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讲冲破布罗代尔钟罩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再审视.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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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0讲 冲破布罗代尔钟罩：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再审视,方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认为，资本主义以及欧洲文明扩展的起源及其理由曾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府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镇里，最后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亦即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产业才成长起来。保护专有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服务交换的密集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 哈耶克（Hayek, 1988, p. 33）,2019年4月10

2、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本次课程内容,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10.1 欧洲中世纪初期的 布罗代尔钟罩,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按照斯密-哈耶克假说，追求着个人私利并具有道德情感的人，一般具有喜好相互交往和交易的禀好。在人们这种喜好交易和获取更多

3、自己经济利益的禀好支配下，市场分工和专业化会自发形成，并且会自发产生一些市场安排和秩序，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自发-扩展秩序。因而，按照斯密和哈耶克的经济社会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压制和阻抑这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的生成和成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该是不期而然的。 从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演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来看，其生成和扩展过程，就是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的发挥和运作过程，也是打破前现代化社会中种种布罗代尔钟罩的过程，即挣脱出由于某种政治建制,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安排、某种文化信念

4、中的封闭意识、某种流行意识形态的禁锢，以及地方信息知识传播的阻隔等等而形成的约束着斯密动力难以发挥的种种变迁张力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中，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生成和成长过程，既是斯密动力的形成和发挥过程，又与社会学界所常说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法学界和政治学界所理解的法治国（Rechtsstaat）的形成过程，人类学界文化界所理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理性社会的过渡，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所言的从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一回事。 为了弄清欧洲进入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如何冲破各国普遍存在的布罗代尔钟罩而逐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让我们还是从欧洲中世

5、纪的社会历史格局开始。,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从世纪历史分期来说，史学界一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公元4-5世纪左右），标志着欧洲古典时代的结束和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开始。但是，在认识西方社会的历史演化过程上，我们必须谨记，罗马帝国的衰亡，决非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其内含着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思想对中世纪欧洲影响结束了。相反，在中世纪时期，甚至一直到现代，欧洲各国仍在许多方面然保留下来了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

6、古希腊罗马社会中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经济思想，甚至社会的运作方式，亦在很大程度上承传下来。 公元486年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首领克洛维领导下打败西罗马军队，夺得高卢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建立王国。后不断扩张，6世纪中期成为西欧最强大的日耳曼人国家。,查理曼大帝在位时（ Charlemagne, 742-814），经过五十余次征服战争，领土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西临大西洋，北达北海，南迄意大利中部。800年查理曼称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帝国一分为三，为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雏形。 而从现实经济安排上来看，则是另外一幅图景。罗

7、马帝国后期商业的衰落和城市的萧条，不但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经济的崩溃，而且遗留给欧洲诸国一幅城市凋敝、商业衰竭的社会图景。 正是在这样一个虚弱的经济格局中，西欧慢慢开始了它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按照布罗代尔（Braudel, 1982），诺思（North North, 1981），博德（Beaud, 1983），罗森堡和小伯泽尔（Rosenberg & Birdzell Jr., 1986)，马克垚（1985，1992），,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

8、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厉以宁（2003），程西筠和王璋辉（1981），钱乘旦和许洁明（2004）等学者的研究，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大陆诸国和英伦诸岛的市场经济还非常有限，还没有形成真正商人阶层。这时，在欧洲诸国内，即使有经营商业的商人，也都隶属于其他阶层，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微不足道。 用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术语和视角来说，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整个西欧各国都被笼罩在一个个布罗代尔钟罩之下。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ipolla, 1972, 中译本5页）描述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情形时，曾说，当时贫困的欧洲人烟稀少，“高的生育率被高的死亡率所抵消。到处是暴乱、迷信和无知。经济活动退到极低

9、水平的,原始形式，此时是寺院制度的黄金时代。因为人们梦想和平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可以用围墙把自己同罪恶的世界和它的有罪的居民隔离开来，然后为一个较好的世界中较好的生活而祈祷”。 从奇波拉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低感到那时的欧洲处处笼罩在我们前面所说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并使得整个欧洲深陷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为什么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市场贸易凋零且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有效地阻止了人类合作的市场秩序的扩展？据一些历史学者研究，主要有三个因素压抑了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的形成。这三个因素分别是：,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

10、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一）在庄园制下各地封建领主对人们市场交易关系的限制； （二）城市商业行会本身对商品生产和市场交往的限制； （三）强大的罗马教会的神权统治以及宗教意识形态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 第一，在欧洲普遍存在的庄园制下，封建主阶层对集市贸易的情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自身也需要商品货币交易的存在，以便利用这些关系来满足自己舒适生活的需要，并利用集市贸易来增加收入，以满足保护自己领地的军事需要。基于这一考虑，他们自然允许在庄园制下有一地方范围的商业贸易。,School of Econ

11、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因而，一些封建主不仅实际上促使在自己的领地内的集市的建立，而且还在地方的集市贸易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若干保护性措施（厉以宁，2003，页93）。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欧洲的社会安排中，庄园制及其相关制度，又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集市贸易本身会自然引发社会人口流动，且市场贸易中的平等原则又自然会冲击着封建庄园制社会赖以维系的等级制和身份制，因而欧洲封建主对在自己领地中的市场贸易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必然会施加种种限制，如实行酒的专卖，烤面包的垄断，到处设贸易关卡，征收通行税，等等。 结果，在欧洲中世纪早期

12、，就出现了德国历史学家Ernst Samhaber（1963, p.84）在其商人创造历史,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一个个地方封闭社会的情形：“人们过着并不舒适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或一个扩大的领地一样。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由自己生产。他们自己种植谷物，剪羊毛；而在漫长的冬天里，妇女和孩子们梳理羊毛，缝制成衣。养牛不但能提供肉类，还能提供毛皮，这些毛皮经过鞣制，做成皮鞋、裤子或皮上衣。因此，商人就无任何用武之地了。” 西方的另一位史学家Ralph H. C. Davis（1957, pp.180-1

13、81）也曾描述道，在这时的西欧，乡村农业的财富创造被封闭起来了。因为没有人来购买它们，没有产品流出去的通道。这时，“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来源，钱币对任何人来说均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没法花掉它”。,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另外，从欧洲庄园制下的土地制度来看，一方面，维兰的份地和农村共同使用土地是被禁止买卖的；另一方面，在分封制下，一级封建主将一片土地赐给下一级封建主，以期其效忠和回报（主要是兵役），在此制度下，如果一个封建主要把自己分封到的土地转与其他贵族，就要向上级封建主禀报并提出申请，说明要交还封地，并由此解除作为封臣

14、的义务。很显然，这种封建分封制本身就是对土地买卖的一种限制。这自然又会从根本上限制中世纪初期欧洲的市场交易的扩展。由此看来，布罗代尔所描述的那种“与世隔绝的钟罩”，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庄园领地体制的一种再恰当不过的形容了。,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第二，除了封建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市场交换关系所设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外，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行会本身也构成了对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某种限制。从一些历史资料看，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手工业者较普遍地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参加行会的，是各个行业的手工作坊的主人，而各手工作坊的主人又往往是本

15、作坊的熟练师傅。按照马克垚（1985/2002，页322-329）的研究，欧洲中世纪的行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其行会内部的规章制度，非常繁杂细密，对生产的规模、生产过程、价格水平、工资标准、技术使用、原料来源、市场份额、经营方式等多方面，都有规定。由于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广泛存在，一个作坊开业，会受到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手工业者跨行业经营，也会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中世纪欧洲城市手工业者行会对市场经营和交易所设置的种种限制措施，自然阻碍了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设置了市场进入和转业的种种

16、壁垒。很显然，这种种限制措施，本身就压抑了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即限制了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展，从而助长中世纪欧洲各地某种看不见的“布罗代尔钟罩”的形成和存在。 第三，在研究欧洲中世纪初期的经济社会史时，有一个不可忽略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覆盖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的罗马教会的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以及与其关联着的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时的欧洲教会，不仅掌控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具有强大的世俗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可以认为中世纪,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的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力量渗透到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17、域。 从欧洲历史上看，在日耳曼人与罗马境内的奴隶、农奴起义配合在一起摧毁了奴隶制的西罗马帝国后，从公元5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出现了许多“蛮族”小王国。起先，各小王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都要利用基督教。这就为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的加强，酿就了社会条件。在教会的神权统治在欧洲各封建王国初步确立之后，教皇为了争取到在欧洲的最高封建神权，不断与世俗君主有摩擦和争斗，并不断取得胜利。到11世纪初，欧洲各封建王国为了在相互争夺中利用教会的力量，均纷纷把大量土地赠给教会。结果，教会的领地越来越大，以后竟发展到占欧洲,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

18、年4月10日星期三,土地的三分之二，从而成了任何封建君主和领主无法匹敌的经济力量。故在不经意的数百年间，人们突然发现，欧洲最肥沃的土地，最丰产的果园和最茂盛的森林大部分落入了教会手中。教会掌握着世俗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自然就形成了教皇的神权高于世俗君权的经济基础。 在罗马教会经济力量强化的同时，教会内部也逐渐严密地形成了科层组织和教会制度。当时，教会在欧洲不稳定的封建王国内划分许多教区，每一教区设有主教，下设牧区，由神父主管。主教之上又有大主教，大主教则由教皇管理。这样，就形成了罗马教廷的与各封建王国的世俗政权不相上下的科层制度，进而成为统治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一股强大的神权政治力量。,School

19、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到了教皇格里高利7世，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差不多达致了顶峰。譬如，在1075年公布的格里高利7世的教皇敕令27条中，就明确规定了教皇有废除世俗君主的权力。于是，当欧洲许多封建国家臣属于罗马教廷的时候，教皇的神权统治就发展成为了欧洲封建制度中的巨大国际中心，并把封建主义的欧洲诸国联结为一个政治统一体。 在罗马教会对中世纪欧洲诸社会的神权统治得到强化的同时，罗马教廷的宗教意识形态也成了市场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制约力量。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国典哲学德终结”一文中所言：“中世纪只知道一

20、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尽管在教会内部有基督教思想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正义的价格”理论，并可以从其著作中解读出允许人们进行合乎道德的经商的思想，但当时教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充满反对借贷取利和经商取利的戒律。在这种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人们的市场交换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借贷关系以致人们的消费观念，都需要与教会教义相调和，从而自然对市场交易和商议贸易的发展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

21、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在欧洲中世纪的初期，各地封建领主对自己领地内部的市场扩展秩序的管辖，城市手工业行会对商业经营和市场交易所施加的种种限制，加上罗马教会的宗教神权和意识形态强势控制，就非常有效地钳制了当时市场扩展秩序的发展，从而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难能生成，哈耶克所见的人类扩展秩序也被束缚在一个个本地的圈子里而不能自发向外扩展。简单说来，整个中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被分隔在一个个地方性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10.2 威尼斯商业共和国的繁荣,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

22、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如果说中世纪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的封建主庄园制、城市手工业者行会组织，以及罗马教会的神权统治，非常有效地束缚和压抑了人类合作的市场扩展秩序的自发生长，那么，生活在西欧文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边沿地带的威尼斯人，却在亚德里亚海沿岸的一块贫瘠土地上，率先引发了近代商业文明扩张的扳机。有许多因素促使威尼斯走向商业繁荣，其中一个直接因素是，与中世纪的欧洲诸封建王国内部自给自足的庄园制不同，威尼斯则一直把罗马教廷神权影响下的欧洲大陆社会所鄙视和压制的商业活动，作为自己的立邦之本。不仅商人阶层构成了这一城邦国的主要公民，而国家本身也采

23、取了商业共和国的形式。 从地理位置来看，威尼斯城位于亚德里亚海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威尼斯没有像样的陆地，甚至,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没有像样的岛屿，而只有一个建立在一些珊瑚礁岛屿上的城市，且在各岛屿之间有很多相当深的海底深沟。险要的地势，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欧洲陆地政权很难对威尼斯行使有效的管理，因而其归属权在古代历史上不断变动。直至约公元600年左右，威尼斯湖礁中还只有几个村庄，人口规模也很小。公元600年左右，这些村庄合并了一个商业共和国，并很快建立了其法治化的宪政民主制度。因此可以说，就在这些村庄

24、合并的时候，威尼斯就成为了一个法治国。作为一个法治民主共和国，威尼斯存在了12个世纪，其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超过了同一时期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直到在1797年被拿破仑推翻，威尼斯一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商业共和国的法治民主体制。,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从经济活动方面来看，威尼斯的商业贸易，首先是从制盐开始的。后来，威尼斯共和国又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地中海地区的粮食集散中心。随着起商业贸易范围的扩大，威尼斯人又经营起了海产品、橄榄油、葡萄酒、木材、香料、蚕丝、棉花、金属等贸易经营活动，甚至也进行过奴隶贩运。即使从地理上看威

25、尼斯处在罗马教会影响所覆盖的欧洲疆域内，但威尼斯商人们却不管欧洲诸国的禁令，贩运武器、钢材等给回教徒。从经济贸易的地域范围来看，威尼斯人不仅与欧洲大陆和拜占庭帝国有着广泛的商业贸易关系，也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活跃的贸易来往。威尼斯的广泛商业和贸易活动，使之成了当时地中海沿岸国家和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从1000至1500年，威尼斯甚至开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间的对中国的贸易，以及经由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进行的对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数百年的商业贸易，给城市国家威尼斯带来了稳定的和持续的繁荣。正如美国当代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戈登（Scott Gordon，1999，中译本页1

26、30）所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型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威尼斯是欧洲最富庶的城市国家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霸主。 为什么在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南欧边沿地带崛起了威尼斯这样一个繁荣的商业共和国？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三大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相异的文明即阿拉伯、拜占庭和西欧交界点上，使威尼斯人可以不受任何政体和意识形态的,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控制，又可以吸收和利用者三大文明中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得天独厚地选择自己的商业发展

27、道路。西欧庄园制的封闭体制，很难对它有任何影响，罗马教会的反对借贷取息和经商获利的一些戒律清规，也很难约束它。 其次，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来看，可以认为，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提供了一个法治化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商业繁荣和稳定的典范。 从政府治理结构方面来看，正如西方一位史学家S. E. Finer（1997，Book II, p. 1016）如所言，“直至18世纪，威尼斯政府还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根据Finer 的历史研究，美国的一位老牌新制度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 2

28、002, p. 273-275）在国家理论一书中仔细考察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发现在威尼斯的宪政历史上，人们逐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府运作体制。为了保持这一良序的宪政体制稳定运作，威尼斯人想尽各种办法，来防止其作为最高政府长官的总督（the doge）的权力过大，并尽量减少权力转移的机会。其主要防范措施，包括两个组成部分：1）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政党的出现；2）努力阻止人们花费资源来争夺政府职位，特别是争夺总督的职位。 巴泽尔（Barzel, 2002, p. 274）总结道：“防止政党的建立，可能看上去是反民主的。然而，在法治国中，,School of Economics, Fud

29、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威尼斯并不是惟一具有阻止（或避开）成立政党的国家。在英国，直到18世纪或19世纪初，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对美国宪法的辩论中，党禁的观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威尼斯的独立无二之处，恰恰在于这方面的成功。尽管威尼斯确实缺少政党，但它却允许在贵族投票制内部和外部进行公开的政治辩论。同样它也拥有最发达的法治化政制（a most highly developed rule-of-law governance）”。 威尼斯商业共和国的长久稳定和完善的法治和宪政民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首先，直到1797年起政权被拿破仑帝国的大军占领和推翻，威尼斯人

30、未遭受外国人的征服和占领，也没有任何内部战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其次，从公元7世纪到18世纪末，威尼斯人一直非常富有。在长达近1200年的稳定商业历史中，以人均收入计算，如果说威尼斯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话，它至少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现在看来，欧洲历史上的威尼斯共和国存在的历史事实，已向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法治化宪政民主制度之下商业繁荣的典型范例。,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10.3 荷兰市场经济的兴起,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

31、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早在1867年，马克思（1975，页784）就曾在其资本论第1卷中评论到：“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显然就是指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当今意大利领土上的一些城邦共和国；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可能就不仅仅是指这些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城邦共和国了，而显然也包括后来的荷兰和英国了。 如果这里我们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意识形态色彩颇浓且很难说得清楚它本身到底是指什么的词，而

32、转用斯密-哈耶克所指的那种经由市场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人们之间市场交往与合作贸易的一种社会,体制安排，那么，过去学界所讨论和使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字眼，在讨论西方世界的近代兴起，以及大清帝制中国的发展停滞及其相关问题时，就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了。 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布罗代尔基本赞成蒲鲁东给“资本主义”一词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 在布罗代尔看来，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中，这个定义直到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布罗代尔还认为： “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

33、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 ” 据布罗代尔考证，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诞生日期十分犹豫。他在这里把日期定在16世纪，是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但据布罗代尔（1988，中译本页47）说，马克思“也曾考虑，在12 或13世纪，意大利城邦是否有过某种资本主义萌芽”

34、。 现在看来，按照“萌芽论”，如果说12和13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繁荣的国内和国际贸易还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我们将真得没法理解什么是学界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了。尤其是在布罗代尔本人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的语境中，我们更能辨识出这一问题。,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因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那种为市场交易中的“利润”而生产或经营，或者说，是为“资本”自身的无限扩展和自我增殖的冲动而生产或经营，而不仅仅如斯密当初所理解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只是为了互通有无和交换自己消费不

35、了的剩余产品，那么，这种萌芽在许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均存在过。当然，如果像马克思那样考虑“资本主义时代”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当波拉德所形容的那种市场贸易的“红色斑点”连成一片时，我们才能判定这种时代的真正开始时期。现在看来，如果经济学的制度经分析和比较中避开使用“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词汇，而是从斯密-哈耶克的“市场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来思考和诠释问题，就可以绕开许多理论麻烦。,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成长的视角来理解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经济社会史，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开始有

36、各封建领主庄园领主对自己所辖领地的市场分工和商业贸易的种种压制、限制和管制，尽管有城市手工业协会的种种商业行规的约束和强势管制，尽管存在中世纪罗马教会神权统治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或简单说来，尽管人类交易合作的市场秩序被欧洲各地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所浓厚覆盖着，但它们还是在这种钟罩所内涵的种种阻力、约束、限制、压抑和张力中，不断自我生成且不断地自发扩展着。 这种情形，恰似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拉德（Sidney Pollard）所形容的那种类似人体“发疹”过程的情形。,在“工业化和欧洲经济”一文中，波拉德（Pollard 1973，pp. 638-639）曾指出，欧

37、洲的新兴的工业城市，起先在欧洲地图上好像一个个的小红点，有些地方的红点逐渐多了起来，就红了一片，有些地方仍然红点稀疏，且颜色还比较淡，就说明这一地区的的商业贸易和市场发展还比较落后。反过来看，如果有些地方红点比较稠密、集中，且颜色较深，就说明那里的市场贸易比较发达。波拉德对对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开始时期欧洲新兴工业城市的描述，非常恰当地描述了哈耶克心目中的人类合作的市场秩序在欧洲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中自发生成和自发扩展的情形。 依照波拉德的形容，如果说中世纪南欧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作为人类市场交易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几个鲜艳亮丽的红色斑点只是在南欧孤立地存在了,School of Economics

38、,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许多个世纪的话，那么，自13世纪之后，欧洲低地地区【一般指历史上的尼德兰17省地区，大约覆盖当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的东北部。在16世纪前半期，尼德兰诸省主要处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16世纪60年代，尼德兰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荷兰、泽兰、格罗宁根等北方7省建立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而南方各省继续留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后来独立为比利时。】和加入汉撒同盟【在欧洲历史上，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或简称Hansa）是欧洲中世纪在德意志以及北欧地区一些城市所自发组成的旨在

39、促进和保护商业贸易的同业工会。在13世纪大致形成，并在14世纪达到鼎盛，15世纪中叶转衰，1669年解体。在鼎盛时期，加盟汉撒的城市超过了160个。,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汉撒同盟的总部设在德意志的卢卑克（Lbeck），主要由汉堡、不莱梅、科隆等大城市的富商和贵族所参加、组织并领导。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上，汉撒同盟是惟一能和威尼斯商业帝国相匹敌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贸易组织。在14世纪的鼎盛时期，汉撒同盟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曾拥有自己的武装和金库，还与封建君主们有过战争。汉撒同盟豢养的军队一度极为强大

40、，曾战胜过挑战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影响的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Valdmar IV）。在这一时期，汉撒同盟曾垄断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格尔德和基辅的沿海各地建立商站，在经济、政治、军事势力上一度非常强大。汉撒同盟可以被认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内的北欧城市，,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却不断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神权统治、各封建王国和地方领主势力，以及各城市手工业这

41、协会所共同“搭建”起来的一个个布罗代尔钟罩，而慢慢红成一片了。其中，率先出现的第一个“经济奇迹”，就是后来史学家所常说的“荷兰资本主义的兴起”。 许多历史研究已表明，从公元10世纪起，欧洲历史上的城市化趋势就日益增强起来。与之相伴的是贸易的增加和商人阶层的形成。到13、14世纪，除了商业贸易外，银行和金融服务业也开始在南欧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邦共和国发展起来。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自发扩展机制，说来很有点像是一种传染病的流行传播。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主要是在任何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中，人们一般均会从其它文化和地区的人们的经商致富活动中学习和模仿。这同样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情形。,Sc

42、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从历史上来看，在欧洲中世纪的中期和后期，威尼斯就与北欧和欧洲低地地区有着重要的商业贸易关系。它与佛兰德斯等地以及北欧国家的商业贸易关系，除经由陆地外，还直接通过航运来进行。譬如，早在1318年，威尼斯人就为德国商人建立了贸易货栈，以满足德国人在本地经商和住宿的需要。于是，威尼斯商人与北欧和欧洲低地地区的频繁经贸关系，自然会把哈耶克所见的那种市场自发扩展秩序，“传染”到了北欧以及欧洲低地地区了。其中，荷兰的市场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就是一个直接结果。 据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2001，中译

43、本页83）考证，“荷兰”（Holland）一词，只是在16世纪后半叶才进入人们的话语中，最初是指菲利普二世继承西班牙王冠时所统辖的欧洲低地地区的17个省份。,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从历史上看，直到15世纪末之前，这一地区一直为勃艮弟人所统治，曾一度落入西班牙王国和哈布斯王朝的统治之下。后来，因哈布斯王朝过度征税，西班牙王国的苛刻统治和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迫害，荷兰人组织了反对西班牙君主的叛乱，然后先后联合。在这些低地省份中，开始最富有的是南部的佛兰德斯，接着，布拉班特（Brabant）后来居上，最早发展起来纺织业工业

44、，并一度在整个工业生产上据领先地位。其后安特卫普也迅速发展起来，一度成了当时的经济、金融和商贸货物集散的中心。随后，荷兰、泽兰（Zeeland）、艾诺、弗里斯兰、格罗宁根、格尔德兰也相继兴起，并在后来加入了那一个共同体。 最早推动在荷兰诸省经济兴起的是商业和转口贸易。,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到15世纪，荷兰就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海运主要国家的地位。这时的荷兰商人，主宰了波罗的海的大宗贸易，包括向波罗的海国家运输英格兰和佛兰德的羊毛、法国和莱茵的葡萄酒、伊比利亚的盐、少量美洲的白银以及荷兰鲱鱼，并运回谷物、木材和海军

45、储备物资（Greenfield, 2001，中译本页85）。 活跃的商业和航海贸易，极大地刺激了荷兰诸省内部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其中的主要加工业有莱顿的羊毛，哈勒姆的亚麻，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加工、丝绸和印染，鹿特丹的榨糖，等等。到了17世纪，荷兰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了，包括对对进口的英格兰纺织品的精整工序，酿造，蒸馏，制盐，香烟制造，炼可可粉，铅制品生产，还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研磨光学镜片，显微镜生产，钟表制造，造船业、航海仪器，地图和航海图的制作，以及图书出版等等。,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根据麦迪森（Maddi

46、son, 2001, 中译本页6）的数字，到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全部商船队的总和，而从人均水平来看，则是后三个国家人均水平的25倍。荷兰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和庞大的商船队。后者曾在1600年到达日本，1601年到达中国，1626年在北美建立“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被英国买去，并改名为“纽约”），1641年在马六甲建立航运据点，1642年在新加坡和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建立了据点，1652年则从葡萄牙手中夺回了好望角。工业、商业、贸易、航运、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也极大的促进了荷兰的城市化水平。到了17世

47、纪，整个荷兰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半数。,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荷兰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和工商繁荣，尤其是其对外贸易的爆炸式的发展，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其它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或者精确地说，在16、17世纪荷兰经济的兴起中，银行、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经济部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17世纪以前，荷兰频繁和发达的对外贸易，自然产生了货币兑换的要求。但当时货币兑换商们曾一直受到社会和政府的指责，说他们常常引起金融混乱。于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城邦查禁了货币兑换商，接着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成立后，它所提供的便利金融服务

48、以及其所带来的安全感，使存款源源不断而来，有的甚至来自国外。反过来，这也使阿姆斯特丹银行能提供给商界许多国家的货币，使他们较容易地购买各国的商品。,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后来，阿姆斯特丹银行又开始承担商贸支付业务，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信贷银行。从历史上看，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贷业务，是从对阿姆斯特丹城邦发生战争时向政府发放贷款开始的。之后，它也对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经营活动，提供所需资金的信贷。到17世纪末，该银行业则开始对私人公司发放贷款。 商业繁荣和银行金融业的发展，使荷兰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据一位

49、叫Gregory King的人在1688年的估计，这一年荷兰的货币供应量，大约为900万英镑。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荷兰的人均货币供应量为英国的两倍和法国的3倍多（Greenfield, 2001, 中译本页101）。,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市场贸易、制造业和银行金融服务业的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使人口不多、地域有限的荷兰联邦在财富和经济实力上可以与当时许多人口众多和疆域辽阔的大国相媲美。 按照英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1676年的估计，当时法国人口是荷兰各省联邦的10倍多，但荷兰的商船队的数量却是法国的9倍，外贸额则是法国的4倍，而当时荷兰的利息率却只有法国的一半。荷兰当时还具有巨额的国外资产，而法国的国外资产却微不足道。 从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来看，在17世纪，荷兰已经是一个高度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譬如，它的大部分食品来自进口，它甚至雇佣外国士兵为其打仗，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则集中投入到那些高生产率的部门（Petty，1690）。 另外，按照Gregory King于169