类文明有指导意义的一种主义。你不能搞个中国特色，你搞中国特色就回到封建主义了，三公消费和中国特色就翻不下去。不能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
30、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选择，和资本主义一样，不能搞成没有普世价值的，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世界一团窝，没法有世界依据和世界标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30年我们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体系。过去30年我们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改革话语体系，未来30年我们要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必须转过弯来。否则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发展前景堪忧。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在制度安排和改革方面，必须按照公正社会主义这一原则，社会主义就是奉行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以，他们叫自由
31、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就叫公正社会主义，他们倡导自由的价值和自由的制度，我们倡导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谁好谁坏，历史会作评论，但是我们必须下决心来做。五、改革进程中的五大颠覆性问题五、改革进程中的五大颠覆性问题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每个问题发展到极致都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第一个就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的时候很多学者调查说中国当时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2010年一个联合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是一九开，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贫富差距急剧加大，这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相符的
32、。那么，在这10%的人里面大约有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和亲属。所以，吴敬琏老先生提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捕风捉影。还有5%是在港澳台和海外有亲属的这些人，还有10.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这就是中国10%富人的组成，干部及其亲属占大头。如果是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该如何结束，社会主义该如何结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有良心、有责任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但关系到我们这一代，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生活质量。因此要认真研究。昨天人民日报大规模地在批我，有文章提到三公消费9千亿，虽然没有点名。
33、但大家都知道06年的时候我在学习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政府改革的几个切入点，我提出三公消费有9千亿，三公消费的概念首先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温总理看到了，在我的文章上批字：我感到很震惊，如果竹立家教授讲得属实的话，政府工作没做好。后来财政部找我核实数字，后来我就给他一个数字，财政部就给主任打报告，说我们找到竹立家教授了，电话号码多少，他说他那个数字也不是很准确，我们财政部的数字是1207亿，报上去了。当时我们院长给我们院批字，说国家行政学院要开会找竹立家教授谈谈，作为一个学者引用数字要严谨，就说我的数字不严谨。国家行政学院开会，找了个副院长和我谈。我说你找我谈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的观点错了吗？他说没
34、有。我说我的数字也没有错，我说我的数字都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刊物里面的数字，这是其一。其二，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的数字。其三，还有我提的一些模型。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可靠的，然后他就说这个事现在搞得很大，你就别说话了，最近不要接受采访，也不要写文章了，我说好。过几天人民日报两个记者找我，说竹教授我想采访你，我说我们领导不让我接受采访，他说我们是人民日报，大报，没问题，采访完了以后你说发就发，你说不发就不发，我们是守信用的。后来我说你们过来，过来就采访。我说有两条，第一，必须表明竹立家教授是好心，是有道德良心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要表达出来，我并不是要反对谁，要攻击谁，我是好
35、心，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是78年入党的，我有责任对我研究的一些事实说出来。第二，9千亿是有出处的，并不是瞎说。我把资料拿给他看，我说道理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国家事业单位是130万个左右，现在大概是127万，砍了很多事业单位，130万个单位，一个单位平均两辆车，不多吧？我说400万辆车完全不多。还有一个数字，北京当时搞中非首脑会议，你们要求公车停一半。北京晚报报道说停了一半，停了46万辆，那么北京市的公车起码近100万辆，这是很简单的数字，这是你们公布的。说为了不影响交通，北京市的公车停一半，46万辆，翻一倍就是近100万辆公车。我说全国30个省市加起来，平均100万辆公车有吧？30个省市平均1
36、00万辆那就是300万辆，总共加起来就是400万辆。你怎么能说我说错了，记者说财政部没有数字，我说财政部有数字我就引用他的了，他不敢公布。后来这事就过去了，他们晚上就把稿子给我发来了，我看了之后说照发，把我那两个意思写上去。经过10多天没有动静，我以为这事情就结束了，上面可能不让发。结果过了10来天，我在福建讲课，我一个学生在下面说，竹老师，今天我们海峡都市报有你两篇报道，我说我又不是什么特大的名人，又没什么绯闻，一个报纸一天报道我两次，我说你拿给我看看。我一看，头版就是“财政部：9千亿是不实之词”。我一看是批我的，下面是竹立家的数字，“三公消费是9千亿”，财政部的数字三公消费是1200亿左右
37、。他们采访我的同时同时采访了财政部预算部司长，把我们两个的采访稿放在一起，用那个人来反驳我，胡说八道。 后来我赶紧打开评论网，这个很关键。后来一看，财经评论的一个女孩写了一长一篇文章，提到三公消费问题非常严重，别在数字上较真了，里面还有句话说“竹立家教授的数字也许不准确，但是财政部的数字是一定不准确”。我想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已经过去6、7年了，昨天突然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文章说“9千亿是捕风捉影”。我06年发表以后07年中国就开始控制公款吃喝，当时说哪里吃喝最厉害，驻京办，先砍驻京办。08年开始搞公车改革，后来不了了之。09年改公费出国，2010年又开始搞公车改革，那次公车改革我也参加了。到
38、发改委开会，我说公车改革别算经济小账，要算政治大账，社会主义国家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品德高洁，坐什么车，我说资本主义国家高官都不敢坐车，坐公车、坐汽车上班。现在欧洲国家部长坐公车上班很正常，你是公仆，资本主义就做到了，社会主义怎么就做不到。他们说杭州的改革经验，杭州发改委主任在那汇报，市长在那汇报，我在会上就明确一点，取消补贴。结果那个方案是不了了之，现在也没有改，没法改。补贴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说你搞什么补贴，工资里面内含着，为什么处长工资高，科长工资低。为什么呢？这里面因为你的工作难度、复杂度。处长工资高、工作难度更大、更辛苦，复杂性更高，这部分钱在工资里面已经给你付了，你害搞什么补贴。说
39、温州一个处级干部月补3200，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说温州的普通职工退休工资平均才2200，我说你一个小小的处长光坐车这一项的补贴就是3200，给老百姓怎么解释，怎么样光辉发扬我们党的形象。本来这事已经过去了，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人民日报又在批我了。我说我又没和人民日报结仇，批我干啥。9千亿对不对？我说不在于数字大小，9千亿也好，8千亿也好，1万亿也好，5千亿也好，关键是老百姓观感，政府的三公消费太高了，这是最根本的，必须改，你现在是想改还是不想改，你是和中央唱反调吗？还是和中央一致的？最近提倡廉洁性政府、节俭性政府，搞得非常好，怎么人民日报又出来否定9千亿呢？三公消费9千亿不对，你说多少，你能说
40、出来吗，你也是一笔糊涂账，我看所有网站都转了，有个别老百姓支持我，希望你们下去以后在网上多留言，多支持支持我。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符合，政府治理这一块，确实浪费特别大，这个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包括三公消费，现在治理的效果很差，公款吃喝这一块，转入家宴，转入地下，这种现象非常严重。如果到这种程度，政府自身的治理都搞不好怎么治理社会，道理非常简单。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人民日报不合适宜，尽管我竹立家说了三公消费9千亿，准确不准确，咱们另当别论，我在很多场合也讲过，包括在中国青年报也讲过，我说现在问题数字不是很重要，现在问题是这个事情很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这是最重
41、要的，至于是9千亿、5千亿、1万亿，这个数字已经无关紧要，因为老百姓感觉到政府太奢侈了，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要扭转老百姓的印象。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前年我在广东云浮开农村发展会议我就讲了三句话，我说三农改革要从政策性改革变成制度性改革。现在我们的惠农政策都是政策性的，我说下一步要制度性。制度性有三条，一个就是让人动起来，取消户籍制度，把户籍制度改为居民制度，核心在这。第二，让地转起来。在全国推行地票化制度。三句话，土地国有、个人使用、使用权可以转让，永久转让使用权。只要我不卖，这个使用权就是我的。中央搞土地银行，到镇、县，搞地票交易所，一个农民有10亩果园，我不愿意种了，专家评估以后，我到镇
42、或县里面的土地交易所挂牌，150万，谁买都行，广东人能买，北京人能买，谁买都行，甚至以后外国人都可以买，可以转让，你给我租赁权。比如我不想当教授了，我想当农民，你到那里挂牌，我一看这个果园不错，我就买来做果农，也挺好的。所以，就是三句话，我们不改变土地的国有性质，但是使用权可以转让，如果说我们搞地票银行的话，中国可以盘活几百万亿资金，农民也就富了。现在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这么搞？原因就在于地方土地财政，真正让农民富起来，对农民好，那就是化。第三，让城自动建立起来。我建议取消国务院的城市审批权限，城市审批权限下放到各省人大，让人大制定标准，城市人口20万，GDP100亿，财政收入30亿，面积10平方
43、公里，那就是城市，不要审批，没什么审批的。城镇化不是政府主导起来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所以，我现在对城镇化的发展很忧郁，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搞了很多城。像鄂尔多斯的“鬼城”，现在没人住，我去过那里讲课，没人住，人在老城里面住，新城晚上没有人，整个楼里面就是我一个，都建起来了，但没法运转。城是自动建起来的，你这个地方房价比较便宜，空气比较好，有工作场所，能找到工作，老百姓自然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在那住下来了。第三，腐败问题趋于恶化。现在腐败问题确实特别严重，让老百姓观感非常不好。最近像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审判了，黄胜就这么一个人，在德州主政10年，老百姓都叫他“黄三亿”，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贪
44、污腐化，就这么一个人还能当副省长。我们纪检部门、人事部门都干什么去了，老百姓都知道他叫“黄三亿”，我们的纪检部门不知道。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这个国家能好吗？他有46个情人，有40多套房子，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吗，情人你搞一个、两个还理解，符合人性，你搞40多个情人那就是畜生了，不符合人性，超出人性的范围了。这是一个例子，现在每年平均有5、6个部级干部被抓，有近一千个局级干部被抓，有近一万个处级干部被抓，数额太大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对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对政府威信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必须抓。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现在中国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每年我们大约有近700万个大学毕业
45、生，每年有近800万个技术院校毕业生，每年城市新增就业人员500万，每年城市需要重新就业人员300万，每年农村需要转移就业人员500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2500万以上。中国经济每年按8%-10%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就是900万-1200万，每年我们实实在在的有一半不能就业。这是中国的秉性，不靠政府靠自己，这是中国人传统，封建社会中国的政府从来不给老百姓做好事，找老百姓就是要钱，收费。所以，中国老百姓传统在心理上对政府的依赖性非常小，因此，好像中国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但事实上都积累下来了，像在北京，广州也有，在郊区有20、3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哥们几个在郊区找套房子租下来
46、，打短工。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这是软问题，大家觉得还不是问题，现在中国人的安全和信任状况在下降。前段时间报道有个老头在菜市场跌倒了，有很多人从老头身边走过，没有人扶起来。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不安全，我们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整个社会谁都靠不住了，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也靠不住，现在离婚案件大幅度上升。2012年登记结婚的是309万对，登记离婚的是419万对，登记离婚的超过登记结婚的，数量增加。孩子靠不住，坑爹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情人靠不住，2011年6月份网上讨论，要组织情人反腐队，说中国的贪官60%都是情人揭发出来的，都靠不住。这个社会我该靠谁？确实是个大问题。社会到了这个
47、状况确实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信任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官本位盛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信任感，社会的诚信感大幅下降，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在变糟，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觉得是个软问题，但事实上发展下去，我们这个社会就再不适宜人生活了。所以大量人移居海外，原因在于不适宜人生活，欺骗、互不信任，我们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伤害别人。昨天我看到电视讲，做牛奶做毒牛奶，在伤害别人，你做毒牛奶，我做地沟油，我也在想方设法伤害别人，你做地沟油，我做毒牛肉，我也在伤害你，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伤害链，不是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做精，为他人服务，都是想着法子把钱装到我的口袋里，把害处
48、给别人，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伤害链，每个人都不安全。有时像有少数像我这样的学者说点硬话，说点硬话的人民日报还批判。六、改革路径：中国发展面临四个重大战略转变六、改革路径：中国发展面临四个重大战略转变未来30年中国改革要从四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的转变。改革重点要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转移，这一点一定要清楚，真正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现在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体制性改革，过去30年我们说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下一步经济改革的任务主要是技术性改革。什么叫技术性改革？比如汇率涨不涨，预计怎么加，楼房怎么调控，股市怎么调控
49、，宏观经济怎么调控，这都是技术性改革，不涉及体制性问题。过去30年的时候没有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执行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实现。所以说未来30年我们必须要在这“五权”上下功夫。我们说得再好没有实施好，所以，改革重点要转移，要确立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目标就是这个，真正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是一个过程。我主张要尽快实现现代性、稳定性，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的标志就是实现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让人民在权力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均到3000美金的时候，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就是初级现代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各个阶层，每个人的利益都向好的方向转化，因此，社会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