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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经国夫妻的赣南京剧缘作者：梁镇国蒋经国正在江西赣南(赣州)当专员的时候，经常在工作之余，携夫人蒋方良去“群乐剧院”等地看京剧，蒋方良从此不仅爱上迷上了京剧，而且还上台唱了京剧，夫妻俩在京剧上留下了不少逸话。赣南“洋苏三”蒋经国到赣南任专员期间，夫妇俩人也经常买票看京剧，成了一对京剧迷。蒋方良为了能登台演唱京剧，曾先后向赣州群乐、虔州两舞台著名旦角苏惠菊、童秋芳学会了苏三起解一折，在一次联欢晚会上，由群乐剧院老板苏维坤的女儿苏惠菊把场子，儿子苏财宝操琴，女婿周文涛司鼓，名丑赵天鹏演崇公道。由于蒋方良扮相漂亮，嗓音高亢，获得来宾、戏迷们的阵阵掌声与叫好!后来大家评论：蒋方良唱京剧，可算得江西省赣
2、州第一人。抗战胜利后，有一位美籍华人票友名叫华达，对京剧非常痴迷，在南昌市江西大舞台，演了贵妃醉酒。到场的观众说：“华达算外国人演京剧中演得不错的了，但和蒋方良一比，只能甘拜下风。”演员消防队有一次蒋经国和蒋方良在看一出“武戏”的时候，一致称赞京剧武生的滚打翻跌技巧高强，由此突发奇想，认为如果让武生们在唱戏之余，参加消防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蒋经国出面协商，当即获得班主与演员们的同意，组建了一支演员消防队，消防队员以年轻武生刘奎英、筱花楼、张燕亭等为主。蒋经国利用演员的身体技能，积极展开消防训练。一些日子以后，在群乐剧院和虔州第一台大门口两侧挂满了“火钩”、“铁水桶”、“沙包”等救火用具
3、，观众入场时颇觉得新鲜。有天晚上正在演出，突然外面传来“着火了，救火啊”的叫声。台上的演员们马上停止了演出，在台前立起一块牌子，上书：“外面失火，演出暂停，演员去救火。”观众都不看戏，跟着演员们出门去看救火。火场浓烟滚滚，烈焰四起，武生们有的上房挑瓦，有的提水桶向火扑去，观众们看到演员救火有如生龙活虎，比看戏还要精彩，于是全都参加了救火，结果在演员与观众的配合下，大火瞬息即被扑灭。看戏要买票蒋经国夫妇除了到剧院看戏以外，也经常询问剧院的收支状况和演员的生活情况。剧院负责人抱怨说，常有一些看白戏的人混进剧院，却又难以制止，蒋经国记在心中。有一次他们夫妇看戏看到一半，蒋经国就悄悄跑到前台办公室，命
4、令剧场服务人员立即查票，没有票的人则立即“请”到办公室。查票员去了不久，一位政府官员打扮的人被“请”了进来。蒋经国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看白戏。那人回答说：“因为找剧院的人有公务要办。”蒋经国说：“有公务应该来剧院办公室，为什么坐在院里看戏?剧院月月交税，税从观众买的票款中来，如果都来看白戏，税从何来?好吧，这样，今天你掏钱买50张票，算是帮助国家的税收事业!”那人想辩解，又怕蒋经国，最后只好认账，买了50张票。第二位被“请”进来的是位商人。蒋经国对他说：“你们靠生意和市场赚钱，演员们靠门票钱吃饭。我发现你看白戏不止一次了，给我个面子，补200张票好了，谢谢。”那商人一看是蒋经国，只得乖乖地掏钱
5、。以后又“请”进来十几个，蒋经国按照他们收入的高低，一个个收取了“补票款”，把钱交给戏院。从那以后，看白戏的人就大大减少了。为“龙套”祝婚当时人们普遍把主要演员看成“角儿”，而对配角演员“跑龙套的”则报以轻视的态度，“跑龙套的”也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蒋经国夫妇每次光顾戏院，不光为“角儿”鼓掌叫好，也为“跑龙套的”鼓掌叫好，在当时成了一件奇事。蒋经国认为：“跑龙套的”虽然榜上无名，但每台戏也是不可缺少，演出同样出汗，而且也都具有一套技巧身段，所以应该得到重视。虔州第一台有位跑龙套的万八禅准备娶媳妇，办了几桌酒席。正在热闹的时候，蒋经国突然出现，来到了酒席中说：“今天我特地为龙套演员来祝贺结婚。”
6、说着随手拿出20块银元作为份子钱。当时在场的龙套演员们都非常感动。抗战中棋王谢侠逊作者：谢瑞淡谢侠逊是现代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也是我国荣获中国象棋冠军和国际象棋冠军的第一人。1918年，他在有全国60多位高手参加的我国第一次象棋大赛(上海市个人象棋赛)中，力挫群雄，获得冠军。1928年，因棋艺高超，提倡和发展象棋运动，棋功彰著，他被全国第七届象棋赛推举为“棋王总司令”，誉称“中国棋王”。一1937年抗战爆发，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谢侠逊虽年过半百，却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劝阻，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只身前往南京，奔走于许多故交和棋友之间，请缨救亡。时国民政府正准备派出五个巡回
7、大使，到海外侨胞中宣传抗日救亡，劝募捐款。其中，到欧美的四人已定，为胡适、于斌、萨镇冰和陈树人。唯有东南亚，因情况较特殊，有关当局想物色一个政治色彩较少，为当地华侨所敬仰，又不畏艰苦的人，苦无合适人选。谢侠逊知道后，立即毛遂自荐。因为两年前，他去过南洋，到过许多地方，结交了不少朋友，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戴，可谓人地两熟。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他应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象棋会的邀请，访问南洋，以棋会友，交流棋艺，历经新加坡、怡保、太平、槟城、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芝巴德十大城市，用了一年零四个月，辗转鏖战，战果辉煌，在总计241局中，胜175局、负13局、和53局。在新加坡，为了民族的荣
8、誉和侨胞的厚望，他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接受英国驻马来亚空军司令、全马1933年国际象棋冠军亨特(Hunt)的挑战，在对弈中占据优势之后，坚决拒绝亨特两次派人，以偿付重金及坐英国飞机免费旅游为条件的秘密求和，最后终于击败亨特。这次南洋之行，使谢侠逊威扬海外，广大侨胞誉他为“象棋大王”、“天才圣手”、“弈界泰斗”。回国返抵广州，征尘未洗，又奉命立即参加在沙面举行的中、美、英、德、奥五国“银龙杯”国际象棋大赛，以胜18局、和1局、负1局的优异成绩折桂捧杯。载誉回京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书赠“渝灵益智”四字，予以嘉奖。其时负责派遣巡回大使事宜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他和谢侠逊，可称故交。
9、民国初年，他在上海主持民国日报，谢侠逊在时事新报工作，同在报界，曾有晤面。还有，邵的秘书卢雪正是谢侠逊的同乡，相识有年，交谊笃厚。他也极力推荐，认为此任非谢侠逊不可。于是，谢侠逊往访邵力子，谓：“国难当头，何计个人，大丈夫报国有门，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邵壮其言，感到谢正是他心目中的南洋巡回大使，答应为之保荐，并在书桌上展纸把笔，挥毫书赠“胜者所用败者之棋，明乎此义，复兴中国何难哉!”随后，问道：“大使出国，可带秘书、翻译和随员，不知谢先生需要多少人?”谢不假思索地答曰：“16对足够!”邵不解甚意，一时发愣，侍随一旁的秘书卢雪正笑道：“棋王所说的16对，就是指和他朝夕相处的一副象棋，那不是有
10、32枚棋子吗?”邵恍然大悟，不禁哈哈大笑，和棋王紧紧握手。他对谢侠逊南下，借助象棋进行爱国运动，非常赞赏。在邵力子和张治中的联名保举下，谢侠逊出任巡回大使，临行前，南京许多棋友，纷纷挥毫赠别，如冯玉祥题书“象棋国手”以勉，张治中书赠“虽剩一兵一卒，亦必抗战到底，必得胜利而后已”，陈立夫书赠“教战以雪耻”，李宗仁书赠“有焦土抗战之决心，持久战的精神，最后的胜利必属我们”。南京车站的送别也十分隆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势。二11月16日，谢侠逊离京南下，历经香港、澳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缅甸，通过“义赛”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筹募慰问伤员和救济难民的捐款。20世纪前后，东南亚
11、的华侨，已有相当规模。他们和谢侠逊密切配合，一起研究，潜心策划，召开大会，组织义赛。除了当地象棋名手，妇女、儿童和老人，也都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义赛”活动。在槟城，有位耆宿杨源知，棋艺高超，遐迩闻名，人称“常胜战军”，因年迈隐居，已息影多年。但这次为报效祖国，也一反常态，破门而出，振臂和棋王较量，轰动整个槟城，一时传为美谈。至于各埠爱国侨领，更是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如印尼侨领陈性初(其孙陈大江，现为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却不辞劳累，全程陪同，竭诚张罗。他和棋王倾盖如旧，相见恨晚，诗词酬唱，堪称知音。12月下旬，谢侠逊在菲律宾期间，正值南京失守，侨情惶恐，焦灼不安。25日，举
12、行“全菲华侨抗日救亡大会”，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与会侨胞，群情激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长期抗战!”“祖国万岁!”此起彼伏，不少人将随身佩戴的戒指、项链、手镯等首饰，即席奉献。大会当场表决，一致通过，每月捐款100万元。为吸引更多侨胞观战，提高救亡筹赈的效果，“义赛”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除了平时常用的单人和多人对抗赛，大型的单骑车轮战和盲目战表演，还有以人为棋子的“阵地战”。谢侠逊匠心独运，效法春秋战国著名军事家孙武演阵习战的故事，在马六甲、吉隆坡和槟城等地的体育场，用白粉划地为大棋盘，以男女青年各16人，分别穿红黑两色衣服。头戴写有“车、马、炮、兵”等字样的帽子，作为双方的“活棋子
13、”，听从义弈台上的指挥号令，攻守厮杀，场面蔚为壮观。当地侨胞，几乎倾城而出，纷至沓来，观看这种别开生面的象棋赛。谢侠逊这次南洋之行，舟车劳顿，备尝艰险。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盛暑气候，他在印尼曾患病休息十来天。最后取道滇缅公路归国途中，不幸染患痢疾，被迫下车住腊戍医院，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近一个月，才化险为夷。而随他同时归国参加抗战的爱国侨胞，有四人也染上该病，竟壮志未酬，英年早逝。1938年12月，谢侠逊在槟城还受到汪伪歹徒的威胁。这是因为陈璧君是槟城人，背后有一些民族败类追随。有一天，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递过来一个信封，谢侠逊打开信封，“吧嗒”一声，一颗子弹掉了出来。谢侠逊脸一沉，问：“这是什
14、么意思?”年轻人冷笑着说：“这还不明白吗?槟城不欢迎你!客气点说，请你马上离开，不客气就是”谢侠逊打断他的话说：“你说的是不是中国话?你父母是不是中国人?你身上流的是不是中国人的血?”年轻人一脸狰狞地威胁说：“如果你不听劝告，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谢侠逊斩钉截铁地说：“谢某恭候，为抗日而献身，是我的荣幸!”那歹徒见恐吓未遂，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谢侠逊将此事告诉槟城侨胞，大家都很气愤，纷纷说：“谢大师，您放心，槟城绝非那一小撮民族败类所能够恣意妄为的，你放心，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由于有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和保护，这些民族败类才不敢贸然下手。相反，经过两个月的“义赛”宣传，槟城的助赈、义捐和公
15、债，都跃居整个马来西亚之首。 谢侠逊这次出使南洋，成绩斐然，共募得现金5000余元(不包括南洋各埠侨胞对以后的定期认捐)，金银、珠宝、首饰无数，并征召华侨技师技工3300人回国服务报效，在当时派出的五位大使中，在外巡回劝募的时间最长，最为劳苦，也最为成功。但他严于律己，轻装简从，不摆官架子，只带必不可少的几个秘书、翻译和随员，除领取安家费外，不支国库分文，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象棋家”(周恩来语)不畏艰险、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三1939年3月，谢侠逊回国到昆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即应邀在青年会连续表演三日，继又参加慰劳前方将士的象棋募捐赛。昆明朝报报道：“观众数千，同声赞美。每局着法皆一场精彩，
16、掌声不绝。”返抵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夫妇主持，在国际联欢社举行聚餐晚会，给他接风洗尘，除了许多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应邀与会。寓居重庆期间，他仍然满怀爱国激情，有求必应，不辞勤劳，继续在大后方各地，如昆明、成都、重庆、贵阳等许多城市举行象棋劳军大会、反侵略棋赛大会，致力于抗日劝募工作。他是重庆大公报、昆明朝报和贵阳民报的象棋专栏编撰，也是重庆东方文化协会、务实兵工厂等许多单位的象棋顾问。1939年仲夏，在重庆东方文化协会会长郭春涛(解放初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安排下，周恩来专程到东方文化协会访晤谢侠逊。会面之后，嘘寒问暖，情意殷殷，周充分肯定谢的义弈筹赈，
17、赞誉谢为“爱国象棋家”。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正确政治主张，透彻精湛，铮铮感人。谆谆的教诲，深情的勉励，使棋王心悦诚服，刻骨铭心。随后，二人谈论古今棋谱，从桔中秘重“当头炮”、梅花谱重“屏风马”到明人重马、清人重炮时，周问：“马和炮的威力孰大?”谢答谓“马有八面威风，但可用兵卒制之”，周意味深长地昂首大笑，说：“对!对!还是群众的力量大，抗日救国要广泛发动群众啊!”会晤结束，周恩来提议纹枰对弈，棋王欣然从命。在对弈中，谢侠逊发现周恩来“棋法娴熟，守得平稳，攻得锐利，着法温和而又多变”后，十分惊异，经过了解，原来周恩来在延安非常重视文艺体育活动，经常举行各种演出和比赛，在一次棋
18、赛中，董必武拔头筹，周恩来获亚军。二人连下两盘和棋，后终商量，将第二盘残局定名为“共抒国难”。“抒”和“纾”同，为“解除”之意，政治含义非常清楚，意指国共两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解救国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978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征集收藏。经过这一次会晤对弈之后，谢侠逊和周恩来频繁接触。时谢侠逊住大兴乡，距重庆城有30里，但他为聆听教诲，多次不顾“天里道难虎狼(特务)多”，越危崖，攀峻岭，长途步行前往曾家岩“周公馆”。为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反共投降，谢侠逊结合局势，在重庆大公报专栏副刊上，发表了许多象棋残局，寓政治于象棋，命题往往蕴含深刻的
19、政治内容，如兴中扫日、抗战到底、扫除丑虏、直捣黄龙、前赴后继、马革裹尸、焦土抗战等，热情地歌颂了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军民，号召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止戈为武、内战自杀、严惩祸首、悬崖勒马、暴政必败、制止内战、锄奸诛伪等，则严正地鞭挞国民党顽固派，深刻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党同伐异，倒行逆施，呼吁以抗日救亡大业为重，从速改弦易辙，团结对敌。谢侠逊在大公报上刊登了共抒国难残局，就已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以后接二连三的爱国行动，终于酿成反动政权的憎恨。在一次去曾家岩途中，谢终遭暗算。一群特务拦住他的去路，用布蒙住他的头部，拳打脚踢，使他严重受伤，右肋骨也折断了两根。事后，周恩来派人到医院慰问，重庆
20、新民报作了详细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四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华夏大地，普天同庆，万众欢腾。谢侠逊也不胜雀跃，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八年来的期望终于成为现实。解放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谢侠逊进了上海市文史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象棋协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运会棋类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象棋大赛总裁判长等职。为表彰他爱国爱棋的光辉业绩，1985年，上海市各界为他举办了一次盛大、隆重的百岁华诞祝寿活动，举行“百岁杯”中国象棋大师赛，以表庆贺。江泽民同志书赠“百龄高手，永葆青春”的庆寿题词。谢侠逊驾鹤西去之后，依然受到人们的缅怀和景仰。肃王善耆与清末民政部作者：爱新觉
21、罗连绅1907年，清政府任命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主管民政部。到1911年，善耆任民政部尚书(后改称民政部大臣)共计4年4个月。当时的民政部职责范围很广，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除此之外，善耆还分管诸如重建海军及推行宪政等事宜。在短短几年之间，善耆为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做了一些工作，接连创出了几个“中国第一次”。革新和巩固警察制度善耆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时学习欧洲及日本的警察制度，开始时在工巡总局属下设立警务处，在北京东、西城工巡分局设警巡、巡捕，并设巡捕处160余处，另设立了警务学堂培训巡警。调至民政部后，善耆继续改革和完善警察制度。从来，清朝京城的警务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
22、府捕盗营等担任，缺少统一的警务机关。他们多半只知欺压百姓，不知守护之责。自从善耆采取近代化的警察制度并设立了相应机构，大力培训巡警，扩大高等警官学堂等措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警察制度得到创立，京师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布置在繁华的街道、路口。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市面人心惶惶。经过善耆的安抚及加强警戒，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件，致使光绪的殡葬大典和慈禧的葬仪得以顺利举办。参加这两次大葬礼的外国使节感叹说，“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得以保全社会安宁，完全是肃亲王指挥调度有方的结果”。善耆自幼爱好习武，因此常常亲
23、自带领巡捕去捕盗、抓赌局、禁鸦片烟馆及暗娼等，并设立习艺所来收容患病及老年娼妓，给予治病及学习生活技艺，使她们有生活出路。还有时穿着奇服怪装故意到街上行走，如果巡警能盘查寻问，善耆便褒赞该巡警尽责。当时清朝统治者惧怕革命，已成惊弓之鸟。而一些官员则以抓革命党为由，胡乱逮捕民众，以求升官发财。有一日侍郎赵秉钧拿着一口刀见善耆说：“这是今天在前门外某妓院搜到的，刀上刻有尚文程三字，恐怕是革命党人之物。”善耆说：“此刀恐怕不是革命党人的，如果是革命党人，没必要非把名字刻在刀上不可。”赵说：“恐怕不是真名。”善耆笑着说：“即使是假名，革命党人也不会刻名留在刀上。令巡捕队三日内查出这个叫尚文程的人，可辨
24、明真伪。”命令下达后很快查到了名叫尚文程的人。经审问，他不是革命党，只是逛妓院时把刀遗忘在那里。关于“地方自治”的第一个具体方案1909年后，善耆亲自起草的长达1500余字的奏折，是按照“九年立宪”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划。地方自治规划是按照日本及欧洲国家立法和执法两权分立的原则制定和执行的，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此规划得到摄政王载沣的采纳。按此规划已完成了宣统元年及宣统二年的规划，宣统三年五月善耆与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勖不和，被调任理藩部大臣，但是宣统三年的规划也基本完成了。此后清朝灭亡，该规划中
25、途停止。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善耆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安排了人口普查工作。虽然此项工作也因清王朝倒台而中止，但是留下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宝贵的参考数据。因为中国人多地广，历史上很难提出准确的人口及户数的数据。过去说中国人口大致有4亿人口，是根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数字40900万人而来，而此数字是按照大清国18个省上报的数字，并不包括内外蒙古及西藏地区人口，各省上报的人数也是当时地方在册的户数的估计数，并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计数。20世纪初当时驻清朝的美国公使对中国人口进行过分析研究而提出的人口总数不超过27500万人，此数也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分析而来，也不是
26、进行人口普查而得出的。善耆任民政部尚书不久，研究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及配合推行地方自治工作的需要，专门制订了人口普查计划，并由光绪三十四年(1909)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计划宣统四年(1912)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因清王朝灭亡，善耆的人口普查工作也中途而废，黑龙江、山西、甘肃、四川各省及乌里雅苏台、伊犁、绥远城、福州、广州、汉口、杭州、凉州等地驻防军管辖户数尚未报来，西藏等西部边远地区尚未施行地方自治未进行登记。但是就以上统计户数有23400809户。按当时一般大户算一户人，因此每一户平均十口人计也有23500余万多人。如果全国都报来有可能达到4亿人口。此数字因只有人
27、口普查工作开始一年的数字，远没有反映全部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甲午海战后的第一个重建海军方案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期，对清廷海军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上书朝廷“筹办海军基础一折”，得到清廷重视和采纳。1909年，清廷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划”经过3个月的悉心考察，善耆对当时海军的教育情况、舰船情况及军港厂坞等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强调了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舰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主张，并对所需经费上报了预算。这一重建海军方案再次体现了善耆的务实和远见，尽管摄政王载沣对此很是欣赏，但是出自对善耆的猜忌，特别
28、对其权欲的防范，始终不予善耆兵权。海军重建案是善耆的建议，并由善耆任海军筹办委员之首来解决各项具体事务。因此中外人士都认为设立海军部时，必由肃亲王任海军部大臣之职，但是实际上海军部成立时任命了摄政王载沣之六弟载洵贝勒为海军部大臣，并任七弟载涛为禁卫军大臣掌管陆军。可是当时洵、涛兄弟皆为二十出头的青年，甚至老成谨慎的张之洞也认为二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对海军大臣这个官职载涛、载洵争得厉害，善耆退让了，载沣后来把海军大臣的职位给了载洵。溥侗后来说“大哥(指善耆)真傻，就这么轻易地把海军大臣让给别人了，也不争争。”着力开展卫生防疫，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旧时广大民众缺乏卫生知识，很少公共卫生机
29、构，尤其经过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地痞流氓的骚扰，造成垃圾脏物到处乱倒致使京城脏乱不堪，疾病流行及缺少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师药物。自善耆担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直至民政部大臣的十年多的时间，致力于改善城市及卫生面貌，做了几件事。首先，善耆任期内，北京开始有了自来水供应。从1908年开始，为了使自来水能送进朱门大院及饭店，在东直门外过桥迤北冰窖后身的香河园建了一座高40米的水塔，塔顶系一圈小铃，使风吹铃响，当时在北京也蔚为壮观，可算城外的一个西洋景。水塔全部用进口货，采用钢结构，不算大小铆钉，光各种钢材便达250多吨之多。水罐容积500吨，全是铆活。进塔内螺旋式楼梯直达顶部，站在塔顶内可凭窗俯瞰北京全景。其次
30、，善耆任职民政部大臣时期，开展防治鼠疫，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中国首届国际卫生防疫会议。1911年1月发生了鼠疫。疫情起初在东北某些地区出现，1月15日蔓延到天津，20日在北京也发现了感染患者。鼠疫在一般市民及外国驻京人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石炭酸等药物价格暴涨，煤炭奇缺，大扫除用的扫帚都成为珍品。有的囤积粮食，市面流行着歹徒乘机进行暴乱等流言。善耆闻讯后，采取各种措施，对治安及卫生防疫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到了春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没有发生社会骚动。当时采取的措施有：下令收购老鼠集中焚烧，一只老鼠给一文钱，一天至少收购四五百只，多的时候可达几千只，这样短期内迅速消灭了鼠类；派医官对所有死者进行检
31、查，如果怀疑死状有异，立即采取隔离消毒、火化等措施；发现鼠疫患者时采取文明国家的办法对尸体进行火化，对家人进行隔离观察，病家周围进行严密的消毒灭蚤工作；为了防止人心动摇，每天在官方报纸上发表城内死亡者姓名、住址、病状及负责医官姓名等，让老百姓随时了解疫情，起了安定民心的作用；向百姓教授消毒灭蚤法，同时号召全民防疫灭鼠及其他卫生事宜。另外，在善耆的授权下，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沈阳召开了我国首届国际学术交流会，善耆通过外交使团邀请了日本著名细菌专家北里柴三郎及柴山五郎两位博士，以及其他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期是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与
32、会代表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共讨论了24次。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日本代表北里柴三郎是一位细菌学权威，曾与德国细菌学家合作创制出破伤风和白喉病的抗毒素，后来又分离出鼠疫杆菌。会议主席伍连德是广东新会人，先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斯德学校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天津陆军医院医官。由于他医术高明，学术渊博，在这次会议上被各国代表一致推举为会议主席，当时年仅32岁。这次会议，也是一次维护我国主权的会议。北里柴三郎到达奉天后发表谈话说，日本方面早已将研究材料调集齐全，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求诸日本可耳”，言意中国政府无提出议案的资格。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及各国代表的谴责和舆论的批评。会议在
33、伍连德的主持下圆满结束，北里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此会为中国及万国之创举，实为医学史上光明之一页。最早的“城市现代化改造”清朝民政部本来就由工巡局演化而来，因此修建道路、改变京城面貌是善耆从政十余年一直致力的工作。并且通道整修道路及城内布置，为今日著名的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等场所奠定了基础。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期间继续修筑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交通，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北京修筑的道路虽然没有欧美文明国家的都市道路完备，但也不像日本东京修筑的道路那样，把砂石放在路面上由人脚踩实的原始方法，而是采用机器夯实，所以北京的道路比东京的道路宽阔，分为车行路和人行路。不仅是京城道路修建工程，民
34、政部还对各地区的山陵修建、河川维护及护堤等工程做了不少工作。尤其需要由中央政府拨款修建的大工程，都必须由善耆亲自审查批准。又如，修路工程费用，以往地方官吏由工程承包人处收取贿赂，因此工程造价很高，那桐任初期民政部尚书时，修筑北京市道路工程造价一清里需要4000两。善耆到职后虽然由于物价上涨致使工本费用增加，但是道路修筑加上水管管道埋设费等加上也不过一清里3000两，此举得到人们的称赞。京张铁路的修建工程，虽然归邮传部管辖，但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权势低微，而负责工程的詹天佑是一个技术官吏。修筑铁道用地需要通过很多王公大臣的祖坟。征用土地时，他们倚仗权势，极力抗征，使修筑铁道工程受到很大的阻挠，迟迟
35、不能开工。善耆得知后，亲自到征用土地范围内的肃王祖坟地，向祖先磕头祈祭后把坟墓迁移到他处。由于善耆“从大处着眼”，带头迁了祖坟，其他王公大臣不好继续僵持，纷纷让出土地，保证了京张铁路的顺利完工。1909年9月，京张铁路通车典礼时，善耆又亲自试乘“洋玩意儿”火车往返于京张之间，以向保守派证明火车的安全性。善耆看到当时交通工具木轮车，跑不快又压坏路面，为此开始从国外引进西洋马车。在大规模修路前善耆首先自费买了一辆西洋马车亲自试乘。此事结果被慈禧得知，以“肃王爷也学洋人了”为由予以责备，还把马车给没收了。后来颐和园也购进了西式马车，慈禧坐得舒服，就又把没收的马车还给了善耆，准许“学洋人”。善耆结合防
36、疫工作对北京市公共卫生进行了一番整治，建起了第一批公共厕所于市内主要地带。尽管这些公共厕所还很简陋，但毕竟是一次开拓性的工作。善耆成功地进行了道路的改建，为改变卫生条件打下了基础，为此沿路设立了公共厕所来防止在市街上乱弃污物。北京城在明朝时修过较完整的地下水道渠可排放污水，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已不能排污了，尤其当时民风对随意在马路上乱丢尿屎不以为耻，禁止在道路上乱放污物是一件移风易俗的难事，为此善耆决定建公共厕所，初步改变了北京的卫生面貌。设立“国营禁毒设施”1906年，在善耆的建议下，重新颁布禁止鸦片令，并且规划十年内完成禁止种植、买卖及吸食鸦片烟。但是起初禁令很难使地方政府接受和贯彻，于是19
37、08年4月7日正式成立了禁烟总局，隶属民政部，主持全国禁止吸食鸦片烟及禁种罂粟等工作。在此期间，善耆又建议朝廷任命他最信任的族弟恭亲王溥伟任禁烟大臣，以加强禁烟领导工作。至宣统二年，已在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四川等九省贯彻了禁烟令，民间也成立了以林则徐之孙林炳章为会长的“国民鸦片禁烟会”，配合官府贯彻禁烟工作。善耆又令北京内外城警务厅派巡警去严查吸大烟者，还经常亲自带领巡捕查封大烟馆等处，另设立了戒烟局，把吸食鸦片烟者收容起来，配医官进行强制性戒烟工作。当时能够完全戒烟者称之为“戒净”，在京城三个月内得到“戒净570名”。 保护戏剧，改革戏院在奕劻内阁时期，善耆屡受排挤，颇不得意，于是逐渐接
38、近戏剧、棋艺。善耆嗓音不好，但很爱唱戏。他搭起了戏台，先是叫宫里的梨园戏班到府里唱(叫做王爷“传差”)，以后通过“红豆馆主”溥侗(外面称侗五爷)的帮助，组成了肃王府自己的戏班。当时只有醇王和肃王两府才有自己的戏班，而肃王府差不多天天唱。府里唱的戏有两出外面没唱过，一出戏是吴三桂请清兵，戏中有睿亲王多尔衮的一段满文唱词，萧长华还带着徒弟到府里学过这段戏文；另一出戏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善耆亲自扮演郑成功。善耆还与当时名伶杨小楼合演“翠屏山”一戏，善耆扮石秀，杨小楼扮潘巧云。当演到巧云严词斥石秀时，石秀想过戏瘾，没完没了地抗辩。巧云一着急，来了一句：“就算你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当时四座皆相顾失色
39、，以为杨小楼要遭飞来横祸。谁料，扮石秀的善耆意识到自己的没完没了，乐嘻嘻地“滚下去”了。善耆擅演武生，其武功之勇捷可与外号为“杨猴子”的杨月楼相媲美。常去肃王府演戏的名角除萧长华外，还有谭鑫培、杨小楼、钱金福、梅兰芳、丁永利等。当时善耆在府里看戏时常有名角儿陪座，边看边探讨。在清末戏曲演员属“下九流”，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善耆的作风颇受议论，甚至有人借此弹劾善耆。但是戏剧界人士总是愿意到肃王府唱戏，那时候新加入梨园的新角及徒弟需要找有势力的后台来保护自己不受欺负。著名的戏剧大师梅兰芳在学徒时期，常常肩背着小王子看戏。1955年梅兰芳访问日本演出期间，由善耆的儿子宪立担任电视直播的日文解说，两人是
40、老相识，配合默契，为在国外传播京剧艺术起了良好的作用。善耆在民政部尚书任上，曾明令在西珠市口内，煤市街南口外设了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它的规模与当时的广和楼相似。戏院楼上有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但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这一旧习的革除，在当年的北京，无疑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创举，善耆为此得到了“思想开化”、“伤风败俗”的两个名声。默许党人办报在中国首都北京自进入20世纪才有了报纸，早几年在外国租界发行外文报纸，后在上海、天津等地也有了中文报纸，但是在首都北京，庚子之乱前没有一家日报，只有叫做时事采新的周刊，发行量很小。慈禧曾下令不准官吏看报，除此外并没有别的限制。然而自庚子之乱
41、后出现了一些报纸，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后来随着报纸增多，各种的时评性报纸和报道也多起来，因此新闻管理规则就出现了。可是这些规则是参照外国新闻条例制定的。在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期间，未曾发生过当局和新闻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引起社会问题。当然有时会因违反规则而受到了处罚，但没有新闻界愤慨而与当局对抗的事。1910年，谋炸清摄政王载沣未遂事件轰动了全国，善耆采取了缓和、争取、利用的策略，希望以立宪改良缓和国内矛盾，维护清朝统治。另外也有其个人希望赢得支持，立宪后出任总理的野心。善耆通过其内亲崇铠与革命党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联系，对革命党人给予了不少方便。当时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民立报几经查封，而京师朝廷眼皮底下的国风日报却从未遭此境遇，正是因为没有得到民政部尚书善耆批准的缘故。虽然善耆做了几件关系民生之事，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也使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对他抱有一定的好感，但是清王朝已经为历史所唾弃，他的“努力”不足以改变人民向往共和的心愿，更不足以延长大清的寿命。正如他自己所言：“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